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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反映了德、蘇戰爭的無情。即便在側重人物撰寫的《希特勒檔案》里也可讀到這些數字。但僅在少數幾處暗示了這場導致1840萬平民死亡的對蘇戰爭是一場種族滅絕戰爭。這些滅絕戰爭主要是由黨衛軍領導的，當然也有不空談政治的國防軍的份。
在“巴巴羅薩事件”第21a號補充指示中，黨衛軍在1941年3月13日就獲得“準備政治統治”的全權，理由是“最終解決兩個對立政治體制的鬥爭”。希特勒給國防軍總司令的任務是為了保證“德國的經濟”“充分利用這個國家”。國防軍和黨衛軍應協同行動，但黨衛軍並不受國防軍領導，而是掛靠關係。像常見的一樣，希特勒的雙重結構也造成了敵對，同時各機構互相推諉責任。而蘇聯共產黨，即史達林的政治上的讓步助長了戰爭的極端化。
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德國的宣傳機構利用蘇軍對德國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動員了所有的後備軍。1945年2月28日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再一次在廣播講話中號召人們同“嗜血成性，復仇欲強（！）”的敵人戰鬥。納粹省黨部頭目保爾·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戰地郵報》上要求每個德國人心中都懷著一種前所未有的仇恨，“這種仇恨必須釋放出來，我們充滿仇恨的信念必須像燃燒的火焰迎頭撲向敵人”。《希特勒檔案》里雖然不是如實記錄了這一宣傳，但基本上是正確反映出來了。
出版人後記(9)new
在宣傳部印刷的“大柏林保衛者作戰報”《坦克熊》報上儘是堅持到底的呼籲和有關實際戰況的謊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報稱“柏林紅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時它不得不承認，奧德河沿岸的布爾什維克們“藉助大量物質”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開”了奧德河——尼斯河前線。４月25日的頭條是“我們挺身堅守”。
讀者在第一頁發現了《不屈的吶喊》的標題下用粗體字寫著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為奴隸，我不能看著德國被人奴役”。如果將烏利希·馮·胡滕的詩作簡化成這句口號只是說說而已的話，幾天前一個“人民步兵師”就不會得到人道主義者的稱號了。除了這些倉促成立的部隊、國防軍的正規部隊和武裝黨衛軍，在馬丁·鮑曼的推動下於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衝鋒軍的隊伍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也投入了戰鬥。各地的人民衝鋒軍由當地的國家社會黨省黨部頭目領導。由鮑曼和時任補充陸軍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指揮。年齡在16至60歲之間的男人全都被徵召了。他們中約有20萬人陣亡或被當作失蹤了。在《希特勒檔案》里從道德上譴責了人民衝鋒軍。回顧起來，德國這最後的困獸之鬥在軍事上毫無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
儘管裝備很差，但這些瀕死的隊伍將蘇軍的勝利推遲了數個星期。他們短期地抵擋住了“布爾什維主義的世界敵人”，“蒙古人的衝鋒”——這是戈培爾1945年4月24號召柏林人時的說法。蘇軍雖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圍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領在雅爾達公約上答應給他們的德國領土。實施戈培爾的堅持意志的是那位獨裁者1945年3月20號在總理府花園裡獎給他鐵十字勳章的那樣的希特勒青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懷疑宣傳的真實性也不懷疑希特勒的領導才能。
但老兵們也一直戰鬥到希特勒自殺，儘管他們已經醒悟並且認為戰爭輸掉了。他們掉進了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萊爾施1914年所寫的詩作《戰士的告別》中的兩行詩。它的主要內容“德國必須生存，哪怕我們必須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無數墓碑上，每個學生在德語課上都要學這首詩。在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一代人當中，個人服從集體就像願意為“人民”、“德國”、“旗幟”或“榮譽”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樣是理所當然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成功的戰鬥機飛行員、戈林和里芬施塔爾的朋友恩斯特·烏德特將軍1931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個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匯入到我們的共同命運的河流中”。他把他對死亡的嚮往與對希特勒的信仰聯繫起來：“我們曾是沒有旗幟的戰士，我們重又打開了我們的旗幟，元首將它還給了我們，老戰士們又值得生存了。”
因此不能確定《希特勒檔案》的主角們是否真如文中表達的那樣討厭毫無意義的防守。1961年，歷史學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國防軍總司令部的戰爭日記》一書的合作者和出版人，這樣“評價歷史”--同戰爭倖存者的評價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預感和知道戰爭已經輸了……他通過延長戰爭，讓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即使在幾十年之後，這場絕望戰爭的發起人中仍有一位認為那無數的犧牲是值得的。原帝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這樣玩世不恭地解釋說：“那不是為了將希特勒的生命延長三天，而是為了不讓忠誠從世界上消失。”
4．缺陷，《希特勒檔案》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錯誤。
在“巴巴羅薩事件”第21a號補充指示中，黨衛軍在1941年3月13日就獲得“準備政治統治”的全權，理由是“最終解決兩個對立政治體制的鬥爭”。希特勒給國防軍總司令的任務是為了保證“德國的經濟”“充分利用這個國家”。國防軍和黨衛軍應協同行動，但黨衛軍並不受國防軍領導，而是掛靠關係。像常見的一樣，希特勒的雙重結構也造成了敵對，同時各機構互相推諉責任。而蘇聯共產黨，即史達林的政治上的讓步助長了戰爭的極端化。
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德國的宣傳機構利用蘇軍對德國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動員了所有的後備軍。1945年2月28日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再一次在廣播講話中號召人們同“嗜血成性，復仇欲強（！）”的敵人戰鬥。納粹省黨部頭目保爾·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戰地郵報》上要求每個德國人心中都懷著一種前所未有的仇恨，“這種仇恨必須釋放出來，我們充滿仇恨的信念必須像燃燒的火焰迎頭撲向敵人”。《希特勒檔案》里雖然不是如實記錄了這一宣傳，但基本上是正確反映出來了。
出版人後記(9)new
在宣傳部印刷的“大柏林保衛者作戰報”《坦克熊》報上儘是堅持到底的呼籲和有關實際戰況的謊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報稱“柏林紅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時它不得不承認，奧德河沿岸的布爾什維克們“藉助大量物質”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開”了奧德河——尼斯河前線。４月25日的頭條是“我們挺身堅守”。
讀者在第一頁發現了《不屈的吶喊》的標題下用粗體字寫著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為奴隸，我不能看著德國被人奴役”。如果將烏利希·馮·胡滕的詩作簡化成這句口號只是說說而已的話，幾天前一個“人民步兵師”就不會得到人道主義者的稱號了。除了這些倉促成立的部隊、國防軍的正規部隊和武裝黨衛軍，在馬丁·鮑曼的推動下於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衝鋒軍的隊伍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也投入了戰鬥。各地的人民衝鋒軍由當地的國家社會黨省黨部頭目領導。由鮑曼和時任補充陸軍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指揮。年齡在16至60歲之間的男人全都被徵召了。他們中約有20萬人陣亡或被當作失蹤了。在《希特勒檔案》里從道德上譴責了人民衝鋒軍。回顧起來，德國這最後的困獸之鬥在軍事上毫無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
儘管裝備很差，但這些瀕死的隊伍將蘇軍的勝利推遲了數個星期。他們短期地抵擋住了“布爾什維主義的世界敵人”，“蒙古人的衝鋒”——這是戈培爾1945年4月24號召柏林人時的說法。蘇軍雖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圍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領在雅爾達公約上答應給他們的德國領土。實施戈培爾的堅持意志的是那位獨裁者1945年3月20號在總理府花園裡獎給他鐵十字勳章的那樣的希特勒青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懷疑宣傳的真實性也不懷疑希特勒的領導才能。
但老兵們也一直戰鬥到希特勒自殺，儘管他們已經醒悟並且認為戰爭輸掉了。他們掉進了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萊爾施1914年所寫的詩作《戰士的告別》中的兩行詩。它的主要內容“德國必須生存，哪怕我們必須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無數墓碑上，每個學生在德語課上都要學這首詩。在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一代人當中，個人服從集體就像願意為“人民”、“德國”、“旗幟”或“榮譽”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樣是理所當然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成功的戰鬥機飛行員、戈林和里芬施塔爾的朋友恩斯特·烏德特將軍1931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個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匯入到我們的共同命運的河流中”。他把他對死亡的嚮往與對希特勒的信仰聯繫起來：“我們曾是沒有旗幟的戰士，我們重又打開了我們的旗幟，元首將它還給了我們，老戰士們又值得生存了。”
因此不能確定《希特勒檔案》的主角們是否真如文中表達的那樣討厭毫無意義的防守。1961年，歷史學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國防軍總司令部的戰爭日記》一書的合作者和出版人，這樣“評價歷史”--同戰爭倖存者的評價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預感和知道戰爭已經輸了……他通過延長戰爭，讓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即使在幾十年之後，這場絕望戰爭的發起人中仍有一位認為那無數的犧牲是值得的。原帝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這樣玩世不恭地解釋說：“那不是為了將希特勒的生命延長三天，而是為了不讓忠誠從世界上消失。”
4．缺陷，《希特勒檔案》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