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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在搜索、追捕的陰影下
1942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轉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陣營由被動的防禦階段開始向主動的反攻階段轉變。史達林格勒大會戰是這個轉折的主要標誌。
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在不到半年時間內，攻占了香港、菲律賓、277 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的帝汶、蘇門答臘、爪哇以及瓜達爾卡納爾島等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區域。但好景不長，5、6 月間，日軍在珊瑚海和中途島攻擊戰中大敗，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勢被遏制，往後即逐漸走向下坡路了。
進入1942 年，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仍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國同志一道堅持工作崗位。在敵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嚴重情況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穫：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 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占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法西斯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關於法西斯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銳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里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占領區全部的報告；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將動用大量日軍的報告；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侵略在華中敵占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13 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此外，還有中西功對日本南進的分析報告，認為日軍占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日本對戰局難以持久支持。
六、生死置之度外，功業水垂千古
1941 年冬，即尾崎秀實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從東京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向西去”。這個暗號的意思是勸告中西功“從速撤走”。1942 年3 月，有人告訴中西功，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向上海日軍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來審訊”的要求。往後，中西功察覺到有日本特務秘密監視和檢查的跡象。被捕的危險到來了，有同志勸告中西功設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終認為日本在這場大戰中不能持久，他還想回來繼續為中國和日本的革命事業竭盡全力，所以遲遲下不了決心。直到5 月間，日駐滬13 軍發動了對浙贛沿線作戰，中西功設法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達浙贛線後相機出走，前往後方根據地。中西功認為這樣走法可以為以後回來設下伏筆。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後，突然被東京直接派來的日本警視廳特高課特務誘捕並解往東京。
1942 年6 月16 日和中西功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南京的西里龍夫和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以及“北支派遣軍司令部”情報科長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里龍夫等被解到東京日本特務總部後，受到了殘酷的折磨。可是他們堅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惡魔面前。
在陰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視死如歸，理直氣壯，鏗鏘有力地陳述著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是為著實現日本人民和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務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促使日本在侵華戰場和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保衛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主力蘇聯，實現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們直接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行列，是因為現代的日本遭受著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酷統治，日本的革命活動受到嚴厲鎮壓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並促使日本侵華失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中日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中279 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們絕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偵探。從來沒有考慮過什麼個人的得失，什麼好處和報酬。相反，當組織上遇到經濟困難時，我們即以自己的積蓄傾囊支援。
“我們清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明白自己所從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險性，我們知道隨時有被捕和被殺的可能。但是，為了革命事業，我們時刻準備犧牲一切而心甘情願。”
在幾十次審訊中，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嚇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斷他們的發言，慌慌張張宣告：“此處不是宣揚共產主義的講壇，今日閉庭。”
最後，日本法西斯法庭對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嘆說：“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以及友邦勝負，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西里龍夫、中西功溝通敵國，罪惡極大，已無保存價值，判處極刑。”在這之前，因西里龍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獄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強制苦役折磨，英勇犧牲。
1942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轉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陣營由被動的防禦階段開始向主動的反攻階段轉變。史達林格勒大會戰是這個轉折的主要標誌。
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在不到半年時間內，攻占了香港、菲律賓、277 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的帝汶、蘇門答臘、爪哇以及瓜達爾卡納爾島等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區域。但好景不長，5、6 月間，日軍在珊瑚海和中途島攻擊戰中大敗，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勢被遏制，往後即逐漸走向下坡路了。
進入1942 年，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仍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國同志一道堅持工作崗位。在敵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嚴重情況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穫：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 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占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法西斯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關於法西斯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銳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里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占領區全部的報告；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將動用大量日軍的報告；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侵略在華中敵占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13 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此外，還有中西功對日本南進的分析報告，認為日軍占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日本對戰局難以持久支持。
六、生死置之度外，功業水垂千古
1941 年冬，即尾崎秀實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從東京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向西去”。這個暗號的意思是勸告中西功“從速撤走”。1942 年3 月，有人告訴中西功，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向上海日軍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來審訊”的要求。往後，中西功察覺到有日本特務秘密監視和檢查的跡象。被捕的危險到來了，有同志勸告中西功設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終認為日本在這場大戰中不能持久，他還想回來繼續為中國和日本的革命事業竭盡全力，所以遲遲下不了決心。直到5 月間，日駐滬13 軍發動了對浙贛沿線作戰，中西功設法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達浙贛線後相機出走，前往後方根據地。中西功認為這樣走法可以為以後回來設下伏筆。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後，突然被東京直接派來的日本警視廳特高課特務誘捕並解往東京。
1942 年6 月16 日和中西功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南京的西里龍夫和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以及“北支派遣軍司令部”情報科長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里龍夫等被解到東京日本特務總部後，受到了殘酷的折磨。可是他們堅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惡魔面前。
在陰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視死如歸，理直氣壯，鏗鏘有力地陳述著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是為著實現日本人民和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務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促使日本在侵華戰場和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保衛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主力蘇聯，實現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們直接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行列，是因為現代的日本遭受著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酷統治，日本的革命活動受到嚴厲鎮壓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並促使日本侵華失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中日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中279 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們絕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偵探。從來沒有考慮過什麼個人的得失，什麼好處和報酬。相反，當組織上遇到經濟困難時，我們即以自己的積蓄傾囊支援。
“我們清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明白自己所從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險性，我們知道隨時有被捕和被殺的可能。但是，為了革命事業，我們時刻準備犧牲一切而心甘情願。”
在幾十次審訊中，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嚇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斷他們的發言，慌慌張張宣告：“此處不是宣揚共產主義的講壇，今日閉庭。”
最後，日本法西斯法庭對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嘆說：“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以及友邦勝負，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西里龍夫、中西功溝通敵國，罪惡極大，已無保存價值，判處極刑。”在這之前，因西里龍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獄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強制苦役折磨，英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