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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名的道路上，他確是一帆風順的。
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朝代，東京的上層社會對於來自西北的灰僕僕的軍人一般都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但對於劉錡卻做了例外的事情。他們把官場和應酬交際的大門都向他開放了，供他在這裡自由馳騁。劉錡之所以受到這種特殊待遇，是由於他具備了其他軍人很少具有的優越條件：
第一，他有顯赫的家世，他的父親劉仲武是當代名將，在种師道之前，多年擔任西北邊防軍統帥這個要職，他的幾個兄長也都已成為有名的將領。
第二，他本身也具有非凡的文武才華，他有長期從軍的經歷和作戰的實踐經驗。他以膽略過人著稱，在軍隊中服役時，曾經主動地深入虎穴，去當強敵青唐羌領袖臧征撲哥的人質，從而促成了一項和平談判。這件英勇的行為，被軍界中人傳為美談，也成為他到東京來的絕好的進身之階。此外，他又具備著一個文土的素養，他的詩文書翰，都可與朝士媲美。當時許多人對他已有“文武兩器、矯矯不凡”的品評。
第三，東京的官兒們特別欣賞他適應環境的能力。他儀度瀟灑，談吐風雅。他幹練靈活，對上司不卑，對下屬不亢，應酬周旋，都能中節。這些都是在上層官場，特別在宮廷中服務必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在一般軍官中卻是難於做到的。
憑著這些優越條件，劉錡很快被提拔上升，僅僅在三年的時間中，他就從一個普通的環衛官升到像他的年齡很少有過的侍衛親軍馬軍司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這樣高的官銜。他受到官家賞識，成為親信侍從人員，並且在實際上掌握了本司的大權。其他比他職位高的長官，例如殿帥兼馬帥高俅、本司副都指揮使駙馬都尉曹晟等都不過在本司掛個名。雖然這個名為掌管天下騎兵的衙門，也早已名存實亡，其實際的職務只不過管理官家的一個龐大的儀仗隊和留在京師的一支殘缺不全的騎兵部隊而已。
東京的皇親國戚、權貴顯要跟隨著官家的風向也對劉錡抱有好感，有的甚至顛倒過來巴結他、討他的好。一般官場中都把他看成為大有前途的青年將領。張迪曾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跟人打賭說：如果劉某人沒有在五年以內當上樞密使，就剜去他的眼睛。
官家的嫡親兄弟，官拜大宗正的燕王趙似，每次舉行家宴時都少不了要邀請他們這一對賢伉儷，甚至脫略形跡到王妃、宗姬⑨都可以跟他隨便見面談笑的程度。掌握政府大權、聲勢烜赫的太宰王黼、宣和殿大學土蔡攸、殿帥高俅都蓄意結交他，擺出一副垂青的姿態，仿佛永遠在跟他親切地說：他建議的有關整頓、改革侍衛親軍以及其他的整軍方案，都是十分必要和切實可行的，受到他們的支持，僅僅為了某些技術上的原因，一時還沒有付諸實行罷了。如果他藉機提醒一句他們偶而遺忘的諾言，他們就會驚訝地表示：這個他早已關照下去，難道還沒有執行嗎？那一定是被哪一級的混蛋僚屬耽誤了。“明兒”回去，一定要查它一個水落石出，不把這些混蛋一一參革掉，決不罷休。“今天”是被製造出來專供歡宴享樂之用的，一切正經事都該安排到“明兒”去辦。這是政、宣時期的大官兒根據他們的宦場哲學研究出來的一項神聖原則，誰都不許冒犯。有時劉錡冒犯了這條原則，竟然敢於要求他們把辦事日程提前一天，他們就會敏捷地舉起酒杯來，防患於未然地把這種可能要發展成為不愉快的情緒溶化在瓊漿玉液中，消散於歌雲舞霧中。
劉錡不但是官場中的驕子，也是東京歌肆勾欄中最受歡迎的風流人物，這兩者——官場和歌場的地位雖然懸殊，其性質卻是十分類似的，官兒們必須出賣自己的靈魂，才能夠博得纏頭去收買歌妓們的內體。他們實際上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出賣自己，不過歌妓們公開承認這種買賣關係，而官兒們卻要千方百計地把它掩蓋起來。兩者的不同，只此而已。官場和風月場是東京社會生活中的兩大支柱，缺少了其中的一項，就不成其為東京。
劉錡在風月場中受到青睞，不但是由於他的地位、儀表、家世，更因為他有很高的音樂造詣。有一天，他在名歌妓崔念月的筵席中隨手拈起一支洞簫吹了一會，博得在座的樂師袁綯十分心折。袁綯雖然幹著“教坊使”這一行低微的差使，卻是當世公認的“笛王”，又是一個名歌手，他對別人，特別對於文人學士、文武官員等非專業的演唱者輕易不肯下評語，如果有所品評，那一定是非常中肯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決不面諛輕詆。這種慎重的態度使得他的發言在他們這一行中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性，遠遠超過王黼、高俅之流在他們各自的行業中。
三年來劉錡獲得各方面的成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歡迎，聲譽駸駸日上。成為東京城裡人人欣慕的人物。唯獨一個例外，那就是他自己。他時常痛苦地意識到他正在一天天地、不由自主地變成一個他從內心中那麼藐視的十足地道的東京人。他清楚地感覺到，他在功名方面的成就越大，他的理想和抱負卻越加遙遠，渺不可追了。東京的飛黃騰達的道路，並沒有為他的事業提供有利的條件，反而把自己推向墮落的深淵中去。有一個內在的聲音在警告他：這樣活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須立刻擺脫它，改變它，否則就意味著自己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