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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委員會的委員中，郭沫若最關心發掘，經常到現場看看，有時還帶幾本明人筆記要我閱讀，坐下來談考古、談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學醫，打開地宮之前，他一再囑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種“屍毒”，千萬要小心。帝後的屍骨，將來要作多方面檢驗，提供病理或醫藥方面研究，請專家寫專題，附在發掘報告上。他關心工作隊的健康、安全，儘可能做了些防護設備，沒有出現事故也沒有染上“屍毒”，但是，屍骨卻被燒毀了，連一點骨渣也沒有找到。
地宮打開之後，他來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來要看一下皇后的“諡冊”——死後晉封的冊文。他坐在木板房內用放大鏡仔細閱讀，夫人於立群卻張羅著為我介紹女友。郭老聽覺不敏，拍拍助聽器仍聽不清我們的談話，站起來大聲問：“你們在談什麼？”於立群附耳大聲說：“皇后問題。”我在紙上寫了“對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對象！我看你的對象就是發掘報告，這比結婚重要啊，你結婚時立群可以參加，不過，我可希望你在結婚之前就把報告拿給我看！”說罷哈哈大笑。今天，發掘報告終於出版，他卻溘然而逝。我往哪裡去送呢？
鄧拓對定陵發掘十分關心，也經常來工地現場。他說：“我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萬曆一朝是關鍵。”他翻閱我平時摘錄的有關明代史料的卡片，並希望我借給他，我答應了。臨上車他又囑咐我：“開棺要告訴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細看，發掘報告我更要看。”並一再說明，寫報告時，史料卡片一定送還。“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丟失了，我並不介意，而現在，發掘報告出版了，作為發掘委員，他卻無緣過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後期，在燈市口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長——我的業師。他說剛從“五七幹校”回來，要籌備一個全國文物展。隨後問我情況，我如實以對：“我還沒有解放，正在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他說：“很好嘛！還在挖土，沒離開老本行呀。”問我定陵情況，我擺擺手說：“這一行不幹了！我現在練就了一把好手藝，設計、畫圖、起券壘牆，樣樣能幹，以後改做瓦匠了！”他笑著說：“按古希臘的諺語，你能蓋房子，再種些樹，我看還是個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長有個習慣，平時同他談話，他總是隨走隨說，在辦公室里，也是我坐著說，他來回走動，邊聽邊說。這一次卻一反常態，我們在馬路邊相對站立，足足二十分鐘，沒說上幾句話。我把他提著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車筐內，並肩而行，一直走到乾麵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們竟沒說一句話。事後，他把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信函遞給我，有國內的，更多是國外的，厚厚一疊。有詢問，也有譏諷、挖苦，甚至口出不遜，令人難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詢問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動，靜靜地坐著，一語不發。我已經理解，為了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壓力該有多大。沒想到一部發掘報告的分量，竟是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發掘報告的工作計劃、編寫提綱擬好之後，送夏所長過目，順便講了個意見：定陵出土器物中絲織品最多，多年沒作整理，保存又不好，這一次想仔細整理，留下個詳細記錄，繪出細緻圖樣，使今後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觸動原物，以減少損壞。他很同意。請他估計個時間，以便掌握進度。他沉思很久說：“定陵挖了兩年，那是日夜趕工的，照那樣干法，幾千件東西整理起來，也許比兩年要長些，你們看兩年半行不行？”臨行時，他又補充說：“所內的技術力量你們隨時用，下田野的可以調回來。我只希望能快點完成。”實際情況比我們共同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夜以繼日，足足幹了五年才完稿，送他過目時，時間超出了一倍。我們很感不安，而他卻平靜地說：“我了解，實物腐朽嚴重，不容易整理，你們盡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誰又想到，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身兼國外六國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卻與世長辭了。
定陵發掘之初，他並不贊成，確定發掘之後，他卻是具體指導者，無論是初期的發掘工作還是最後的發掘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遺體告別之後，歸途中我默默地想：與其他發掘委員相比，也許他還算幸運的，雖然沒有看到發掘報告最後成書，總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終，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主管文教事業，我的原單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為他直接領導（後屬文化局）。他又是歷史學家，明陵發掘的發起人之一、發掘委員，對發掘當然關心備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訊》要公布“定陵發掘簡要報告”，責任編輯徐元邦坐等索稿，我連夜趕寫“簡報”上半部，打電話報告吳晗，問他是否過目。回答很乾脆：“簡報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緊時間早日完成正式報告，我要看正式發掘報告。”我低聲答應。他哪裡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定陵，下放勞動，我不願告訴他。此一去何時回京，能否回來，不能預料，正式報告的事我卻冒然答應下來，真是糊塗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地宮打開之後，他來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來要看一下皇后的“諡冊”——死後晉封的冊文。他坐在木板房內用放大鏡仔細閱讀，夫人於立群卻張羅著為我介紹女友。郭老聽覺不敏，拍拍助聽器仍聽不清我們的談話，站起來大聲問：“你們在談什麼？”於立群附耳大聲說：“皇后問題。”我在紙上寫了“對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對象！我看你的對象就是發掘報告，這比結婚重要啊，你結婚時立群可以參加，不過，我可希望你在結婚之前就把報告拿給我看！”說罷哈哈大笑。今天，發掘報告終於出版，他卻溘然而逝。我往哪裡去送呢？
鄧拓對定陵發掘十分關心，也經常來工地現場。他說：“我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萬曆一朝是關鍵。”他翻閱我平時摘錄的有關明代史料的卡片，並希望我借給他，我答應了。臨上車他又囑咐我：“開棺要告訴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細看，發掘報告我更要看。”並一再說明，寫報告時，史料卡片一定送還。“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丟失了，我並不介意，而現在，發掘報告出版了，作為發掘委員，他卻無緣過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後期，在燈市口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長——我的業師。他說剛從“五七幹校”回來，要籌備一個全國文物展。隨後問我情況，我如實以對：“我還沒有解放，正在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他說：“很好嘛！還在挖土，沒離開老本行呀。”問我定陵情況，我擺擺手說：“這一行不幹了！我現在練就了一把好手藝，設計、畫圖、起券壘牆，樣樣能幹，以後改做瓦匠了！”他笑著說：“按古希臘的諺語，你能蓋房子，再種些樹，我看還是個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長有個習慣，平時同他談話，他總是隨走隨說，在辦公室里，也是我坐著說，他來回走動，邊聽邊說。這一次卻一反常態，我們在馬路邊相對站立，足足二十分鐘，沒說上幾句話。我把他提著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車筐內，並肩而行，一直走到乾麵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們竟沒說一句話。事後，他把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信函遞給我，有國內的，更多是國外的，厚厚一疊。有詢問，也有譏諷、挖苦，甚至口出不遜，令人難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詢問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動，靜靜地坐著，一語不發。我已經理解，為了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壓力該有多大。沒想到一部發掘報告的分量，竟是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發掘報告的工作計劃、編寫提綱擬好之後，送夏所長過目，順便講了個意見：定陵出土器物中絲織品最多，多年沒作整理，保存又不好，這一次想仔細整理，留下個詳細記錄，繪出細緻圖樣，使今後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觸動原物，以減少損壞。他很同意。請他估計個時間，以便掌握進度。他沉思很久說：“定陵挖了兩年，那是日夜趕工的，照那樣干法，幾千件東西整理起來，也許比兩年要長些，你們看兩年半行不行？”臨行時，他又補充說：“所內的技術力量你們隨時用，下田野的可以調回來。我只希望能快點完成。”實際情況比我們共同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夜以繼日，足足幹了五年才完稿，送他過目時，時間超出了一倍。我們很感不安，而他卻平靜地說：“我了解，實物腐朽嚴重，不容易整理，你們盡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誰又想到，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身兼國外六國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卻與世長辭了。
定陵發掘之初，他並不贊成，確定發掘之後，他卻是具體指導者，無論是初期的發掘工作還是最後的發掘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遺體告別之後，歸途中我默默地想：與其他發掘委員相比，也許他還算幸運的，雖然沒有看到發掘報告最後成書，總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終，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主管文教事業，我的原單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為他直接領導（後屬文化局）。他又是歷史學家，明陵發掘的發起人之一、發掘委員，對發掘當然關心備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訊》要公布“定陵發掘簡要報告”，責任編輯徐元邦坐等索稿，我連夜趕寫“簡報”上半部，打電話報告吳晗，問他是否過目。回答很乾脆：“簡報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緊時間早日完成正式報告，我要看正式發掘報告。”我低聲答應。他哪裡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定陵，下放勞動，我不願告訴他。此一去何時回京，能否回來，不能預料，正式報告的事我卻冒然答應下來，真是糊塗之至，心中十分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