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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世界各國，德意志人對戰爭的記憶和理解無疑最為客觀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這個民族的個性閃光點在於它嚴謹和求精的行事作風。但在我看來，德國人認識和思考歷史的態度和能力才是最為可貴的。他們製造過最深重的罪惡，經歷過最沉痛的教訓，也完成了最徹底的歷史反思。
德國人把前輩打過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戰爭，其特徵是以爭奪利益為目標，在作戰手段中基本遵循國際通行的行為準則；另一類是滅絕戰爭（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徵是以屠殺生命作為征服敵手並獲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閱讀德國的戰爭史時我發現，德國的歷史學家們只把其前輩進行的兩場戰爭冠以了“滅絕戰爭”稱號，其中一次是“二戰”時期德國在東歐戰場上進行的戰爭，另一次是20世紀元年德國遠征軍在中國鎮壓義和團的戰爭。為此我專門查閱了一批德國歷史學和漢學的專家撰寫的關於義和團戰爭的書籍和資料，其中有一本書的標題很能代表德國知識分子對前輩鎮壓中國義和團的認識，書名叫作《我為來到中國而羞愧》。作為德國遠征軍的後代能以這樣的立場書寫先人經歷的歷史，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在“二戰”後重新融入世界的一個根本性條件，那就是在德國的大眾誠信基礎上，德國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獨立和深刻的歷史反思精神。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具有四大特徵，其一是對歷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識、自身利益和政治時尚，其二是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把普世價值觀作為了評判歷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對戰爭歷史的反思並不受戰爭的勝負結果和歷史定論的影響，其四是對歷史的反思具有足夠的時代縱深。一個社會的思想精英群體能夠以這樣的姿態去引導人們讀史，這個社會的當代行為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從這一點出發，人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二戰”後的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國際處境會如此不同。
尼采說過：“極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後解放者，只有這種痛苦，才迫使我們大徹大悟。”19世紀這位德國哲人的至理名言已經應驗在了他的後人身上。對於這一點，前納粹德國國防軍中尉連長，退休教授奧克爾在回憶錄中寫下的一段話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
在經歷了所有的黑暗、瘋狂和價值毀滅之後，我的一切變化可以用一個夢想來表達。
我夢想，在我們星球上的所有民族能夠共同達成一個銷毀殺人武器的決定，一起來監視這個決定的執行，並且禁止任何繼續生產的行為出現。由此節省出來的財富，我們將用來投資海水的淡化，然後用這些淡水去澆灌沙漠，在那裡培育出草場和森林。人類不再有征服欲，不再有極端行為和狂熱領袖，一個沒有仇恨、暴力、報復和侮辱的世界由此而生。這個夢想何時能夠實現？或許要等到公元3000年？……
一股令人心動的思想清泉，歷經了80多年歲月的滌盪，而這一番肺腑之言又能夠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找到多少共鳴呢？不過，我相信從那場戰爭走過來的很多德國老兵們能讀懂它，因為我曾多次他們口中聽到過完全相同的一句話：
“我們永遠不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戰。”
2010年7月止筆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