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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又同時反映出以慈禧為代表的清朝統治集團的自救意識。
對慈禧推行新政應該如何認識，史學界亦眾說紛紜。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實行新政，純粹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形勢、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採取的「讓步」措施。慈禧並非什麼「中國近代化的最大保護神」，如果要給慈禧定性的話，只能說她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者、一個封建制度的頑固保護神。慈禧實行新政首先是迫於革命形勢的壓力；其次是想拉攏資產階級立憲派；最後是為安撫要求立憲的官僚。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有合乎時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對新事物、新問題，並非絕對死守傳統、頑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統治的前提下，她並不反對改革，能夠降詔求言，重用人才。
一種意見以為，鐵的教訓使慈禧認識到，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變、必變，否則只能「愚昧貧窮軟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歷史的譴責，因為正是她喪失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大好時機。當她實行新政、承諾預備立憲時，一個新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較量，取代了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的較量。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新政與百日維新二者在骨幹構成、歷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內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質差別，慈禧新政同樣是一次沒有成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總的來看，慈禧在新政的名義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許多都是戊戌變法內容的具體化、實踐化和延伸化。無庸諱言，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但新政既沒有起到加強清朝統治的效果，也遠不足以使社會各階級、階層感到國家已有新的氣象和起色。如果說當年光緒依靠康有為等掀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在社會上層中曾經引起強烈的反響，那麼以《辛丑條約》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賠款負擔為背景，相同內容的重演已經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效果了。賠款、練兵、新政所需的巨額「籌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帶來的些許希望。慈禧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依靠其支持以維持自己的統治，更是掩蓋不了的事實。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晚清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大眾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實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變革的浪潮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作為異族勢力的滿清王朝企圖竭盡全力左右這種變革，然而，反清的思潮、軍隊的渙散已在所難免。事實上，最後滅亡清朝的恰恰就是這些軍隊。政府在國外培訓的留學生，國內訓練的新軍隊，它所鼓勵的從事國內經營的商人，各省組織的諮議局，所有這種種勢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轉了矛頭，直指清王朝。」
清末新政，是慈禧的最後一幕。而慈禧在開始實行清末新政的時候，已使我們感到，她的政治生命行將終結。
讓我們以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一段話，結束對「原來慈禧」的描述。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地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再無人認為1780年的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20年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像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對慈禧推行新政應該如何認識，史學界亦眾說紛紜。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實行新政，純粹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形勢、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採取的「讓步」措施。慈禧並非什麼「中國近代化的最大保護神」，如果要給慈禧定性的話，只能說她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者、一個封建制度的頑固保護神。慈禧實行新政首先是迫於革命形勢的壓力；其次是想拉攏資產階級立憲派；最後是為安撫要求立憲的官僚。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有合乎時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對新事物、新問題，並非絕對死守傳統、頑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統治的前提下，她並不反對改革，能夠降詔求言，重用人才。
一種意見以為，鐵的教訓使慈禧認識到，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變、必變，否則只能「愚昧貧窮軟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歷史的譴責，因為正是她喪失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大好時機。當她實行新政、承諾預備立憲時，一個新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較量，取代了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的較量。
一種意見以為，慈禧新政與百日維新二者在骨幹構成、歷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內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質差別，慈禧新政同樣是一次沒有成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總的來看，慈禧在新政的名義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許多都是戊戌變法內容的具體化、實踐化和延伸化。無庸諱言，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但新政既沒有起到加強清朝統治的效果，也遠不足以使社會各階級、階層感到國家已有新的氣象和起色。如果說當年光緒依靠康有為等掀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在社會上層中曾經引起強烈的反響，那麼以《辛丑條約》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賠款負擔為背景，相同內容的重演已經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效果了。賠款、練兵、新政所需的巨額「籌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帶來的些許希望。慈禧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依靠其支持以維持自己的統治，更是掩蓋不了的事實。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晚清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大眾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實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變革的浪潮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作為異族勢力的滿清王朝企圖竭盡全力左右這種變革，然而，反清的思潮、軍隊的渙散已在所難免。事實上，最後滅亡清朝的恰恰就是這些軍隊。政府在國外培訓的留學生，國內訓練的新軍隊，它所鼓勵的從事國內經營的商人，各省組織的諮議局，所有這種種勢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轉了矛頭，直指清王朝。」
清末新政，是慈禧的最後一幕。而慈禧在開始實行清末新政的時候，已使我們感到，她的政治生命行將終結。
讓我們以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一段話，結束對「原來慈禧」的描述。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地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再無人認為1780年的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20年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像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