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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吳晗談話，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吳晗以他對工作的熱情和對黨組織的忠誠，終於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顯得更加悲壯。
吳晗經受了長期野蠻的毒打和折磨後，終於躺倒了。在這殘酷的困境中，他思緒萬千，想到他的學生時代，想到周恩來的教導，想到毛澤東主席的英明。他覺得當前發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導不相符。那麼毛主席為什麼不出來制止這些過火的行動呢？這個問號像一個謎團，久久困惑著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解開。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黨校的一個角落裡相遇。四目相對，兩位文化大師熱淚盈眶。當他們談到定陵的發掘一事時，吳晗以極度的悲傷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朝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在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惜這方面的證據不足。本來萬曆的骨頭可以拿來化驗一下好證實真偽，然而一把火，就什麼也別想了。”
夏鼐表情複雜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作銘，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論爭，你和老鄭是對的。你比我看得更遠……”吳晗說著，淚珠又落了下來。
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
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也慢慢的好了起來。這時，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他們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歡樂。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作‘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存著的姐姐從三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罵聲里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慘的事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的“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她死不瞑目。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死後，吳晗和孩子的命運將會怎樣。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一股陰風撲面而來，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聲霹靂。小彥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雙手抱住來人的腿追問：“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
來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見你們，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哭聲更高，小彥昏倒在地。在場的醫生抱起她，眼裡流出同情的淚水。
這時，車後走過一個人，對姐弟倆大聲訓斥道：“你爸爸是個壞人，如果不和他劃清界線，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饒不了你們！”
汽車遠去，吳晗的屍體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一雙痛悲欲絕的少年相依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帶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剛把她搶救過來，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了獄中。就在這位可憐的姑娘死去半個月後，“四人幫”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國歷史開始重新改寫。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讓海瑞這具政治殭屍再度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但無論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後的吳晗，同樣也把它當作生活信條一樣。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結局，還沒至於悲慘到如此程度。
吳晗經受了長期野蠻的毒打和折磨後，終於躺倒了。在這殘酷的困境中，他思緒萬千，想到他的學生時代，想到周恩來的教導，想到毛澤東主席的英明。他覺得當前發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導不相符。那麼毛主席為什麼不出來制止這些過火的行動呢？這個問號像一個謎團，久久困惑著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解開。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黨校的一個角落裡相遇。四目相對，兩位文化大師熱淚盈眶。當他們談到定陵的發掘一事時，吳晗以極度的悲傷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朝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在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惜這方面的證據不足。本來萬曆的骨頭可以拿來化驗一下好證實真偽，然而一把火，就什麼也別想了。”
夏鼐表情複雜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作銘，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論爭，你和老鄭是對的。你比我看得更遠……”吳晗說著，淚珠又落了下來。
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
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也慢慢的好了起來。這時，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他們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歡樂。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作‘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存著的姐姐從三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罵聲里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慘的事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的“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她死不瞑目。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死後，吳晗和孩子的命運將會怎樣。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一股陰風撲面而來，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聲霹靂。小彥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雙手抱住來人的腿追問：“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
來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見你們，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哭聲更高，小彥昏倒在地。在場的醫生抱起她，眼裡流出同情的淚水。
這時，車後走過一個人，對姐弟倆大聲訓斥道：“你爸爸是個壞人，如果不和他劃清界線，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饒不了你們！”
汽車遠去，吳晗的屍體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一雙痛悲欲絕的少年相依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帶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剛把她搶救過來，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了獄中。就在這位可憐的姑娘死去半個月後，“四人幫”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國歷史開始重新改寫。
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讓海瑞這具政治殭屍再度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但無論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後的吳晗，同樣也把它當作生活信條一樣。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結局，還沒至於悲慘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