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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攙著自己快要昏厥過去的母親向家門口快步走去,在那裡一個年輕人剛剛從裡面出來了,他是我的弟弟。他看到了我們,接著喊了起來:“爸爸,有人把媽媽扶回來了!她病了!”

  幾個小時過去了,我依舊一動不動,默然無語地坐在家人中間,他們正在注視著我,他們的目光仿佛像是已經忘記了地球還是圓的這個道理了。我看到在壁爐上有一幅我非常年輕時拍的照片。在照片旁邊放了一個小花瓶,花瓶里有幾支枯萎的鮮花。

  我慢慢地和家人講述著自己這幾年的經歷。但是我們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來恢復那些原來的生活——無論是那些等待我的家人,還是曾經如此盼望回到這裡的我。

  我知道自己的歸來讓家裡的每個人都需要時間來適應,那些街坊鄰里一定不能太快地知道我的回來,我們這個家庭的快樂現在還暫時是個秘密。在以後幾天裡,我幾乎都在昏沉沉地睡著,我住在我一個姐姐的房間裡,她在我沒有回來的時候已經出嫁了。

  我將在不久後參加法國軍隊,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戰敗國士兵將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再次參軍將有助於我慢慢地從過去的痛苦回憶中恢復過來。當然我這樣一個該死的德國佬已經得到了太多的寬大。我過去受到過的訓練讓我在那些新兵里輕易地成為最出色的一員,但是我也必須保持自己的低姿態,儘量不去得罪任何人。我知道將會見到那些曾經恨惡我的人和那些願意用自己寬容接納我一切的人。

  我的父母不允許我向外人提起自己的過去。

  我現在專注地聽著那些原先是我們對手的英雄們的故事。

  那些充滿了怨恨的人們將不會饒恕我的經歷,他們只是將我的過去看做是一種愚蠢或是一些必須被迫究的錯誤。而其他的人則有一天會懂得:在戰爭里,雙方的士兵都是能夠遵從同樣的美德或生活的原則的,戰爭的痛苦是不分語言和國界的。

  本來計劃在法國軍隊裡服務3年,但是我只待了10個月就提前退伍了。雖然我以為自己身體還算可以,但結果還是生了一場大病,並最終被批准提前退伍。

  在我退伍之前,我參加了1946年在巴黎舉行的一場盛大的遊行。遊行中有一段長長的靜默時間讓人們紀念那些在這場戰爭里死去的人,在那個時刻,我把這些名字在心裏面默默地誦讀了出來:

  恩斯特·紐巴赫、林森、維爾納、魏斯雷德、普林斯、索爾瑪、豪特、奧林海姆、斯佩羅夫斯基、斯邁倫、敦德、凱勒曼、弗萊維希、巴勒斯、弗洛施、烏滕貝克、西門雷斯……

  我拒絕把葆拉的名字加到這個名單裡面。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霍爾斯,或是林德伯格,或是費漢姆,或是沃勒斯,他們的名字與回憶永遠留在了我的生命裡面。

  但是有一個人我必須要忘記,他的名字叫做蓋伊·薩傑。

  譯後札記

  蓋伊·薩傑 [法國]

  [出自《被遺忘的士兵——一個德國士兵的蘇德戰爭回憶錄》] 1967

  沿著作者蓋伊的回憶,我們仿佛回到了上個世紀那場人類自相殘殺的血腥與絕望之中。當讀到蓋伊在俄羅斯冰原的記述時,我們似乎可以感到凜冽的寒氣從紙面間迎面襲來。在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後,我們今天依舊在譴責這場空前的戰爭。我常常想,這場戰爭中有最後的勝利者嗎?也許表面上是有的,但從人類自身的角度而言,恐怕並沒有什麼勝利者。

  作為發動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德國在一戰戰敗後受到了英、法、美等戰勝國的嚴厲懲罰。除了苛刻而巨額的賠款外,德國八分之一的國土被割讓給了波蘭、捷克、立陶宛等鄰國。正是因為這些毀滅德國經濟的懲罰性措施,德國成了德意志民族復興主義狂熱勢力的溫床。窘迫的生活和復仇的烈火成為一戰後普通德國人生活的主旋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德國人選擇了瘋狂鼓吹德意志民族優越論的阿道夫·希特勒作為自己的領袖。希特勒上台後的經濟政策在短短几年徹底扭轉了德國一片凋零的經濟面貌,普通德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德國迅速崛起成為歐洲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國,這些經濟上“奇蹟般的”變化讓德國人民認定希特勒是復興德意志民族的“偉大領袖”,而希特勒所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和反猶政策自然也成了當時絕大多數德國人擁護和支持的國家政策。隨著國家實力的強盛,在復仇和雪恥的旗幟下,德國終於發動了侵略波蘭的戰爭,隨即德國也對英國和法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全面爆發了。

  我們常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60多年了,現在是時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和反思這場戰爭留給我們的遺產了。我衷心地希望讀者通過這部書能夠更深地思索人性和人類的歷史,而不是簡單化地將歷史劃分為黑白兩個部分。實際上,只要有合適的誘因,在德國人身上發生的事情完全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民族身上,德國的經歷無非再次暴露了人類在處理自身矛盾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愚蠢和自負。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到了,如果我們還是將德國的問題看做是某個主義的作祟,而不是我們人性弱點可怕力量的釋放的話,那類似的事件一定還會在人類不遠的未來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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