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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的好處就在於,都察院和六科都是一幫官階很低的憤青,平時互相瞅著都不順眼,更不要說瞅上面那些威風八面的大佬了。高級官員稍有不慎,讓人抓住了把柄,這幫人就會聞風而動,奔走相告,生拉硬拽也要給你趕下來。平日尚且如此,更不要說逮到“京察”這種可以名正言順黑人的機會了。

  陽明非常清楚,在北京的科道官員隊伍里,要想找一個喜歡自己的人,比在中國足球隊裡找一個會射門的還難。所以他乾脆以退為進,在述職報告中不咸不淡地自我表揚了一番,不咸不淡地自我批評了一番,著重強調自己曾經被大惡人劉瑾搞得很慘(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請求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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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不過頭點地,憤青們見人家都慘成這樣了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朝廷也沒有批准他的退休請求。

  如果沒有特別的契機,陽明也許就在這南京鴻臚寺卿的任上終老了。

  而心學由於無法得到實踐的證明,最終也只會銷聲匿跡,漸為歷史的塵埃所覆蓋。

  然則歷史的走向卻使人欣喜,陽明再次用親身經歷驗證了一句話:不是你所處的環境決定你的命運,而是你所作的決定註定了你的命運。

  當你制定了一個目標時,整個宇宙都會讓你知道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

  而腦殘皇帝朱厚照的所作所為使幼兒園的小朋友都知道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異口同聲地告訴怪叔叔朱厚照——農民起義。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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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部分 文攻武衛

  農民又起義了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兵部尚書王瓊推薦,明廷將王陽明從南京鴻臚寺卿升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南:江西南安府。

  贛:江西贛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後還包括湖廣的郴州府和廣東的韶州府等地。

  我查了查譚其驤主編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發現將這些地方連接起來,所轄範圍著實不小,比單獨一個福建或江西都要大不少。

  為什麼?

  不為什麼,因為周圍的省份都不想要這塊地,於是這片區域就被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圖,重新成立了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叫南贛巡撫。

  正德年間的文官,如果跟誰有仇,就會詛咒他被調去當南贛巡撫。

  這塊地方基本是山區,油水是沒有的,亂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極差的。

  山民聚眾搶劫在當地屬於常態,偶爾集合起來攻占個把縣衙你也不要大驚小怪——至少巡撫衙門還是比較安全的。

  按理說此地經濟落後,男盜女娼,整個一現實版惡人谷,民眾應當避之不及才是,怎麼動靜反倒越鬧越大了?

  事實的真相很殘酷:正因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來的都是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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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無數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經受住了歷史考驗的同志終於閃亮登場,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謝志珊、藍天鳳、陳曰能,地盤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盤廣東。

  龔福全,地盤湖廣。

  詹師富,地盤福建。

  這些人里,個別已經稱王,即使沒稱的也高喊著“不納糧”、“不當差”的反動口號,得到了當地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廣泛支持。這幫人憑藉崇山峻岭,洞穴叢林的掩護,堵死個別山道,官軍壓根攻不進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諉,最多趕走了事,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漸成燎原之勢。放眼望去,贛南閩西大大小小一脈相連的山麓,千里皆亂。

  官有清濁,民有順刁,老戲新唱,農民造反。

  於是一個疑問產生了,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持續了上千年,政權換了一茬又一茬,記載治亂興衰的史書汗牛充棟,統治階級當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會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往死里剝削?

  問題遠非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通過遍覽明朝各地方志、奏摺以及《大明會典》,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明代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第二,明代的稅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有增加,反而在不斷減少;

  農業稅低到什麼程度呢?全國平均稅率不超過10/100。

  這確實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惡劣的是,即使這麼低的稅賦,還是有人一門心思地逃稅漏稅,而且通過長期的實踐和摸索,將逃稅這一偉大事業從技術層面上升到了藝術層面,並總結出多套專業術語,比如飛灑、詭寄、虛冒。具體操作方案,敬請參考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的記載。

  即使拋開這些人為的因素,單就稅制的設計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經濟學中有個“拉伐曲線”,它反映了一條規律:降低稅率實際上會增加稅收收入。這是因為民眾會對稅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應,高稅率會使其喪失勞動的積極性而情願享受閒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納稅理論中有一條“縱向平等”的指導思想,它主張支付能力高的納稅人應該繳納更多的稅,這聽起來似乎天經地義、自然而然,沒有比這再正確的了。不過落實到實際操作中,你會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比如你認為對昂貴皮衣應該徵收很高的稅,因為買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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