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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輕的時候也曾意氣風發、揮斥方遒、做進步青年狀，考大學不要家裡的一分錢，隻身去重慶，半工半讀，結果考試的時候因為長時間營養不良急性肺炎發作，當場暈倒，被拉到醫院急救，只好第二年再考。他在一家電影公司打工做看片員，一開始特別高興，因為可以白看電影，看了一段時間看傷了，只要一聽說有新片來就想吐，後來又做出納，曾經給當時的很多大明星發過工資，比如，孫道臨、白楊、胡蝶、趙丹什麼的。我總覺得那是《圍城》里才有的情景。
我一直鼓勵他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顯然他把我的話當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覺得這種雞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個進步青年成長為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學究，歷次的運動顯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餘悸，在家從不許大家說出格的話，寫信也非常黨八股，來不來就探討人生觀、思想教育、唯物主義啥的，私底下還經常說，小心駛得萬年船，搞不好什麼時候又變天了。直到這些年改革形勢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這些事。
我爸爸平時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對上就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後《大話西遊》的唐僧堪與匹敵，往往是從晚飯開始說，一直到所有電視台都道晚安，說得一家人人仰馬翻、哈欠連天。不僅如此，外公還每天深夜三四點醒過來和外婆聊天，話題可能關於哲學、科學、社會學，而且聲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輩子壓抑得太久了，終於到了能可著勁說話的時候，就有點收不住了。
外公一生都在追求科學精神、客觀真理，他總喜歡把自己搞成針砭時弊、頂風作案的姿態，比如他把自己的那本書取名《逆耳集》，封面是鋼筆畫的大警鐘，大有世人皆醉他獨醒的意思。而在我看來，他的主體思想中融合了各種哲學片斷、市井倫理、名人警句、宣傳口號、自說自話，什麼都是，什麼也都不是。既不尖銳，也不逆耳，基本上可以作為大學生思想修養的補充教材。我很佩服他能夠一直保持著這種另類的姿態，即使是歌功頌德，他也保持了這個范兒：哪怕再多人反對，我也敢說，人民群眾就是歷史的創造者。純粹的老派知識分子的作派。他還總把在文革時受迫害歸於自己不說假話，敢於仗義執言，而我很懷疑，就他的出身，即使他肯說假話，有誰會搭理他。
外公在晚年落下了一個給有關部門寫信的毛病，92年聯合國開“環境與發展”全球首腦會議，他給籌委會寫了一封標題很長的信：《及早遏制人口過度集中熱潮，運用高、新、尖科技開發地球新領域才是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根本有效捷徑》。除此以外，國家環保局、全國政協副主席、衛生部等眾多領導都被他多次騷擾過，當然沒有得到過回應，他便埋怨底下人搞官僚主義，不給他往上遞，阻撓了他造福全人類。我只好勸他：您都干一輩子革命了（當然，前大半輩子是“反革命”）還不放手，都像您這樣，年輕的幹部怎麼才能成長起來呢，也該給他們一些獨立開展工作的機會嘛。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說得外公非常受用。
外公在書里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堅定執著、積極向上、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形象，其實骨子裡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把世事看得很悲涼，對大多數美好事物都缺乏信任，總是一眼看到醜惡的一面，有時一針見血到刻毒的程度。我寧願相信這是他真正的一面，不管他如何掩飾，幾十年的劫難已經在他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害。
除了真理方面的愛好，外公還是一個生態農業的積極倡導者和小發明家，生態農業是他的專業，而小發明是他的業餘愛好，我覺得他在搞這些小玩意兒的時候還是蠻可愛的，比如，黨中央在提倡“四菜一湯”的時候，外公立刻發明了那種分好幾格的午餐盒，這個發明被政府發了獎狀，現在還在被大量使用，很多一次性飯盒也使用了這種格局，如果當時他申請了專利的話，可能早就是百萬富翁了；比如，可以用作鋼筆、秤、尺子、指揮棒、教鞭的多用拉槓工具；比如，被他命名為“風火輪”的兩個軲轆的溜冰鞋；比如，球形磁療按摩器；比如，把鼠害變為鼠利，綜合開發利用鼠資源的計劃；等等。
為了增加動手能力，他經常撿些別人廢棄的舊電器、電線回來，搗鼓來搗鼓去，後來上了癮，上街的時候眼神和普通人都不太一樣，盡往犄角旮旯里瞅，但凡能體體面面拿著的一律收回來，堆了一陽台。後來，他體力不行了，加上搬了新房子，只好絕了搞應用科學的心，轉而從事理論研究。
外公幼年隨他父親去過日本，英文很好，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為此他對新生事物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對科技方面的進步，每次見我討論最多的就是最新的科技發展，有的是我還不太知道的。大家都學電腦的時候，他拿硬紙殼畫了一個鍵盤，拿著練打字，說要體驗一下高科技。後來有人給他一個手機，他立刻興致勃勃地去上了一個號，其實他根本就不出門。
很慚愧，我對外公的了解其實很少，過去浪費了太多時間來探討真理，後來則很少見面，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關於外公的記憶只留下了這些雞零狗碎，我想，其實他的一生本可以寫成一出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傳奇。
我一直鼓勵他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顯然他把我的話當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覺得這種雞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個進步青年成長為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學究，歷次的運動顯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餘悸，在家從不許大家說出格的話，寫信也非常黨八股，來不來就探討人生觀、思想教育、唯物主義啥的，私底下還經常說，小心駛得萬年船，搞不好什麼時候又變天了。直到這些年改革形勢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這些事。
我爸爸平時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對上就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後《大話西遊》的唐僧堪與匹敵，往往是從晚飯開始說，一直到所有電視台都道晚安，說得一家人人仰馬翻、哈欠連天。不僅如此，外公還每天深夜三四點醒過來和外婆聊天，話題可能關於哲學、科學、社會學，而且聲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輩子壓抑得太久了，終於到了能可著勁說話的時候，就有點收不住了。
外公一生都在追求科學精神、客觀真理，他總喜歡把自己搞成針砭時弊、頂風作案的姿態，比如他把自己的那本書取名《逆耳集》，封面是鋼筆畫的大警鐘，大有世人皆醉他獨醒的意思。而在我看來，他的主體思想中融合了各種哲學片斷、市井倫理、名人警句、宣傳口號、自說自話，什麼都是，什麼也都不是。既不尖銳，也不逆耳，基本上可以作為大學生思想修養的補充教材。我很佩服他能夠一直保持著這種另類的姿態，即使是歌功頌德，他也保持了這個范兒：哪怕再多人反對，我也敢說，人民群眾就是歷史的創造者。純粹的老派知識分子的作派。他還總把在文革時受迫害歸於自己不說假話，敢於仗義執言，而我很懷疑，就他的出身，即使他肯說假話，有誰會搭理他。
外公在晚年落下了一個給有關部門寫信的毛病，92年聯合國開“環境與發展”全球首腦會議，他給籌委會寫了一封標題很長的信：《及早遏制人口過度集中熱潮，運用高、新、尖科技開發地球新領域才是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根本有效捷徑》。除此以外，國家環保局、全國政協副主席、衛生部等眾多領導都被他多次騷擾過，當然沒有得到過回應，他便埋怨底下人搞官僚主義，不給他往上遞，阻撓了他造福全人類。我只好勸他：您都干一輩子革命了（當然，前大半輩子是“反革命”）還不放手，都像您這樣，年輕的幹部怎麼才能成長起來呢，也該給他們一些獨立開展工作的機會嘛。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說得外公非常受用。
外公在書里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堅定執著、積極向上、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形象，其實骨子裡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把世事看得很悲涼，對大多數美好事物都缺乏信任，總是一眼看到醜惡的一面，有時一針見血到刻毒的程度。我寧願相信這是他真正的一面，不管他如何掩飾，幾十年的劫難已經在他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害。
除了真理方面的愛好，外公還是一個生態農業的積極倡導者和小發明家，生態農業是他的專業，而小發明是他的業餘愛好，我覺得他在搞這些小玩意兒的時候還是蠻可愛的，比如，黨中央在提倡“四菜一湯”的時候，外公立刻發明了那種分好幾格的午餐盒，這個發明被政府發了獎狀，現在還在被大量使用，很多一次性飯盒也使用了這種格局，如果當時他申請了專利的話，可能早就是百萬富翁了；比如，可以用作鋼筆、秤、尺子、指揮棒、教鞭的多用拉槓工具；比如，被他命名為“風火輪”的兩個軲轆的溜冰鞋；比如，球形磁療按摩器；比如，把鼠害變為鼠利，綜合開發利用鼠資源的計劃；等等。
為了增加動手能力，他經常撿些別人廢棄的舊電器、電線回來，搗鼓來搗鼓去，後來上了癮，上街的時候眼神和普通人都不太一樣，盡往犄角旮旯里瞅，但凡能體體面面拿著的一律收回來，堆了一陽台。後來，他體力不行了，加上搬了新房子，只好絕了搞應用科學的心，轉而從事理論研究。
外公幼年隨他父親去過日本，英文很好，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為此他對新生事物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對科技方面的進步，每次見我討論最多的就是最新的科技發展，有的是我還不太知道的。大家都學電腦的時候，他拿硬紙殼畫了一個鍵盤，拿著練打字，說要體驗一下高科技。後來有人給他一個手機，他立刻興致勃勃地去上了一個號，其實他根本就不出門。
很慚愧，我對外公的了解其實很少，過去浪費了太多時間來探討真理，後來則很少見面，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關於外公的記憶只留下了這些雞零狗碎，我想，其實他的一生本可以寫成一出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