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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呢？”
“正在路上，中尉。我是迪特·甘瑟爾，我的崗位在前面那個街角。”
“是誰開車？”那位主管問。
那位駕駛人盡力地站起來，開始以法語訴說經過。一名看見全部過程的路人插進來說：
“這個人沒有看清就跨出路欄，這位小姐根本沒機會煞車。我是個銀行家，我就跟在他身後從郵局走出來。這人在錯誤的地方過馬路，而且沒有看清楚兩邊的來車就跨出路欄。我的名片。”那位銀行家遞一張名片給那位警官。
“謝謝你，穆勒博士，你能否做個聲明？”
“當然，我可以到你的警察局去，如果有必要的話。”
“好極了。”警察很少碰見那麼明理的人。
計程車司機就站在圍觀的人群中。一位有經驗的KGB特案官員。他以前也看過糟糕的作業，但是這一次——真夠荒唐可笑。當然，每一次作業都會碰到可能搞砸事情的意外，而往往是一些極簡單又愚蠢的意外。這位驕傲的特戰不對少校就這樣斷送在一名中年的女駕駛人手上，該死！他為什麼沒有看清兩邊的車子呢？我真應該派別的人去取那個信封，再完成那該死的任務。保密，他在那陰沉的臉色之下暗自咒罵；來自莫斯科的命令：將涉及的人數減到最低。他走過街道，回到他的車子裡，一面思量著該如何向他的上級解釋，錯誤永遠不可能歸咎於中央。
接下來，救護車抵達現場，警察從受害者的褲袋中取出他的皮夾。受害者的名字是齊格飛·伯恩——好極了，這位警官想著，一個來自漢堡亞頓納轄區的猶太人，一位法國駕駛人，一件“國際”車禍，須要額外的紙上作業。警官心中暗自希望著他剛才留在對街的餐館裡，而且吃完他的餐後甜點。為了忠於職責，他現在得付出代價。
救護人員的動作很快，將受害者抬上擔架之前，先在他的頸部周圍固定上一隻項圈，再在他的背部固定上背板，破裂的下肢則被硬紙板做成的夾板固定，空中醫護小組在他們上空盤旋。兩腳的足踝看來破碎不堪。在警官的注視下，整個過程只花了五分鐘，然後他登上救護車，留下三名警員處理善後並清理車禍留下的血跡。
“他的情況如何？”
“頭骨可能破裂了，他失血太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看清楚就跨越車道。”
“白痴！”醫護人員說道。“當我們沒事幹似的。”
“他會活嗎？”
“要看頭部受傷的情況，”救護人員聳聳肩，“一小時之內會替他動手術。你知道他的姓名嗎？我要填寫表格。”
“齊格飛·伯恩，漢堡市亞頓納轄區，凱撒街72號。”
“嗯，四分鐘之內可到醫院。”救護員量他的脈搏，記下記錄，“看起來不像猶太人。”
“說這種話要小心。”警官警告道。
“我太太就是猶太人。他的血壓急速下降。”救護車人員討論著要不要給他一劑強心針，最後他們決定還是由醫生來處理。
“漢斯，你跟醫院聯絡過了嗎？”
“是的，他們知道狀況。”司機答道。“今天不是齊格勒值班嗎？”
“希望是。”
司機作了一個快速的左轉彎，同時，警笛為他們清除前面的交通。一分鐘之後，救護車到達急診室，一位醫生和兩名護士已經等在那裡。
德國的醫院素來以效率著稱。十分鐘之內受害人——現在是受照顧的病患——已經被插入管子以保護他的呼吸道，注射了一單位的O型陰性血液，一瓶生理鹽水，並且被推入神經外科部門，立即接受安東尼·齊格勒教授親自主持的手術。那名警官必須與登記的醫生一起待在急診室。
“那麼，他是誰？”年輕的醫生問。那位警察將資料遞給他。
“一個德國人？”
“是不是很奇怪？”中尉問道。
“嗯，當無線電通知醫院時說你會一起來，所以我以為是一個外國人受傷了。”
“駕駛人是一名法國女性。”
“噢，那就可以解釋你為何在此，不過我還是認為他是外國人。”
“為什麼？”
“我幫他插管時，發現他有幾顆蛀牙，而且是用不鏽鋼修補的——差勁的技術。”
“或許他原來是住在東德的。”警官猜測道。登記的醫生嗤之以鼻。
“德國人絕不會做這麼差的工作！一個木匠都能做得更好。”醫生迅速地填好了認可表格。
“你想告訴我什麼？”
“他的牙醫很爛。奇怪，他看來滿體面的，衣著不差。猶太人，但是他有個極糟糕的牙醫師。”醫生坐下來繼續說：“我們當然也看見了許多其他奇怪的事情。”
“他的私人東西在哪裡？”警官是一個追根究底型的人，這是他在德國陸軍退伍後成為一名警察的原因。醫生領他到存放個人東西的地方，這地方由醫院的雇員保管。
他們發現他的衣物已被整齊地安排好，他的外套和襯衫分開放著，以免血漬沾污了其他東西。口袋裡的一串鑰匙和一隻大信封已被拿出來，記錄上整齊地列出和病患一起被送進醫院來的每一件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