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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也同意，從完善健全法制看，總結“兩案”審理的經驗和不足是有益的，有些問題在當時不一定能認識清楚，拉開點歷史距離反而看得更透更深。但如今事件的大量紀實回憶有之，而認真反思的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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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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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話，又讓我想到一位老律師對“兩案”的“苛責”。他覺得優秀的庭長，應是站在前台的導演，他應能自如地控制整個法庭，機敏而不露聲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發事變。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經驗豐富的庭長是完全能駕馭，迅速讓干擾審判進程的躁動銷聲匿跡。他向我敘述了他認識的一位“理想”庭長，那是５０年代瀋陽審理日本戰犯國際法庭的庭長賈潛。
我把那位律師的話，告訴了張先生，試圖引起他對“兩案”法庭的評論，可他卻很恬淡地說：“那時，所有的人都有點準備不足。”的確，事後諸葛好當，可張先生從不願扮演事後英雄的角色。
“兩案”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
李作鵬評價張思之“敲邊鼓”／
張思之的“滾核桃”之思
“您剛才講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兩案’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但我認為依當時的歷史環境，這作用的體現是有限的。不少人說：辯護詞是‘上面’定的，我想您的辯詞，大概也要經‘上面’審定後您才能讀吧﹖”
“你推測得不錯，的確經過‘上面’審閱。當然，從法律規範上看，這樣做沒有法律依據。但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此案在中國也是無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為辯護人，我一再堅持的幾點要求，最後宣讀的辯護詞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講到的申辯外，我堅持寫上‘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要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審判活動應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另一點是應考慮李‘早年革命的歷史’。辯護詞中這個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因為在當時說這話太艱難了。人們對動亂禍患記憶猶新，把許多怨恨集於他們身上，對‘文革’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這個層次。若晚些年審理，我們的處境或許會好一些。當時能達到這個水平，的確不該再給予苛責，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
張先生告訴我，審判結束後，他和蘇惠漁又見了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他微笑著，把手從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個邊，沒敲到中心點上。”哦，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我問道。可腦筋轉得飛快的李作鵬，沒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經心地說：‘不怪你們！’顯然，對審判他還是有看法的。即將分別時，他又冒出一句：‘寫了首詩給你。’我聽了有點情急，想馬上看。不料他卻告訴我：‘２０年後給你。”“‘那好，我等２０年。’我無可奈何。”
從李作鵬那裡出來，“邊鼓”之說便不斷攪擾著張先生的思緒，使他聯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的演奏，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李對律師在法庭上作用的刻畫，律師們不過在“滾核桃”﹖張先生心中很不自在，但又感到無以辯解。
直到今天，“滾核桃”之樂，仍時時敲擊著張思之。他經常捫心自問：“作為律師，我及格嗎﹖我能做到無愧嗎﹖”張先生的核桃，似乎一下又敲到我這邊來了：通過近期和一些中老年律師的接觸，我深感中國律師制度的健全完善，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律師在審判活動中地位和作用的體現，還相當艱難。雖然新聞媒介一度把一些明星案炒得火熱，有那麼幾個律師因之很風光。
張先生對我說；“我沒有辦過漂亮的案子。我經手的全部案件，事後想想，無一沒有不足甚至失誤。”他甚至把自己的律師生涯，戲稱為“屢敗屢戰”。當張先生講述了他的簡單經歷後，我內心也難以安寧。
１９４９年前，中國法學的搖籃，有“南東吳北朝陽”之說。張先生曾就讀於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彼時國民黨法律系統內，該系畢業者居多，號稱“無朝陽不成法院”。新中國成立後，１９４７年入黨的張思之到北京市法院工作。但在審理“兩案”前，只有一次半辯護實踐。他的處女作，是因南斯拉夫一個法律代表團要求旁聽法庭辯護，才登堂為一年輕的搶劫犯辯護。後半個案子是當年頗有點轟動的羅抱一離婚案，男方是很有前途的高級經濟官員，女方是位模範教師，可未及結案，他卻被“反右”駭浪捲入旋渦……
聽罷張先生的經歷，感到他“屢敗屢戰”的嘆息，絕非因他本人無能。因為我最近常同律師打交道，我在報刊界的朋友，便紛紛求我約他們寫點公民如何依靠法律保護自身權利的文章。可略知律師苦衷的我很清楚，這些“護法使者”自己依法行事的權利，亦不時會被侵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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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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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話，又讓我想到一位老律師對“兩案”的“苛責”。他覺得優秀的庭長，應是站在前台的導演，他應能自如地控制整個法庭，機敏而不露聲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發事變。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經驗豐富的庭長是完全能駕馭，迅速讓干擾審判進程的躁動銷聲匿跡。他向我敘述了他認識的一位“理想”庭長，那是５０年代瀋陽審理日本戰犯國際法庭的庭長賈潛。
我把那位律師的話，告訴了張先生，試圖引起他對“兩案”法庭的評論，可他卻很恬淡地說：“那時，所有的人都有點準備不足。”的確，事後諸葛好當，可張先生從不願扮演事後英雄的角色。
“兩案”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
李作鵬評價張思之“敲邊鼓”／
張思之的“滾核桃”之思
“您剛才講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兩案’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但我認為依當時的歷史環境，這作用的體現是有限的。不少人說：辯護詞是‘上面’定的，我想您的辯詞，大概也要經‘上面’審定後您才能讀吧﹖”
“你推測得不錯，的確經過‘上面’審閱。當然，從法律規範上看，這樣做沒有法律依據。但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此案在中國也是無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為辯護人，我一再堅持的幾點要求，最後宣讀的辯護詞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講到的申辯外，我堅持寫上‘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要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審判活動應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另一點是應考慮李‘早年革命的歷史’。辯護詞中這個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因為在當時說這話太艱難了。人們對動亂禍患記憶猶新，把許多怨恨集於他們身上，對‘文革’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這個層次。若晚些年審理，我們的處境或許會好一些。當時能達到這個水平，的確不該再給予苛責，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
張先生告訴我，審判結束後，他和蘇惠漁又見了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他微笑著，把手從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個邊，沒敲到中心點上。”哦，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我問道。可腦筋轉得飛快的李作鵬，沒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經心地說：‘不怪你們！’顯然，對審判他還是有看法的。即將分別時，他又冒出一句：‘寫了首詩給你。’我聽了有點情急，想馬上看。不料他卻告訴我：‘２０年後給你。”“‘那好，我等２０年。’我無可奈何。”
從李作鵬那裡出來，“邊鼓”之說便不斷攪擾著張先生的思緒，使他聯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的演奏，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李對律師在法庭上作用的刻畫，律師們不過在“滾核桃”﹖張先生心中很不自在，但又感到無以辯解。
直到今天，“滾核桃”之樂，仍時時敲擊著張思之。他經常捫心自問：“作為律師，我及格嗎﹖我能做到無愧嗎﹖”張先生的核桃，似乎一下又敲到我這邊來了：通過近期和一些中老年律師的接觸，我深感中國律師制度的健全完善，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律師在審判活動中地位和作用的體現，還相當艱難。雖然新聞媒介一度把一些明星案炒得火熱，有那麼幾個律師因之很風光。
張先生對我說；“我沒有辦過漂亮的案子。我經手的全部案件，事後想想，無一沒有不足甚至失誤。”他甚至把自己的律師生涯，戲稱為“屢敗屢戰”。當張先生講述了他的簡單經歷後，我內心也難以安寧。
１９４９年前，中國法學的搖籃，有“南東吳北朝陽”之說。張先生曾就讀於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彼時國民黨法律系統內，該系畢業者居多，號稱“無朝陽不成法院”。新中國成立後，１９４７年入黨的張思之到北京市法院工作。但在審理“兩案”前，只有一次半辯護實踐。他的處女作，是因南斯拉夫一個法律代表團要求旁聽法庭辯護，才登堂為一年輕的搶劫犯辯護。後半個案子是當年頗有點轟動的羅抱一離婚案，男方是很有前途的高級經濟官員，女方是位模範教師，可未及結案，他卻被“反右”駭浪捲入旋渦……
聽罷張先生的經歷，感到他“屢敗屢戰”的嘆息，絕非因他本人無能。因為我最近常同律師打交道，我在報刊界的朋友，便紛紛求我約他們寫點公民如何依靠法律保護自身權利的文章。可略知律師苦衷的我很清楚，這些“護法使者”自己依法行事的權利，亦不時會被侵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