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頁
集罪惡之大成
普天同審古無例，
寒冬霜劍襲忠貞。
生而赤心別何憾，
是非自有史來證。
紅旗萬代崇
歲月漫漫黑夜朦，
忠良自古難受寵。
前仆後起有人繼，
真理紅旗萬代崇。一九七二年冬
我出獄後，逐漸地明白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的本質——
它和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分不開的。毛澤東主席講過，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言不虛傳。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但人為的曲折又增加了曲折的曲折，道路更曲折、更艱難了，唉！
六、家人受害 友人受株連。
在十年浩劫高潮時期，國瑛女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任編導工作，她曾遭受過罄竹難書的批鬥、折磨、侮辱、審查。兒媳杭貫嘉在北京石油部工作，亦遭審查，並下放湖北五七幹校勞動，我則被關押獄中。家中僅有十一歲的外孫女小琪和余鴻英阿姨及兒子彬彬共三人。小琪在我家胡同口的報房胡同小學念書。小琪經常用手指擦學校的窗玻璃，有人問她：「你為什麼要用手指擦呢，不痛嗎？」「家人的情況這樣，我只好忍受些。」小琪回答。「文革」中，為備戰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到處挖防空洞，當時報房胡同街道也挖防空洞，余阿姨每次去參加這項工程時，因家無人照顧兩孩，總是帶著小琪、彬彬同去。有天，兩孩和其他孩子去防空洞玩耍，彬彬和其他孩子先出洞，余阿姨見小琪不出來，便和群眾一起叫喊「小琪、小琪呀！」小琪出洞，余阿姨見小琪滿身灰塵，帶她回家，給她洗澡時，小琪告訴她說：「那個姓李的瓦工是壞蛋，對我動手動腳，還要脫我的衣褲，我拼命打他。把我嚇死了。他聽到你們在叫我，才放我出洞的。還嚇唬我說，不許告訴人，不然要我的命。」余阿姨聽了很是後怕。事後，余阿姨向居民委員會和房管所報告了，他們對這瓦工壞蛋進行了批判，停止了他瓦工的工作。
1968年大明兒工作的農機學院按林彪的一號戰備今，遷往四川重慶。大明參加建蓋學院校舍的勞動。同時，要他交待我的資料，亦被批鬥。1970年大明幾首次回家探親時，余阿姨告訴他小琪幾乎受辱的經過後，大明為安置小琪有個安全住處每天奔走，超過假期一個多月。他單位特派人來京，押大明回重慶。大明不放心小琪，帶孩子同回重慶了。大明單位的革命委員會，不認為大明兒超假是為了保護外甥女，而認為他無紀律、無組織。遂被開除公職，留校察看、勞動改造。大明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曾被錯劃為右派，批判、重體力勞動改造三年。於198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委員會，予以徹底平反。
經過小琪的遭遇，聯想起國瑛的大女小昭幸好在1962年由她母親忍痛托姨母國瓊帶出國了。國瑛生小昭時正忙於創建「八一」廠，她再忙每天總要抽出時間抱著小昭在窗下日曬片刻，每天給孩子親自洗澡等。孩子日常需要的一切，總是在早晚按書上說的想好安排妥當，叮囑保姆昭花（名字）照顧孩子，我見她那時工作、弄孩子真是夠辛苦的。光陰似箭，現在小昭已在美國大學畢業並亦有了可愛的男孩了。
1973年接大明電告病重，我和國瑛女著急，立刻買機票。當國瑛女飛抵重慶時已是黃昏，僱車難，她設法以一桌酒席酬勞，僱到一輛卡車。趕到山地農學院時，見大明慘臥宿舍病床，國瑛女轉身直奔二樓，黨委正在開會，她向黨委請假，黨委說：「等等」。國瑛女見天已黑，機警地將大明連同行李拖上卡車。到城當即買機票，大明安然回京就醫。這是第二次國瑛女協助大明兒脫險。
關於我們和余阿姨的情況：小琪現在美國，她每次回國探親，必去探望她，送些禮物表示心意。她的兒子彬彬結婚，我也贈了禮物。大明兒為她的大外孫介紹了他們認為很滿意的工作（汽車駕駛員）。不幸余阿姨已於1991年秋末去世，哀矣！
當余阿姨去世時，她的女兒們來報信，我當即幫助二百元安葬費用，次年清明節出資請其女兒代買鮮花為余阿姨祭墳。
李承清是浙江寧波人，生長在上海，是我兒媳杭貫嘉在上海同濟大學的同學，因小時候比較胖，大家叫她「胖胖」，日後便成了她的代名字了。文革期間她任中央民族學院生化系化學教研室主任。李承清為人善良、正直，待人熱情誠懇，聰明勤學，明事理、重情義，工作認真負責，做事絕不苟且的一個女性。我和孩子們都很喜愛她、尊重她，她亦很了解我們，高興與我家交往，對我特別尊重。1967年5月，杭貫嘉與我兒大明結婚後，她經常來探望我，日久如家人。
1967年10月，我被政協紅衛兵抓走時，她正住宿我家，因此，她也難免遭受一場災難。
1972年10月，李承清聞我釋放回家，高興得不敢相信，即時來家看我，久別重逢彼此雙手緊握，她激動地對我說：「董媽媽呀！您老人家真的回來了，我還以為再也見不著您了呢？您老人家臉色蒼白，消瘦得皮包骨頭，同以前相比儼然兩人了！」
她淚汪汪地環顧四周，見空蕩蕩的客廳，便嘆口氣說：「這客廳過去是那麼雅致、溫暖，富有藝術感，如今卻是空蕩淒涼。原先北牆上掛有周總理和您握手的大照片不見了，郭（沫若）老親筆書寫的沁園春詞也不見了，張大千、齊白石的畫也不知去向。」那天晚上就我們倆在一張長餐桌上吃晚飯，她朝南坐，我朝北坐，我們倆邊吃邊談。我說：「胖胖，聽說你為我也受了牽連。」說至此，她帶著不悅的神色，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她的如下一段經歷。「伯母被掀後，因我與您家的關係，也被單位軍宣隊隔離審查半年，對我進行了逼、供、信，迫我交待如何參與伯母的反革命活動，並勒令我按一個王某某[注]揭發伯母是大特務、老反革命的誣陷材料為依據，並出示王某某的誣告材料，也要寫一份同樣材料作旁證。我怎麼能按她瞎說的材料照抄一份呢？於是威脅我說：『現在還是陽春三月，你說了還不算晚；到了寒冬臘月可容不得你說啦！』」李承清又說：「更有甚者，是在一次批判我的大會上，竟有人要我老實交待與王任重吃吃喝喝的黑關係。想通過我與玉任重聯繫起來構成一條黑線。一時之際，我愕然；怎麼也想不到會蹦出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來。在百思不解中，我突然想起了，於是我說：『想起了，想起了。』主席台上頓時如獲珍寶似的滿面笑容。我說：『董竹君的兒子叫大明，他有個同學是上海人，常去他們家吃飯、聊天，我也在；叫王仁中大家叫他小王。我和他就這樣認識的，別無其他往來。』於是一場嚴肅的批判大會，主審員滿以為可以釣出一條大魚，現在大家面面相覷。」自此之後，叫她干最重最累的活，進行「勞動改造」，她因此得了腰肌勞損病，至今經常腰酸，不能幹彎腰的活。
普天同審古無例，
寒冬霜劍襲忠貞。
生而赤心別何憾，
是非自有史來證。
紅旗萬代崇
歲月漫漫黑夜朦，
忠良自古難受寵。
前仆後起有人繼，
真理紅旗萬代崇。一九七二年冬
我出獄後，逐漸地明白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的本質——
它和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分不開的。毛澤東主席講過，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言不虛傳。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但人為的曲折又增加了曲折的曲折，道路更曲折、更艱難了，唉！
六、家人受害 友人受株連。
在十年浩劫高潮時期，國瑛女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任編導工作，她曾遭受過罄竹難書的批鬥、折磨、侮辱、審查。兒媳杭貫嘉在北京石油部工作，亦遭審查，並下放湖北五七幹校勞動，我則被關押獄中。家中僅有十一歲的外孫女小琪和余鴻英阿姨及兒子彬彬共三人。小琪在我家胡同口的報房胡同小學念書。小琪經常用手指擦學校的窗玻璃，有人問她：「你為什麼要用手指擦呢，不痛嗎？」「家人的情況這樣，我只好忍受些。」小琪回答。「文革」中，為備戰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到處挖防空洞，當時報房胡同街道也挖防空洞，余阿姨每次去參加這項工程時，因家無人照顧兩孩，總是帶著小琪、彬彬同去。有天，兩孩和其他孩子去防空洞玩耍，彬彬和其他孩子先出洞，余阿姨見小琪不出來，便和群眾一起叫喊「小琪、小琪呀！」小琪出洞，余阿姨見小琪滿身灰塵，帶她回家，給她洗澡時，小琪告訴她說：「那個姓李的瓦工是壞蛋，對我動手動腳，還要脫我的衣褲，我拼命打他。把我嚇死了。他聽到你們在叫我，才放我出洞的。還嚇唬我說，不許告訴人，不然要我的命。」余阿姨聽了很是後怕。事後，余阿姨向居民委員會和房管所報告了，他們對這瓦工壞蛋進行了批判，停止了他瓦工的工作。
1968年大明兒工作的農機學院按林彪的一號戰備今，遷往四川重慶。大明參加建蓋學院校舍的勞動。同時，要他交待我的資料，亦被批鬥。1970年大明幾首次回家探親時，余阿姨告訴他小琪幾乎受辱的經過後，大明為安置小琪有個安全住處每天奔走，超過假期一個多月。他單位特派人來京，押大明回重慶。大明不放心小琪，帶孩子同回重慶了。大明單位的革命委員會，不認為大明兒超假是為了保護外甥女，而認為他無紀律、無組織。遂被開除公職，留校察看、勞動改造。大明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曾被錯劃為右派，批判、重體力勞動改造三年。於198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委員會，予以徹底平反。
經過小琪的遭遇，聯想起國瑛的大女小昭幸好在1962年由她母親忍痛托姨母國瓊帶出國了。國瑛生小昭時正忙於創建「八一」廠，她再忙每天總要抽出時間抱著小昭在窗下日曬片刻，每天給孩子親自洗澡等。孩子日常需要的一切，總是在早晚按書上說的想好安排妥當，叮囑保姆昭花（名字）照顧孩子，我見她那時工作、弄孩子真是夠辛苦的。光陰似箭，現在小昭已在美國大學畢業並亦有了可愛的男孩了。
1973年接大明電告病重，我和國瑛女著急，立刻買機票。當國瑛女飛抵重慶時已是黃昏，僱車難，她設法以一桌酒席酬勞，僱到一輛卡車。趕到山地農學院時，見大明慘臥宿舍病床，國瑛女轉身直奔二樓，黨委正在開會，她向黨委請假，黨委說：「等等」。國瑛女見天已黑，機警地將大明連同行李拖上卡車。到城當即買機票，大明安然回京就醫。這是第二次國瑛女協助大明兒脫險。
關於我們和余阿姨的情況：小琪現在美國，她每次回國探親，必去探望她，送些禮物表示心意。她的兒子彬彬結婚，我也贈了禮物。大明兒為她的大外孫介紹了他們認為很滿意的工作（汽車駕駛員）。不幸余阿姨已於1991年秋末去世，哀矣！
當余阿姨去世時，她的女兒們來報信，我當即幫助二百元安葬費用，次年清明節出資請其女兒代買鮮花為余阿姨祭墳。
李承清是浙江寧波人，生長在上海，是我兒媳杭貫嘉在上海同濟大學的同學，因小時候比較胖，大家叫她「胖胖」，日後便成了她的代名字了。文革期間她任中央民族學院生化系化學教研室主任。李承清為人善良、正直，待人熱情誠懇，聰明勤學，明事理、重情義，工作認真負責，做事絕不苟且的一個女性。我和孩子們都很喜愛她、尊重她，她亦很了解我們，高興與我家交往，對我特別尊重。1967年5月，杭貫嘉與我兒大明結婚後，她經常來探望我，日久如家人。
1967年10月，我被政協紅衛兵抓走時，她正住宿我家，因此，她也難免遭受一場災難。
1972年10月，李承清聞我釋放回家，高興得不敢相信，即時來家看我，久別重逢彼此雙手緊握，她激動地對我說：「董媽媽呀！您老人家真的回來了，我還以為再也見不著您了呢？您老人家臉色蒼白，消瘦得皮包骨頭，同以前相比儼然兩人了！」
她淚汪汪地環顧四周，見空蕩蕩的客廳，便嘆口氣說：「這客廳過去是那麼雅致、溫暖，富有藝術感，如今卻是空蕩淒涼。原先北牆上掛有周總理和您握手的大照片不見了，郭（沫若）老親筆書寫的沁園春詞也不見了，張大千、齊白石的畫也不知去向。」那天晚上就我們倆在一張長餐桌上吃晚飯，她朝南坐，我朝北坐，我們倆邊吃邊談。我說：「胖胖，聽說你為我也受了牽連。」說至此，她帶著不悅的神色，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她的如下一段經歷。「伯母被掀後，因我與您家的關係，也被單位軍宣隊隔離審查半年，對我進行了逼、供、信，迫我交待如何參與伯母的反革命活動，並勒令我按一個王某某[注]揭發伯母是大特務、老反革命的誣陷材料為依據，並出示王某某的誣告材料，也要寫一份同樣材料作旁證。我怎麼能按她瞎說的材料照抄一份呢？於是威脅我說：『現在還是陽春三月，你說了還不算晚；到了寒冬臘月可容不得你說啦！』」李承清又說：「更有甚者，是在一次批判我的大會上，竟有人要我老實交待與王任重吃吃喝喝的黑關係。想通過我與玉任重聯繫起來構成一條黑線。一時之際，我愕然；怎麼也想不到會蹦出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來。在百思不解中，我突然想起了，於是我說：『想起了，想起了。』主席台上頓時如獲珍寶似的滿面笑容。我說：『董竹君的兒子叫大明，他有個同學是上海人，常去他們家吃飯、聊天，我也在；叫王仁中大家叫他小王。我和他就這樣認識的，別無其他往來。』於是一場嚴肅的批判大會，主審員滿以為可以釣出一條大魚，現在大家面面相覷。」自此之後，叫她干最重最累的活，進行「勞動改造」，她因此得了腰肌勞損病，至今經常腰酸，不能幹彎腰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