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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對尼克森在越南問題上的做法持批評態度的人向白宮一名警衛遞交了一份請願書，闡述了他們的見解。菲利普·貝里根神甫在白宮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報劇，以表明當局如何虐待那些敢於說出反對意見的人。貝里根假裝以粗暴手段來對付一個舉著和平標語牌的婦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領會這齣戲的含意，這位神甫還在自己的脖子上掛了一個寫著“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於公布五角大樓文件而臨被定罪並判總共達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在全國和平行動聯合會舉辦的聚餐會上發表了演說。他諷刺總統在就職典禮上所許諾的一代的和平，說“他結束這場戰爭就象結束對我的訴訟案一樣，”並把為越戰提供軍火的製造商比作納粹奧斯維辛死亡營的設計師。
見到貝里根和埃爾斯伯格的人當然不多，但是大多數反對就職典禮的集會，參加者都很踴躍。在大教堂舉行的伯恩斯坦音樂會參加者三千人，另外還有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人夜裡站在外面聽大喇叭里的廣播。五萬人在請願書上簽了名。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進軍一樣，把時間安排在總統在國會山作演說的時候，吸引了七萬五千到十萬人，開始時由越戰復員軍人反戰協會的二千五百名會員從阿靈頓國家公墓向華盛頓紀念塔進軍，然後在那裡舉行了一次虛擬的簽訂和約的儀式，最後是紐約的女國會議員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說。她從半導體收音機里聽到尼克森的演說，於是在這裡對之大加斥責。
聽眾中有一些年輕人扛著已經過了時的標語牌，上面寫著“停止轟炸”。這是可笑的。三個星期以前，閃電轟炸就已停下來了。另一些抗議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戰完全不相干；正當尼克森發表演說時，由一位心懷不滿的百萬富翁租來的小型雙翼飛機在警察和空軍直升飛機的密切監視下掠空而過，掛著一條“批准金幣流通”的標語。然而舉行抗議這個作法並不荒謬。那遠比就職演說、柴可夫斯基的沒有炮聲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維吉尼亞中學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隊從白宮門前走過的樂隊要來得更符合美國精神。這個樂隊是傑布·馬格魯德所設計的第二個百年紀念日計劃的產物。
在約瑟夫·麥卡錫時期最黑暗的年月里，當西維吉尼亞一所大學校長為一位受到圍攻的自由主義者辯護出庭作證時，一位律師曾問他：對他來說，美國象徵著什麼。他回答說，象徵著“可以有不同意見的權利”。他的意思當然並不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興之所至隨便胡來的人，儘管在美國什麼時候也會容許占星學家，相信天空會出現飛碟的人存在，容許1948年在華盛頓買下華屋廣廈，準備等到杜威當政時居住的共和黨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那也就得擴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廣大的保護傘下，使那些不受大眾歡迎的，熱心宣揚為大多數人認為錯誤的事業的人得以存在下去。為艾森豪、麥克阿瑟、約翰·格倫、尼爾·阿姆斯特朗歡呼容易：然而要能夠容忍憎恨詹森的氣象員派、跟約翰·甘迺迪搗亂的伯奇會員，以及跟羅斯福為難的自由聯盟盟員，那可是需要點氣量的。
那些在尼克森任職時期年逾五十的美國人的記憶中，這個國家的寬容耐性的確經受了極大的考驗。有時簡直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稱全變成了美國歷史上可恥的污點。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學、美萊、伯明罕、奧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鋼鐵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的加利福尼亞州集中營以及本書一開頭就述及的安納科斯夏河邊地被夷為平地的補償金軍人的營地。
但這些仍不過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現出容忍精神的事例開列出來，那肯定比這個名單要長許多倍，並可著作是全國自由戰士的光榮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維斯、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麥可、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舉著“為和平運動者免費供應毒氣”標語牌的美國納粹分子、“普韋布洛”號的艦長、公正對待古巴委員會、埃德溫·沃克、化學家萊納斯·波林、羅莎·帕克斯、“美國第一”派、厄爾·白勞德、小花神壇，威廉·達德利·佩利、休伊·朗格、傑拉德·斯密斯和唱著《國際歌》歡迎1932年12月回到華盛頓的第七十二屆國會的乾枯的幽靈。
那些敢於違抗民眾意志的人固然象表達民眾意志的人一樣值得我們懷念；但那些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國家中堅保持警惕、忠城並使國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強的那些無言的見證人，也應受到我們的尊敬。每到危機時刻，他們總默默無聲聚集在賓夕祛尼亞大道對面和白宮相對的拉斐特公園裡：總統只要拍頭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們，讓他注意到他的僱主們正在注視著他。在考驗國家意志、並常常決定國家政策的國會大型聽證會上，他們總是出席的；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戰爭、謝爾曼·亞當斯和伯納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陸軍與麥卡錫的爭執、被埃斯蒂斯·凱弗維爾揭露的匪幫、希斯和錢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羅斯福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以及對大蕭條時期華爾街應負何種責任等問題都曾在這裡加以考慮。他們這些人觀看過塔夫脫鐘樓的落成典禮，他們瞻仰過羅斯福和艾森豪的遺體，1963年11月25日他們曾含著無限悲傷默立著目視一輛靈車載運約翰·甘迺迪的遺體越過紀念橋向阿靈頓公墓不滅的火焰行去。
見到貝里根和埃爾斯伯格的人當然不多，但是大多數反對就職典禮的集會，參加者都很踴躍。在大教堂舉行的伯恩斯坦音樂會參加者三千人，另外還有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人夜裡站在外面聽大喇叭里的廣播。五萬人在請願書上簽了名。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進軍一樣，把時間安排在總統在國會山作演說的時候，吸引了七萬五千到十萬人，開始時由越戰復員軍人反戰協會的二千五百名會員從阿靈頓國家公墓向華盛頓紀念塔進軍，然後在那裡舉行了一次虛擬的簽訂和約的儀式，最後是紐約的女國會議員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說。她從半導體收音機里聽到尼克森的演說，於是在這裡對之大加斥責。
聽眾中有一些年輕人扛著已經過了時的標語牌，上面寫著“停止轟炸”。這是可笑的。三個星期以前，閃電轟炸就已停下來了。另一些抗議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戰完全不相干；正當尼克森發表演說時，由一位心懷不滿的百萬富翁租來的小型雙翼飛機在警察和空軍直升飛機的密切監視下掠空而過，掛著一條“批准金幣流通”的標語。然而舉行抗議這個作法並不荒謬。那遠比就職演說、柴可夫斯基的沒有炮聲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維吉尼亞中學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隊從白宮門前走過的樂隊要來得更符合美國精神。這個樂隊是傑布·馬格魯德所設計的第二個百年紀念日計劃的產物。
在約瑟夫·麥卡錫時期最黑暗的年月里，當西維吉尼亞一所大學校長為一位受到圍攻的自由主義者辯護出庭作證時，一位律師曾問他：對他來說，美國象徵著什麼。他回答說，象徵著“可以有不同意見的權利”。他的意思當然並不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興之所至隨便胡來的人，儘管在美國什麼時候也會容許占星學家，相信天空會出現飛碟的人存在，容許1948年在華盛頓買下華屋廣廈，準備等到杜威當政時居住的共和黨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那也就得擴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廣大的保護傘下，使那些不受大眾歡迎的，熱心宣揚為大多數人認為錯誤的事業的人得以存在下去。為艾森豪、麥克阿瑟、約翰·格倫、尼爾·阿姆斯特朗歡呼容易：然而要能夠容忍憎恨詹森的氣象員派、跟約翰·甘迺迪搗亂的伯奇會員，以及跟羅斯福為難的自由聯盟盟員，那可是需要點氣量的。
那些在尼克森任職時期年逾五十的美國人的記憶中，這個國家的寬容耐性的確經受了極大的考驗。有時簡直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稱全變成了美國歷史上可恥的污點。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學、美萊、伯明罕、奧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鋼鐵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的加利福尼亞州集中營以及本書一開頭就述及的安納科斯夏河邊地被夷為平地的補償金軍人的營地。
但這些仍不過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現出容忍精神的事例開列出來，那肯定比這個名單要長許多倍，並可著作是全國自由戰士的光榮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維斯、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麥可、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舉著“為和平運動者免費供應毒氣”標語牌的美國納粹分子、“普韋布洛”號的艦長、公正對待古巴委員會、埃德溫·沃克、化學家萊納斯·波林、羅莎·帕克斯、“美國第一”派、厄爾·白勞德、小花神壇，威廉·達德利·佩利、休伊·朗格、傑拉德·斯密斯和唱著《國際歌》歡迎1932年12月回到華盛頓的第七十二屆國會的乾枯的幽靈。
那些敢於違抗民眾意志的人固然象表達民眾意志的人一樣值得我們懷念；但那些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國家中堅保持警惕、忠城並使國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強的那些無言的見證人，也應受到我們的尊敬。每到危機時刻，他們總默默無聲聚集在賓夕祛尼亞大道對面和白宮相對的拉斐特公園裡：總統只要拍頭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們，讓他注意到他的僱主們正在注視著他。在考驗國家意志、並常常決定國家政策的國會大型聽證會上，他們總是出席的；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戰爭、謝爾曼·亞當斯和伯納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陸軍與麥卡錫的爭執、被埃斯蒂斯·凱弗維爾揭露的匪幫、希斯和錢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羅斯福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以及對大蕭條時期華爾街應負何種責任等問題都曾在這裡加以考慮。他們這些人觀看過塔夫脫鐘樓的落成典禮，他們瞻仰過羅斯福和艾森豪的遺體，1963年11月25日他們曾含著無限悲傷默立著目視一輛靈車載運約翰·甘迺迪的遺體越過紀念橋向阿靈頓公墓不滅的火焰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