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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漸隱退，新的後繼者填補了他們的位置。那麼，在他們的政策演變為固定不變的方針並在將來的許多年中決定著人民的福祉之前，他們是否應該注意外部世界形勢中的某些現象並承認其影響，然後依此來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對此，筆者作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將給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來，經過世事沉浮，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入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將給予這個或許已被長期擱延的問題一個確定的回答：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擺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這是它的一項偉大使命，它必須履行之，否則就只有毀滅。十九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部我們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續不斷、與日俱增地施加壓力的歷史。直至今日，如我們放眼四望，在每個地方都可看到一種躁動，一種從睡夢中的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很大程度上尚處於朦朧狀態，但卻是真實的；雖然迄今並未顯示出什麼條理，但已足使人意識到，粗暴地打斷了他們多個世紀的迷夢的力量至少對他們具有兩大優勢，即力量的強大和物質的繁榮。
要預言最終的結果會是如何純屬徒勞，我們手中並不掌握可供揣測的材料。但是，觀察當前的形勢並作出一些對現實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據這些思考，或許我們可以知道眼下應如何行事，而我們認定不僅對我們這個種族的、也對整個世界的未來最具積極意義的那種文明或許也有理由占據統治地位。我們不是生存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上，我們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來處理不完美的現實。只有藉助於“力量”這個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卻是不可忽視的仲裁者，我們才能贏得時間和持久力。在人類變化著的歷史中，力量已創造出了一些最偉大的積極成果。當處於不同的思想層面、沒有共同標準的人們之間的平衡發生了危險的紊亂時，只能由力量對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從我們自己中間缺失，如果我們自身文明的進步方向是作為其基礎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顯真切了。
這些話並不意味著對於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態度，雖然應該承認後者的觀念和我們的並無一致之處。一個人只要相信居住於地球表面的各國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種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對任何敵視和他不屬同一種族的其他人類的行徑。不過，也無必要為了表明羅馬人戰勝迦太基人對人類有著積極意義而怨恨後者。今天的我們和任何時代的人們或許都會對凱撒感激不盡。在布匿戰爭結束幾十年後，他大大地擴張了羅馬的統治範圍，大大地增擴、鞏固了羅馬的文明和政體的外國工事。這樣，當羅馬的權力在外來征服者的打擊下而收縮的日子到來時，這些防禦安排將羅馬最終崩潰的時間推延了若干世紀。另外，在開始對羅馬進行襲擾時尚是野蠻人的那些部族在接過羅馬帝國的遺產之時也不再和羅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們已經深諳羅馬思想的精華，接受了羅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說道：“……應聯繫世界歷史的一般進程來考慮羅馬對今為法國的地區的征服以及它與今屬德國和英國的地區的居民的首次接觸的意義。……偉大的凱爾特人為愷撒的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戰爭所毀滅並不是這場宏大的開拓行動的最重要結果，後者的積極作用比它的消極作用要重要得多。幾乎不用懷疑的是，假如羅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幾代人的時間內還繼續存在，異族對羅馬的侵滲將比實際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發生在義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盧、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紮下根來的時刻。愷撒從日耳曼部族中感覺到了對於羅馬-希臘世界的敵意，為此，他以其鐵腕建立起了新的積極防禦體系，教導人們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來保衛帝國的邊境，出於將更遠方的敵人擋開的考慮，將離羅馬邊境最近的蠻族部落納入了殖民的範圍，並通過從敵國徵召士兵來擴充羅馬的軍隊。這樣，愷撒為希臘-義大利文明贏得了將整個西方沐浴於自身之中的時間。……等到人們認識到了亞歷山大不僅在東方建立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王國，也將希臘文明傳給了東方，多個世紀已經逝去。同樣，當人們認識到了愷撒不僅為羅馬人征服了一個新的地區，也為西方世界的羅馬化奠定了基礎之時，多個世紀也已從我們身邊流過。只有後來人才能體會到愷撒對英格蘭和日耳曼地區的遠征----這些行動從軍事觀點看無足輕重，當時也未帶來多少眼前的好處----所具有的意義。”
歷史不時地藉助於象愷撤這樣的偉大人物的行動來表達它的深謀遠慮。更經常的情形是，深遠的歷史潮流發自於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動機，雖然人們可以看清連續不斷的變化步驟並闡述其結果。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只是被這股潮流推擁向前，他們最多是民眾的代表者而非駕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經過一段相對的平靜之後，如今歐洲文明世界的人們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僅要占據地球上所有荒蕪之地，還要將一直把他們和那些古老的國家分離開來的緩衝地帶握在手中。但是，誰會說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只是象愷撒這樣的某個人或少數人的思想的體現呢？不管將這場運動歸結於什麼原因，它的承擔者不是某個個人。只要大眾覺察到了某種必要，他們就會隨之行動。不過，人們不象動物那樣缺乏認知力，他們會問，我們究竟是往何處去？我們的目標應是什麼？當前的潮流是否會將我們引向普遍的和平、廣泛的裁軍和永久性的仲裁條約的訂立？它是否是相對立的傳統和生活與思維方式將互予理解和承認的前奏？這種承認今天是否會出現於東方人和西方人相撞擊的地區？這種接觸是否預示著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的迅速消亡，並決定著那种放棄目前由它們所體現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是一種明智之舉？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間不存在任何過渡地帶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實際的情形又會是怎樣呢？
對此，筆者作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將給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來，經過世事沉浮，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入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將給予這個或許已被長期擱延的問題一個確定的回答：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擺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這是它的一項偉大使命，它必須履行之，否則就只有毀滅。十九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部我們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續不斷、與日俱增地施加壓力的歷史。直至今日，如我們放眼四望，在每個地方都可看到一種躁動，一種從睡夢中的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很大程度上尚處於朦朧狀態，但卻是真實的；雖然迄今並未顯示出什麼條理，但已足使人意識到，粗暴地打斷了他們多個世紀的迷夢的力量至少對他們具有兩大優勢，即力量的強大和物質的繁榮。
要預言最終的結果會是如何純屬徒勞，我們手中並不掌握可供揣測的材料。但是，觀察當前的形勢並作出一些對現實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據這些思考，或許我們可以知道眼下應如何行事，而我們認定不僅對我們這個種族的、也對整個世界的未來最具積極意義的那種文明或許也有理由占據統治地位。我們不是生存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上，我們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來處理不完美的現實。只有藉助於“力量”這個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卻是不可忽視的仲裁者，我們才能贏得時間和持久力。在人類變化著的歷史中，力量已創造出了一些最偉大的積極成果。當處於不同的思想層面、沒有共同標準的人們之間的平衡發生了危險的紊亂時，只能由力量對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從我們自己中間缺失，如果我們自身文明的進步方向是作為其基礎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顯真切了。
這些話並不意味著對於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態度，雖然應該承認後者的觀念和我們的並無一致之處。一個人只要相信居住於地球表面的各國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種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對任何敵視和他不屬同一種族的其他人類的行徑。不過，也無必要為了表明羅馬人戰勝迦太基人對人類有著積極意義而怨恨後者。今天的我們和任何時代的人們或許都會對凱撒感激不盡。在布匿戰爭結束幾十年後，他大大地擴張了羅馬的統治範圍，大大地增擴、鞏固了羅馬的文明和政體的外國工事。這樣，當羅馬的權力在外來征服者的打擊下而收縮的日子到來時，這些防禦安排將羅馬最終崩潰的時間推延了若干世紀。另外，在開始對羅馬進行襲擾時尚是野蠻人的那些部族在接過羅馬帝國的遺產之時也不再和羅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們已經深諳羅馬思想的精華，接受了羅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說道：“……應聯繫世界歷史的一般進程來考慮羅馬對今為法國的地區的征服以及它與今屬德國和英國的地區的居民的首次接觸的意義。……偉大的凱爾特人為愷撒的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戰爭所毀滅並不是這場宏大的開拓行動的最重要結果，後者的積極作用比它的消極作用要重要得多。幾乎不用懷疑的是，假如羅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幾代人的時間內還繼續存在，異族對羅馬的侵滲將比實際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發生在義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盧、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紮下根來的時刻。愷撒從日耳曼部族中感覺到了對於羅馬-希臘世界的敵意，為此，他以其鐵腕建立起了新的積極防禦體系，教導人們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來保衛帝國的邊境，出於將更遠方的敵人擋開的考慮，將離羅馬邊境最近的蠻族部落納入了殖民的範圍，並通過從敵國徵召士兵來擴充羅馬的軍隊。這樣，愷撒為希臘-義大利文明贏得了將整個西方沐浴於自身之中的時間。……等到人們認識到了亞歷山大不僅在東方建立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王國，也將希臘文明傳給了東方，多個世紀已經逝去。同樣，當人們認識到了愷撒不僅為羅馬人征服了一個新的地區，也為西方世界的羅馬化奠定了基礎之時，多個世紀也已從我們身邊流過。只有後來人才能體會到愷撒對英格蘭和日耳曼地區的遠征----這些行動從軍事觀點看無足輕重，當時也未帶來多少眼前的好處----所具有的意義。”
歷史不時地藉助於象愷撤這樣的偉大人物的行動來表達它的深謀遠慮。更經常的情形是，深遠的歷史潮流發自於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動機，雖然人們可以看清連續不斷的變化步驟並闡述其結果。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只是被這股潮流推擁向前，他們最多是民眾的代表者而非駕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經過一段相對的平靜之後，如今歐洲文明世界的人們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僅要占據地球上所有荒蕪之地，還要將一直把他們和那些古老的國家分離開來的緩衝地帶握在手中。但是，誰會說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只是象愷撒這樣的某個人或少數人的思想的體現呢？不管將這場運動歸結於什麼原因，它的承擔者不是某個個人。只要大眾覺察到了某種必要，他們就會隨之行動。不過，人們不象動物那樣缺乏認知力，他們會問，我們究竟是往何處去？我們的目標應是什麼？當前的潮流是否會將我們引向普遍的和平、廣泛的裁軍和永久性的仲裁條約的訂立？它是否是相對立的傳統和生活與思維方式將互予理解和承認的前奏？這種承認今天是否會出現於東方人和西方人相撞擊的地區？這種接觸是否預示著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的迅速消亡，並決定著那种放棄目前由它們所體現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是一種明智之舉？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間不存在任何過渡地帶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實際的情形又會是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