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頁
但是，任何這樣的階段都會象人類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化為過眼煙雲。生產的增加----這是經濟學家們痴迷的目標----如所預料的那樣帶來了對新的市場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財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國內消費的增加跟不上生產的增長以及蒸汽的使用導致的運輸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從封閉的年代中被趕了出來，被迫和歐洲社會建立聯繫，和它做買賣。不過，在國外進行的旨在獲取新的政治領地的大規模的認真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確信能賺取利潤的情形下人們才為商業活動尋求新的根據地。另外，美國的人口和資源的增長、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發都有助於滿足需求。中國和日本的開放只是這種需求的一個單獨的表現。所以，這種開放更應該說是隨機械加工方法的進步和交通線的增多而來的普遍的工業發展的伴生物。
在這種局面上，十九世紀經過了它的鼎盛時期，開始向它的終點傾沉。此時，在歐洲文明的國家中出現了戰爭和戰爭傳聞。王朝興衰，國家則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過，前述的那些主要特點還存在著，而且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們的主要關心所在，這些政治家們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紀達到其巔峰之時或之後不久也來到了歐洲舞台之上。在這種狀況下，出於經濟意義上的純粹功利主義原因，維持現狀逐漸成為了一個主導思想。這個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從各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臘和克里特人施壓來看，也許我們不可以認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問題是，在實際可行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合理的可能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空想，維持現狀的想法還能為人推崇多久？我們已經發現許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當代對現實最為不滿的人----說道，當半個世紀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議打破既有的平靜，依照一種更合理的平靜局面來重新規劃東南歐的政治地圖時，是他體現出了理想意義上的理性政治家風範，而當時現狀的維護者們顯露出的只是見風使舵的政客們的天然本性。歷年以來的證據表明，後者在東南歐這個令人頭疼的地區並沒有確保住平靜，甚至是死氣沉沉的平靜。鑑於正在離去的十九世紀作為遺產留給我們的世界上變化著的局勢，今天繼續無限期地維持當前的和平和繁榮究競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歐洲國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認為普遍裁軍----對此的鼓譟令人不安地一時間蜂擁而起----最可能使我們如今的文明及其種種好處得以保持的觀點是否應體現在我們近來的要求之中？沒有誰能比筆者更熱切地懷有這種期望：有朝一日，各國將化劍為犁，熔矛為鋤。但是，是否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文明已經處於了能夠構築一種不是基於各國的良知而是基於一個永久的法庭的人為和平、從而在現代政治中再現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理想狀態的地位？
時代的標識究竟是什麼呢？它們還未完全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還象是在透過一片黑黑的玻璃遙望未來，還不能肯定他們會往何處而去。不過，即使人們尚不能充分、準確地解讀種種標識，他們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斷言，其中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普遍存在於除我國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國身上的前沖勢頭。我們的國家受縛於、沉迷於我們自己的十八世紀傳統之中，為對於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麵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圍，緊抱著孤立主義理想不放，拒絕承認整個歐洲文明世紀必須以一致的利益為基礎來企盼、迎接未來。我說我們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將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思想，說前沖的勢頭已經存在於我國的大多數人的身上，這在具體的事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時體現了出來。但這種勢力尚受到阻礙，為那些從我國幼年時期所形成的信條獲取關於國家政策之觀念意識的人們長期地、危險地阻礙。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間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復的歐洲國家的前沖勢頭不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的、和過去毫無聯繫的現象。它的到來儘管一開始不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紀進入了中間階段之後很快就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東方文明國家的變化也是這個階段的一大產物，當時同樣不為人關注，雖然如今是那麼醒目。對此，我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1868年，當我正在日本橫濱的時候，有人讓我翻譯一封來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語寫的信，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勞工前往夏威夷的事。當時，我認識作為隨船醫生參加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記錯的話，當我還呆在橫濱時，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當我在橫濱的使命結束後，我前往香港，從那裡再經蘇伊士運河返國。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聯的海軍軍官，他的差事是為一批中國人前往當時對黑人勞力已不抱什麼指望的美國南部各州一事進行洽談。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國家發生的情形在那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
給人帶來一種古怪感覺的事情是一面注視著各國不自覺的、不可抗拒的運動，另一面讀著我們的報章對於那些由於個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領導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導著一種象重力那樣無法被永久地抵禦的無害力量的人們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應是這樣的。他想將巴爾幹地區的事務的自然走向引入一個恰當的結局，而他的反對者卻竭力抵制；他們成功了，但解決給耽誤了，事態惡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為一些人所景仰，後者在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野心和塞西爾·羅得斯先生的掠奪行徑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頭。可是，從國家合法權利的嚴格闡釋者的角度來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時代又有什麼權利僅僅因為土耳其是個“病人”就促其死亡呢？當時的土耳其不是並未處於他國占領之下麼？嚴格地根據法律，難道土耳其無權存在、無權保有其所擁有的東西、無權以它認為是正當的手段來治理是它的合法屬民的人們？不過人們還是太容易忘記這點：法律維護的是公正，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
在這種局面上，十九世紀經過了它的鼎盛時期，開始向它的終點傾沉。此時，在歐洲文明的國家中出現了戰爭和戰爭傳聞。王朝興衰，國家則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過，前述的那些主要特點還存在著，而且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們的主要關心所在，這些政治家們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紀達到其巔峰之時或之後不久也來到了歐洲舞台之上。在這種狀況下，出於經濟意義上的純粹功利主義原因，維持現狀逐漸成為了一個主導思想。這個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從各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臘和克里特人施壓來看，也許我們不可以認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問題是，在實際可行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合理的可能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空想，維持現狀的想法還能為人推崇多久？我們已經發現許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當代對現實最為不滿的人----說道，當半個世紀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議打破既有的平靜，依照一種更合理的平靜局面來重新規劃東南歐的政治地圖時，是他體現出了理想意義上的理性政治家風範，而當時現狀的維護者們顯露出的只是見風使舵的政客們的天然本性。歷年以來的證據表明，後者在東南歐這個令人頭疼的地區並沒有確保住平靜，甚至是死氣沉沉的平靜。鑑於正在離去的十九世紀作為遺產留給我們的世界上變化著的局勢，今天繼續無限期地維持當前的和平和繁榮究競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歐洲國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認為普遍裁軍----對此的鼓譟令人不安地一時間蜂擁而起----最可能使我們如今的文明及其種種好處得以保持的觀點是否應體現在我們近來的要求之中？沒有誰能比筆者更熱切地懷有這種期望：有朝一日，各國將化劍為犁，熔矛為鋤。但是，是否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文明已經處於了能夠構築一種不是基於各國的良知而是基於一個永久的法庭的人為和平、從而在現代政治中再現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理想狀態的地位？
時代的標識究竟是什麼呢？它們還未完全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還象是在透過一片黑黑的玻璃遙望未來，還不能肯定他們會往何處而去。不過，即使人們尚不能充分、準確地解讀種種標識，他們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斷言，其中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普遍存在於除我國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國身上的前沖勢頭。我們的國家受縛於、沉迷於我們自己的十八世紀傳統之中，為對於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麵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圍，緊抱著孤立主義理想不放，拒絕承認整個歐洲文明世紀必須以一致的利益為基礎來企盼、迎接未來。我說我們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將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思想，說前沖的勢頭已經存在於我國的大多數人的身上，這在具體的事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時體現了出來。但這種勢力尚受到阻礙，為那些從我國幼年時期所形成的信條獲取關於國家政策之觀念意識的人們長期地、危險地阻礙。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間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復的歐洲國家的前沖勢頭不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的、和過去毫無聯繫的現象。它的到來儘管一開始不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紀進入了中間階段之後很快就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東方文明國家的變化也是這個階段的一大產物，當時同樣不為人關注，雖然如今是那麼醒目。對此，我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1868年，當我正在日本橫濱的時候，有人讓我翻譯一封來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語寫的信，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勞工前往夏威夷的事。當時，我認識作為隨船醫生參加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記錯的話，當我還呆在橫濱時，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當我在橫濱的使命結束後，我前往香港，從那裡再經蘇伊士運河返國。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聯的海軍軍官，他的差事是為一批中國人前往當時對黑人勞力已不抱什麼指望的美國南部各州一事進行洽談。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國家發生的情形在那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
給人帶來一種古怪感覺的事情是一面注視著各國不自覺的、不可抗拒的運動，另一面讀著我們的報章對於那些由於個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領導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導著一種象重力那樣無法被永久地抵禦的無害力量的人們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應是這樣的。他想將巴爾幹地區的事務的自然走向引入一個恰當的結局，而他的反對者卻竭力抵制；他們成功了，但解決給耽誤了，事態惡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為一些人所景仰，後者在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野心和塞西爾·羅得斯先生的掠奪行徑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頭。可是，從國家合法權利的嚴格闡釋者的角度來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時代又有什麼權利僅僅因為土耳其是個“病人”就促其死亡呢？當時的土耳其不是並未處於他國占領之下麼？嚴格地根據法律，難道土耳其無權存在、無權保有其所擁有的東西、無權以它認為是正當的手段來治理是它的合法屬民的人們？不過人們還是太容易忘記這點：法律維護的是公正，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