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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誡紳士四條
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為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為上等。能保愚懦，雖偽職亦尚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為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為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眾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己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與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袒，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上任前他便聽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甫一上任，他就採取一系列剛猛措施，“嚴立法禁，違者重罰”，著手整頓吏治，清理訟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國藩先後參劾知府、知縣十一名，直隸政壇為之震動。五個月後，曾國藩又參革劣員八名。這些官員，皆為“性情卑鄙，操守不潔”、“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擅作威福，物議沸騰”、“品行卑污，工於逢迎”、“專事夤緣，貪而多詐”之輩，劣跡斑斑。裁汰劣員的同時，曾國藩極力保薦賢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隸吏治狀況大為改觀。
曾國藩直督任上整頓吏治的另一件事為清理訟案。他上任十個月，直隸審結登出舊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積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國藩親定《直隸清訟事宜十條》，規定：
一、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三、州縣官親自過問，“不得盡信幕友門丁”；
四、禁止濫傳濫押；
五、禁止書差索費；
六、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七、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八、久懸未結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別皂白，嚴辦誣告、訟棍；
十、獎勵人才，變易風俗。
“用人之道”為要(1)
曾國藩的成功之道關鍵在於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鑑，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曾國藩能夠成就事功，賢才雲集是一決定性因素。他的對手石達開對此深為折服，認為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左宗棠自視甚高，以當世諸葛亮自居，自號“老亮”，尤不服氣曾國藩，然論及識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輔。”有人評價說：“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為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俱’為勇，以‘戒懼’為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言雖詼諧，卻切中曾國藩成功之要害。
曾國藩認為，全才應德才兼備。“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若德才難以兼備，曾國藩更強調“德”，寧用有德無才，而不用有才無德之人。
曾國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為人威重，目光敏銳，見客時不喜多說，善於觀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後，曾國藩用心記其優劣，隨時備為採選之才。他第一次見江忠源後評價道：“此人氣度不凡，忠義血性，必以節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撫時在廬州被陳玉成的太平軍擊斃。曾國藩好友郭嵩燾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高下與其人之賢否。公識量恢宏，望而知其偉人生平，取捨是非，求信諸心，一言一事研核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
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為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為上等。能保愚懦，雖偽職亦尚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為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為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眾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己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與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袒，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上任前他便聽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甫一上任，他就採取一系列剛猛措施，“嚴立法禁，違者重罰”，著手整頓吏治，清理訟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國藩先後參劾知府、知縣十一名，直隸政壇為之震動。五個月後，曾國藩又參革劣員八名。這些官員，皆為“性情卑鄙，操守不潔”、“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擅作威福，物議沸騰”、“品行卑污，工於逢迎”、“專事夤緣，貪而多詐”之輩，劣跡斑斑。裁汰劣員的同時，曾國藩極力保薦賢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隸吏治狀況大為改觀。
曾國藩直督任上整頓吏治的另一件事為清理訟案。他上任十個月，直隸審結登出舊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積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國藩親定《直隸清訟事宜十條》，規定：
一、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三、州縣官親自過問，“不得盡信幕友門丁”；
四、禁止濫傳濫押；
五、禁止書差索費；
六、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七、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八、久懸未結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別皂白，嚴辦誣告、訟棍；
十、獎勵人才，變易風俗。
“用人之道”為要(1)
曾國藩的成功之道關鍵在於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鑑，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曾國藩能夠成就事功，賢才雲集是一決定性因素。他的對手石達開對此深為折服，認為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左宗棠自視甚高，以當世諸葛亮自居，自號“老亮”，尤不服氣曾國藩，然論及識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輔。”有人評價說：“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為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俱’為勇，以‘戒懼’為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言雖詼諧，卻切中曾國藩成功之要害。
曾國藩認為，全才應德才兼備。“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若德才難以兼備，曾國藩更強調“德”，寧用有德無才，而不用有才無德之人。
曾國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為人威重，目光敏銳，見客時不喜多說，善於觀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後，曾國藩用心記其優劣，隨時備為採選之才。他第一次見江忠源後評價道：“此人氣度不凡，忠義血性，必以節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撫時在廬州被陳玉成的太平軍擊斃。曾國藩好友郭嵩燾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高下與其人之賢否。公識量恢宏，望而知其偉人生平，取捨是非，求信諸心，一言一事研核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