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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延慶的結論雖然符合种師道的願望，但他說得太赤裸裸了，甚至太愚蠢了，非但不能為种師道張目，反而可能成為對方攻擊的口實，番人出身的劉延慶做了多年大官，雖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漢化，卻還沒有學會在公開和必要的場合中說些冠冕堂皇的門面話為自己打掩護，因此他的話剛說完，就遭到許多人的圍攻。
大將楊可世的面頰抖動了幾下，連帶也扯動他的頰髯，似乎有飛動之勢。這是他的生理反應，每當他要衝鋒陷陣，或者激動地要想發表什麼重要意見的時候，兩頰就會神經性地抖動起來。种師道引用北周宇文泰稱讚大將賀拔勝的話“諸將臨陣神色皆動，唯賀拔公洋洋如平日，真大勇也”來告誡他，勸他臨陣鎮靜。他表面接受，心裡不以為然，並不認為自己臨陣會發慌，而且也改變不了這個習慣。
但是在別人看到他將要發言之前，年輕性急的姚平仲已經搶在他前面說話了：
“劉太尉此言差矣！”姚平仲勇敢地面對著劉延慶說，他對任何人，無論在什麼場合中都是無所畏懼的，“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輩分屬軍人，久受朝廷恩祿，一旦官家有公事勾當，正是我輩效命之秋。怎得推託抗違，私而忘公？小將之意，還當遵旨出師、報效國家為是。”
姚平仲的話表面上是駁斥劉延慶，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私而忘公”、“報效國家”八個字的分量下得很重，种師道聽了，不禁又皺皺眉頭。
原來河南種氏與山西姚氏是當前西軍中兩大著名的家族。兩家都是累世簪纓，代產名將。姚平仲的父親姚古是有資格與种師道競爭統帥地位的對手——他們都沒有把劉延慶看在眼下。自從劉錡的父親劉仲武卸任都統制後，种師道與姚古兩人展開劇烈的競爭，最後姚古失敗，退處在熙河經略使的原來位置上，就常常託病不出，軍部中有重要活動，都讓兒子出來周旋應酬，姚平仲年紀雖輕，卻已卓著戰功，成為全軍中出名的勇將。作為西軍共同體的一個成員，他愛護本軍，獻謀劃策，都能從全軍的利害來考慮問題。但是作為姚氏家族的代言人，他又不可避免地與种師道本人發生矛盾，常常持著與之相反的觀點，有意使他為難。有時還要找尋种師道的罅隙，藉機攻擊，以此為樂。
他主張遵旨出師，是既考慮了全軍的榮譽，也窺測出种師道害怕出兵的隱微，故意針對他搶先提出來，含有對他挑戰的意味。
然後是楊可世和辛興宗相繼發言，都以相同的理由支持姚平仲的主張。楊可世強調好男兒應當從一刀一槍上博得本身的榮譽，太好機會，豈容錯過。辛興宗強調的要遵旨出師，恪遵朝命。
楊、辛兩將都是童貫賞識，特加提拔的人，在軍中都有特殊的地位，不同的是楊可世以此為恥，辛興宗以此為榮。楊可世本來就是西軍中最著名的戰將，自恃材武，多立功勳，一旦受到童貫的賞識，反而使軍隊中對他產生了看法。他希望出征作戰，為自己進一步樹立功名，也藉以洗刷那個難聽的名聲。辛興宗沒有楊可世的自信，只好更多地依賴“恩相”的庇護。他們辛氏一門，兄弟五人，都由童貫一力保薦，在西軍和京師的三衙中做到大將或高級偏裨的地位。對於他，“恩相”和朝廷是同義詞，“恩相”就是朝廷，朝廷就是“恩相”。遵奉“恩相”之命，出兵一趟，有酬可索，勞而有功，何樂而不為？
非種氏系統的將領紛紛表示了意見，一般都傾向於出師，他們的主張非种師道所能左右，但是他們的發言權畢竟是有限的，現在要聽種氏的人說話了，大家都把眼睛覷著老成持重的种師中。
种師中是種氏家族的人，具有限於他的識見難於避免的狹隘的家族偏見，但也僅僅不過是那麼一點兒，他並非依靠家族、祖先和老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自己多次陷陣血戰，真正在戰場拚命，才取得目前的聲譽和地位。作為一個經略使，种師中是由朝廷批准任命，而作為一個“真正的軍人”，卻需要由部隊、廣大官兵共同的批准，這和朝廷的任命完全是兩回事情。种師中是在高級軍官中享有那種“真正的軍人”榮譽的少數人之一。還有更重要的是种師中不像他老兄那樣鋒芒畢霹，而常常能夠克制感情，顧全大局，用自己的謙遜和誠懇來滿足別人的自尊心。由於他不強迫別人尊敬他——這在他的地位上是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在全軍官兵中獲得了許多自尊心很強、往在要採取一些措施強迫別人尊敬他的將軍們所不能夠獲得的普遍的尊敬。
“官家手詔，豈可違背？夷適（姚平仲字）言之極當。”他沉吟半晌，似乎經過極大的思想鬥爭後，才毅然提出自己的看法道，“弟所深慮者，我軍自成軍以來，百年中只與西夏及諸羌對壘作戰。除了去年劉太尉去江南一戰外，其餘各軍，不出西北一隅，見聞有限，河東，河北，足所未履，燕雲諸州，目所未睹。人生地疏，軍情不諳，一旦大軍東出，制勝之策安在？這一點，諸君倒要慎重籌思才是！”
种師中提出一個具體的困難，引起大家思考。接著，眾人又聽到全軍總參議趙隆的深沉的聲音。
“端孺（种師中字）所慮甚是。這等大事，必須計出萬全，才有勝算。豈可孟浪從事，陷此一軍，兼誤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