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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清晨，瑞平在紅牆上見到了一張粘在牆上的白報紙，上面是“陳瑞平下流”五個大字。陳瑞平就用力把紙撕了下來。不料那就把詭計的封面打開了，裡面是一幅漫畫。用粉筆畫的。他和汪蓓蓓手牽著手走在一起，臉上都畫有紅的XX，兩人一絲不掛，他的“弟弟”被畫成如同山芋一樣臃腫醜陋，還在滴水！
陳瑞平在弄堂中行走，就像一個幽靈，在聲浪中飄浮。他忽然感悟。有一個人已經預料到了弄堂里會有這樣的場面，那就是爸爸。
有一天，一輛黃魚車徐徐從前弄堂過來，通過了小孩的防線，黃魚車上滿是行李家具。長腳阿蔡推著黃魚車。跟著阿蔡的是阿蔡的女人和蔡小妹。經過里委和房管所的反覆討論，住房緊張的長腳阿蔡一家成為對門的新房客。阿蔡一家是因為住房平均面積居本弄倒數第一，更是因為根紅苗正，弟弟又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才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對手中包括亭子間嫂嫂和紹興老太。亭子間嫂嫂帶著特別的心情來迎接新的鄰居。憤憤不平留在心裡，羨慕溢於言表。她忙著出來搶過阿蔡女人手中的包袱，熟門熟路地作了嚮導。
生逢1966 21(3)
當蔡小妹將對過關閉了二十多天的窗戶再次打開的時候，他正好在小間，她剛一抬頭，立刻把頭低下了,轉身就回了前樓。接著他聽到了蔡媽媽和小妹兇猛的爭執，然後是小妹的嚎啕大哭。陳瑞平突然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大約在三天之後，對過開始將窗門打開了。長腳阿蔡的老婆就將竹竿“渡”一些吃食過來了，有時是在飯里蒸著的南瓜和芋艿；有時是自己包的粽子；有時是幾根甜蘆粟。現在瑞平已經是人家可憐的對象了。
但是，小妹還會出現在對面的窗口嗎？難道現在他還有資格將目光流連在對窗嗎？
陳瑞平很多時間總將自己關在家中。他將父親的照片和母親的照片放在五斗櫥上，然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看。在媽媽的照片背後，他寫下了：
“邵玉清，生於1918年3月18日，死於1967年９月15日”。
在此之前，媽媽已經在爸爸的照片背後寫過：
“陳寶棟，生於1910年6月5日，死於1966年9月3日凌晨。”
爸爸有著方方的額角，斯文地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媽媽是蕭山江邊沙地上常見的長圓臉型，上眼皮有一點浮腫，照片上，她眯起了眼睛，好像要躲避那一下強烈的閃光燈。他們全在開心笑著。可惜照片剪開就不能再拼成為一張了。
生逢1966 尾聲(1)
陳瑞平那些在文革期間渡過中學時代的人，後來被稱為“老三屆”。“老三屆”中有不少的人都很有才幹，小木克就是一個。當然，今天這樣稱呼他有一點失敬，因為他今天是一個正局級幹部。
關於穆局長，有很多的傳說，他完全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他能在大起大落反反覆覆的年代永遠站在潮頭，又能在文化革命結束之後一直開著順風船。他總是能在關鍵的時候找到提攜他的人，又永遠有人在保護著他。
穆局長還是處長的時候，有一天在解放日報上見到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的作者是國家通訊社的陳瑞平。以後，穆亦可不斷看到陳瑞平的名字。他的照片要比年輕記者的圖片耐讀，總有那些畫面以外的內涵。看得出來，他比一般的攝影記者要有閱歷的多。最早被穆亦可注意的那張照片是在上海圖書館門口拍的，主角是一群在鐵門口等待開門的青年人。那時，他剛剛從黑龍江考上華東師範大學，他拍出了一個時代的特徵。他見到了逆光，所有的人全部都勾了輪廓，形象凝重有力。他加了閃光，最前面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老三屆，望著鐵門凝視的那種痴痴的期待眼神打動了很多人。
兩個中學時代的好友重逢了。
兩個全是忙人，他們好幾個月才有機會一起說說話，喝喝咖啡或者紅酒。陳瑞平已經成為一個胖子，體型很像是一個紡錘，他的話很多，其實是攝影記者平時用鏡頭代替了說話。穆局長的修養很好，完全能靜靜聽他講完，這對他勞碌的仕途是一種調劑。在宦海中沉浮就是在不斷說話，他對下屬說話和上級對他說話。做官時間越長，心就越是寂寞，他總是希望有一個和官場無關的安全角落，聽聽真話。
有一次，陳瑞平約了小木克來到淮海路。他們走進淮海路的某個大商場鬧中取靜的咖啡館，小木克一看就說，樓下當年應該是那家麵店。瑞平說是，他們籃球隊經常在這裡吃八分一碗的陽春麵。他們並肩坐在兩把藤椅上。瑞平越過精緻的咖啡杯，把自己的眼光看著窗外，他就不由自主地打個寒戰。這樣的眼神，有一點痴呆呆的。小木克沒有料到瑞平今天這樣沉默，就順著他的眼睛看，於是就見到了馬路對過一家只有半間門面的醬鴿店。一個穿著白色工作服的高個女人，正把一隻油津津的醬鴿掛到櫥窗前。她的背有一點駝了，在白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口罩之間，依稀看得到長悠悠的眉毛和眼睛。
“蔡小妹？”
“是的。”
“那家小店是她承包的？”
“不是，打工而已。每個月六百五十元。”
男人流著淚水一點一點說著一個女人，總有一點心煩意亂。蔡小妹第一個報名到黑龍江去。她在軍墾拼命地干是不用多說的。在查哈陽她是第一批選送上北京大學的。在上大學之前，作為工農兵學員的蔡小妹曾經表決心說她上了大學還要回到北大荒。別人是說說而已，最後都食言了。而她果然回去了。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她和在另一個農場紮根的哈爾濱青年戀愛了，就沒有走。兒子先她回來上學，他們兩口子一直到退休才來到上海。而她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處尋找陳瑞平，將他媽媽臨終時給她的金子交還。
陳瑞平在弄堂中行走，就像一個幽靈，在聲浪中飄浮。他忽然感悟。有一個人已經預料到了弄堂里會有這樣的場面，那就是爸爸。
有一天，一輛黃魚車徐徐從前弄堂過來，通過了小孩的防線，黃魚車上滿是行李家具。長腳阿蔡推著黃魚車。跟著阿蔡的是阿蔡的女人和蔡小妹。經過里委和房管所的反覆討論，住房緊張的長腳阿蔡一家成為對門的新房客。阿蔡一家是因為住房平均面積居本弄倒數第一，更是因為根紅苗正，弟弟又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才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對手中包括亭子間嫂嫂和紹興老太。亭子間嫂嫂帶著特別的心情來迎接新的鄰居。憤憤不平留在心裡，羨慕溢於言表。她忙著出來搶過阿蔡女人手中的包袱，熟門熟路地作了嚮導。
生逢1966 21(3)
當蔡小妹將對過關閉了二十多天的窗戶再次打開的時候，他正好在小間，她剛一抬頭，立刻把頭低下了,轉身就回了前樓。接著他聽到了蔡媽媽和小妹兇猛的爭執，然後是小妹的嚎啕大哭。陳瑞平突然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大約在三天之後，對過開始將窗門打開了。長腳阿蔡的老婆就將竹竿“渡”一些吃食過來了，有時是在飯里蒸著的南瓜和芋艿；有時是自己包的粽子；有時是幾根甜蘆粟。現在瑞平已經是人家可憐的對象了。
但是，小妹還會出現在對面的窗口嗎？難道現在他還有資格將目光流連在對窗嗎？
陳瑞平很多時間總將自己關在家中。他將父親的照片和母親的照片放在五斗櫥上，然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看。在媽媽的照片背後，他寫下了：
“邵玉清，生於1918年3月18日，死於1967年９月15日”。
在此之前，媽媽已經在爸爸的照片背後寫過：
“陳寶棟，生於1910年6月5日，死於1966年9月3日凌晨。”
爸爸有著方方的額角，斯文地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媽媽是蕭山江邊沙地上常見的長圓臉型，上眼皮有一點浮腫，照片上，她眯起了眼睛，好像要躲避那一下強烈的閃光燈。他們全在開心笑著。可惜照片剪開就不能再拼成為一張了。
生逢1966 尾聲(1)
陳瑞平那些在文革期間渡過中學時代的人，後來被稱為“老三屆”。“老三屆”中有不少的人都很有才幹，小木克就是一個。當然，今天這樣稱呼他有一點失敬，因為他今天是一個正局級幹部。
關於穆局長，有很多的傳說，他完全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他能在大起大落反反覆覆的年代永遠站在潮頭，又能在文化革命結束之後一直開著順風船。他總是能在關鍵的時候找到提攜他的人，又永遠有人在保護著他。
穆局長還是處長的時候，有一天在解放日報上見到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的作者是國家通訊社的陳瑞平。以後，穆亦可不斷看到陳瑞平的名字。他的照片要比年輕記者的圖片耐讀，總有那些畫面以外的內涵。看得出來，他比一般的攝影記者要有閱歷的多。最早被穆亦可注意的那張照片是在上海圖書館門口拍的，主角是一群在鐵門口等待開門的青年人。那時，他剛剛從黑龍江考上華東師範大學，他拍出了一個時代的特徵。他見到了逆光，所有的人全部都勾了輪廓，形象凝重有力。他加了閃光，最前面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老三屆，望著鐵門凝視的那種痴痴的期待眼神打動了很多人。
兩個中學時代的好友重逢了。
兩個全是忙人，他們好幾個月才有機會一起說說話，喝喝咖啡或者紅酒。陳瑞平已經成為一個胖子，體型很像是一個紡錘，他的話很多，其實是攝影記者平時用鏡頭代替了說話。穆局長的修養很好，完全能靜靜聽他講完，這對他勞碌的仕途是一種調劑。在宦海中沉浮就是在不斷說話，他對下屬說話和上級對他說話。做官時間越長，心就越是寂寞，他總是希望有一個和官場無關的安全角落，聽聽真話。
有一次，陳瑞平約了小木克來到淮海路。他們走進淮海路的某個大商場鬧中取靜的咖啡館，小木克一看就說，樓下當年應該是那家麵店。瑞平說是，他們籃球隊經常在這裡吃八分一碗的陽春麵。他們並肩坐在兩把藤椅上。瑞平越過精緻的咖啡杯，把自己的眼光看著窗外，他就不由自主地打個寒戰。這樣的眼神，有一點痴呆呆的。小木克沒有料到瑞平今天這樣沉默，就順著他的眼睛看，於是就見到了馬路對過一家只有半間門面的醬鴿店。一個穿著白色工作服的高個女人，正把一隻油津津的醬鴿掛到櫥窗前。她的背有一點駝了，在白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口罩之間，依稀看得到長悠悠的眉毛和眼睛。
“蔡小妹？”
“是的。”
“那家小店是她承包的？”
“不是，打工而已。每個月六百五十元。”
男人流著淚水一點一點說著一個女人，總有一點心煩意亂。蔡小妹第一個報名到黑龍江去。她在軍墾拼命地干是不用多說的。在查哈陽她是第一批選送上北京大學的。在上大學之前，作為工農兵學員的蔡小妹曾經表決心說她上了大學還要回到北大荒。別人是說說而已，最後都食言了。而她果然回去了。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她和在另一個農場紮根的哈爾濱青年戀愛了，就沒有走。兒子先她回來上學，他們兩口子一直到退休才來到上海。而她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處尋找陳瑞平，將他媽媽臨終時給她的金子交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