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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予以繕部員外郎管節慎庫。主事繆沅、工科高翔漢、御史熊世懿同交盤。……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止貯籍沒史家資，金帶犀盃衣服之類，只千餘金；沅為予言，此項已准作鞏駙馬家公主造墳之用，待他具領狀來，即應發去。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為守城之用。
《北歸記》中說：
庫藏止有二千三百餘金。外有加納校尉銀六百兩、易錢銀三百兩，貯吳書辦處；同年繆君沅云：“此項應存外，為軍興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衛國庫的老軍，對趙士錦說：
萬曆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
趙士錦感慨：“國家之貧至此！”
趙士錦親眼所見，因此知道國家確確實實一貧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像國庫之虛已到這種田地。當時百官以及富紳，都認為崇禎藏著掖著，擁有巨額內帑，卻捨不得拿出來。這也難怪，崇禎的祖父萬曆皇帝當年搜刮之狠和慳吝之極的性格，給人印象都過於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亂之後，崇禎接見閣臣，議及局勢，眾臣都敦促皇帝以內帑補充軍餉，崇禎唯有長嘆：“今日內帑難告先生。”{203}然而無人肯信。明亡之後，仍有人批評崇禎小氣，如楊士聰、張岱等。甚至將闖軍逃離北京時攜走的拷比得來的三千七百萬兩金銀，傳為掘之於宮中秘窖。這顯然不可能。崇禎身家性命且將不保，留此金銀何圖？“國家之貧至此”，是城破之前趙士錦以目擊提供的證言。
以這點錢，不必說打仗，就算放放煙火，恐怕也不夠。關鍵在於，皇帝與其臣民之間完全失去信任。崇禎到處跟人講國家已經無錢，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窮和敲詐。三月十日，最後關頭，崇禎派太監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國丈周奎家勸捐助餉，先晉其爵為候，然後才開口要錢，周奎死活不掏錢，徐高悲憤之下質問道：“老皇親如此鄙吝，大勢去矣，廣蓄多產何益？”{204}徐高的問號，也是讀這段歷史的所有人的問號。周奎究竟是何種心態？簡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別人一樣，認定崇禎自己藏著大把金銀不用，還到處伸手索取。如果他並不懷疑內帑已盡之說，想必應該比較爽快地捐一些錢，讓女婿拿去抵擋農民軍的。否則，朝廷完蛋，他顯然不會有好下場，這筆帳他不至於算不過來。歸根結底，他根本不信崇禎沒錢打仗。
從二月中旬起，崇禎下達捐餉令，號召大臣、勛戚、縉紳以及各衙門各地方捐款應急，共赴國難，“以三萬為上等”，但居然沒有任何個人和地方捐款達到此數，最高一筆只二萬，大多數“不過幾百幾十而已”，純屬敷衍。又諭每一大臣從故鄉舉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隸和浙江各舉一人，“余省未及舉也”{205}。大家多半不覺得皇帝缺錢。
然而，不相信皇帝沒錢，只是“信任危機”較為表層的一面；在最深層，不是錢的問題，是社會凝聚力出了大問題。危急時刻，若社會凝聚力還在，再大的難關仍有可能挺過。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7)
一個政權，如果長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麼在這樣的國度中，愛國主義是不存在的。愛國主義並非空洞的道德情懷，而是基於自豪和認同感的現實感受。否則，就會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樣，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最需要愛國主義、同心同德之際，現實卻無情地顯示：根本沒有人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沉淪似乎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面對它的死亡每個人都無動於衷———不僅僅是那些被損害者，也包括曾經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現實，撈取過大量好處的人。
崇禎所面對的，正是這種處境。當他向勛戚、宦官、大臣和富人們求援時，全部碰了軟釘子，他們想盡辦法不去幫助這個快要完蛋的政權。搪塞、撒謊、漠然，好像這政權的崩潰符合他們的利益，好像這政權不是曾經讓他們飛黃騰達，反而最深地傷害過他們。
一再催迫下，國丈周奎摳摳索索捐了一萬兩，崇禎認為不夠，讓他再加一萬兩，周奎竟然恬不知恥地向女兒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積攢的五千兩私房錢，悄悄交給父親，後者卻從中剋扣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當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禎。旬日之後，闖軍拷比的結果，周奎共獻出家財計銀子五十二萬兩、其他珍寶折合數十萬兩！
大太監王之心（東廠提督，受賄大戶）如出一轍。捐餉時只肯出萬兩，後經闖軍用刑，從他嘴裡掏出了現銀十五萬兩，以及與此價值相當的金銀器玩。
捐餉令響應者寥寥，崇禎改以實物代替現錢，讓前三門一帶富商豪門輸糧給前線部隊，同時給打仗的士兵家屬提供口糧，以為較易推行，但同樣被消極對待，不了了之。
我們並不明白，這些巨室留著萬貫家財打算做什麼，但有一種內心活動他們卻表達得明白無誤，即：無論如何，他們不想為拯救明王朝出力。
連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滅亡，遑論歷來被盤剝、被壓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禎不得不在腦中想到一個詞：眾叛親離。
《北歸記》中說：
庫藏止有二千三百餘金。外有加納校尉銀六百兩、易錢銀三百兩，貯吳書辦處；同年繆君沅云：“此項應存外，為軍興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衛國庫的老軍，對趙士錦說：
萬曆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
趙士錦感慨：“國家之貧至此！”
趙士錦親眼所見，因此知道國家確確實實一貧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像國庫之虛已到這種田地。當時百官以及富紳，都認為崇禎藏著掖著，擁有巨額內帑，卻捨不得拿出來。這也難怪，崇禎的祖父萬曆皇帝當年搜刮之狠和慳吝之極的性格，給人印象都過於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亂之後，崇禎接見閣臣，議及局勢，眾臣都敦促皇帝以內帑補充軍餉，崇禎唯有長嘆：“今日內帑難告先生。”{203}然而無人肯信。明亡之後，仍有人批評崇禎小氣，如楊士聰、張岱等。甚至將闖軍逃離北京時攜走的拷比得來的三千七百萬兩金銀，傳為掘之於宮中秘窖。這顯然不可能。崇禎身家性命且將不保，留此金銀何圖？“國家之貧至此”，是城破之前趙士錦以目擊提供的證言。
以這點錢，不必說打仗，就算放放煙火，恐怕也不夠。關鍵在於，皇帝與其臣民之間完全失去信任。崇禎到處跟人講國家已經無錢，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窮和敲詐。三月十日，最後關頭，崇禎派太監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國丈周奎家勸捐助餉，先晉其爵為候，然後才開口要錢，周奎死活不掏錢，徐高悲憤之下質問道：“老皇親如此鄙吝，大勢去矣，廣蓄多產何益？”{204}徐高的問號，也是讀這段歷史的所有人的問號。周奎究竟是何種心態？簡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別人一樣，認定崇禎自己藏著大把金銀不用，還到處伸手索取。如果他並不懷疑內帑已盡之說，想必應該比較爽快地捐一些錢，讓女婿拿去抵擋農民軍的。否則，朝廷完蛋，他顯然不會有好下場，這筆帳他不至於算不過來。歸根結底，他根本不信崇禎沒錢打仗。
從二月中旬起，崇禎下達捐餉令，號召大臣、勛戚、縉紳以及各衙門各地方捐款應急，共赴國難，“以三萬為上等”，但居然沒有任何個人和地方捐款達到此數，最高一筆只二萬，大多數“不過幾百幾十而已”，純屬敷衍。又諭每一大臣從故鄉舉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隸和浙江各舉一人，“余省未及舉也”{205}。大家多半不覺得皇帝缺錢。
然而，不相信皇帝沒錢，只是“信任危機”較為表層的一面；在最深層，不是錢的問題，是社會凝聚力出了大問題。危急時刻，若社會凝聚力還在，再大的難關仍有可能挺過。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7)
一個政權，如果長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麼在這樣的國度中，愛國主義是不存在的。愛國主義並非空洞的道德情懷，而是基於自豪和認同感的現實感受。否則，就會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樣，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最需要愛國主義、同心同德之際，現實卻無情地顯示：根本沒有人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沉淪似乎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面對它的死亡每個人都無動於衷———不僅僅是那些被損害者，也包括曾經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現實，撈取過大量好處的人。
崇禎所面對的，正是這種處境。當他向勛戚、宦官、大臣和富人們求援時，全部碰了軟釘子，他們想盡辦法不去幫助這個快要完蛋的政權。搪塞、撒謊、漠然，好像這政權的崩潰符合他們的利益，好像這政權不是曾經讓他們飛黃騰達，反而最深地傷害過他們。
一再催迫下，國丈周奎摳摳索索捐了一萬兩，崇禎認為不夠，讓他再加一萬兩，周奎竟然恬不知恥地向女兒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積攢的五千兩私房錢，悄悄交給父親，後者卻從中剋扣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當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禎。旬日之後，闖軍拷比的結果，周奎共獻出家財計銀子五十二萬兩、其他珍寶折合數十萬兩！
大太監王之心（東廠提督，受賄大戶）如出一轍。捐餉時只肯出萬兩，後經闖軍用刑，從他嘴裡掏出了現銀十五萬兩，以及與此價值相當的金銀器玩。
捐餉令響應者寥寥，崇禎改以實物代替現錢，讓前三門一帶富商豪門輸糧給前線部隊，同時給打仗的士兵家屬提供口糧，以為較易推行，但同樣被消極對待，不了了之。
我們並不明白，這些巨室留著萬貫家財打算做什麼，但有一種內心活動他們卻表達得明白無誤，即：無論如何，他們不想為拯救明王朝出力。
連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滅亡，遑論歷來被盤剝、被壓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禎不得不在腦中想到一個詞：眾叛親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