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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業生產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強化非經濟的激勵-威懾體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後期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系里，農民對自留地的熱情屬於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多吃多占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官員屬於官僚主義者階級，後來進一步定義為黨內資產階級；偷懶怠工屬於私有制時代剝削階級思想的殘餘；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是堅持思想政治領域中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
上述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模仿階段中成效可觀，但在較長時段的國際比較之中，則既不如市場機制那樣有效，又不如市場機制那樣充滿活力和創造性 。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建立的體制承受著多方面的內部壓力。一是農民對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農制度的追求壓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團對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的興趣；三是領導集團順應上述壓力向傳統的管理方式復歸的壓力，這種復歸是追求較低的管理成本和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過程，其中也包含了對農業自耕農制度和工業企業利潤掛帥與物質刺激原則的讓步和推崇。毛澤東認為，領導集團的當權派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毛式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為他們有選擇制度改變道路的權力。作為對上述圖景及其內在關係的把握，毛澤東創造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式社會主義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壓力，二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毛澤東堅信資本主義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競爭壓力。這是關係到民族和領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歷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競爭。由於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更顯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徵，毛澤東又有代替蘇聯為人類指明前進道路的宏偉抱負，國內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總圖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類的歷史總圖景的一部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毛澤東參照帝國治亂循環的被動調節方式，試圖建立一種主動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最高當局的控制之下製造小型的治亂循環，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利用民間“革命群眾”的力量，監督官僚集團沿著毛澤東設計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堅信他設計的道路合乎人民群眾的利益，文革就是憑藉革命群眾力量建立毛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制衡機制的努力。
在這種制衡機制中，毛澤東把勞動人民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個人民又要由他根據歷史規律予以定義。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須與領袖心目中的歷史規律一致，正是這項苛刻條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與最極端的個人專斷的匯合點。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這個微細的重合點上。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體制的確出現了許多偏離設計的失衡，但最嚴重的失衡是由強大自信的最高權力引發的。這是歷代帝國戰功卓著的早期統治者經常造成的問題。
大躍進是由最高領袖發動，由農民承擔主要代價的最嚴重的失衡。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根據自身利益和小集體利益安排生產的權利剝奪了，把他們與未收穫的莊稼的利益聯繫切斷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控制著，調配到原始的大煉鋼鐵試驗中，調配到設計粗劣的興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費。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試驗加速了集體糧食儲備的消耗。
大躍進造成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下降，導致了兩三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毛澤東被迫放棄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高指標，降低了農業領域的集權程度，所有制單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產隊，一度還默許了包產到戶的存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巨大權力直接侵犯了幹部集團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權利，一方面是毛澤東製造的半無政府狀態引發了對各種社會集團的合法權利的全面侵犯。這兩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卻沒有建立文革發動者試圖創建的治亂循環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機制。恰恰相反，各個社會集團對毛式社會主義的反感隨著各自損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毛澤東的去世削弱了對異己力量的清剿、壓制和勸說能力，舊的權利邊界有了恢復的可能。
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開放
當毛澤東緊閉國門試驗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之時，資本主義已經把人類社會拉入了一個新型的競爭環境，所爭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競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的競爭。競爭中的優勝者，在世界上擁有遠大於其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的影響力，而競爭的失敗者，則日益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國家。
毛澤東身後的中國，與歷代帝國一樣，孕育著決定命運的三大趨勢。在與國外列強的關係方面，中國的相對實力越來越弱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人口過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國內關係方面，官吏集團的規模日益膨脹，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邊界受到嚴重壓縮，反彈的力量越積越強。鄧小平順應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泄洪閘。這是中國的體制調整自我以適應內外環境的又一次努力相對人民公社制度，傳統的自耕農制度中蘊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農民追求這種利益的壓力的讓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農產品短缺問題迅速得到解決 。
相對計劃經濟和國營工商業制度，傳統的民間市場和私營工商業制度也蘊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無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內安排城市剩餘勞動力就業，無力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無力解決流通渠道不暢和供應短缺問題，因而積累了越來越大的社會不滿。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間商販和城鄉貿易市場，不得不容忍個體戶、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結果，在政府獲得巨額稅收的好處的同時，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之外獲得了就業機會，一個在規模、產值和利潤方面全面超越國營的民營工商業體系與市場一起迅速壯大，各類商品由普遍短缺轉為全面過剩。
相對封閉而言，向世界開放同樣蘊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國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知識和市場，都可以在開放中獲得至關重要的補充。開放政策一方面將國外產品和企業引進了中國，一方面將中國的企業推向了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在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踏上了分工和進化的良性軌道，並且逐步熟悉並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的規則體系。
在各個社會集團調整權利邊界的同時，帝國時代官吏集團的老症狀也表現得日漸鮮明。一套架空正式規定的潛規則體系逐漸擴張和強化，利用權力從各方面擠榨的油水，吸引並滋養了一個規模日益擴張的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