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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為增長引擎的中國經濟開始減速之際，全球經濟無可避免地繼續滑入通縮深淵。貿易是衡量全球化以及全球經濟的溫度計，全球貿易2014年普遍認為繼續走低，可能只有3%~4%的增長，隨著經濟下滑引發的保護主義興起，相信未來貿易可能欲振乏力。
如果說貿易更多代表實體經濟的狀況，那麼就金融層面而言，債務是重要的風向標。雖然經濟低迷，近年全球經濟的債務水平卻不斷飆升，尤其是伴隨著主權債務的狀況惡化。根據一份國外機構數據(《日內瓦報告》)，全球債務總負擔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在2013年達到215%，而2001年僅為160%。一定的槓桿對於經濟有所裨益，但上述數據已經超過經濟學界認為舒適的區域，甚至揭示了一個反諷的事實：雖然人人都高呼去槓桿，事實上人人都在加槓桿，尤其是政府部門。
債多也愁。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多年前就期待的“超英趕美”好像有了成功曙光，第三世界出現了超越第一世界的希望。七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有可能超過七大工業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七國，超過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雖然這一數據和中國第一的結論一樣，是基於購買力平價，但是仍舊反映出發達經濟體整體後勁乏力。
如果你以為這又是一個投資銀行分析師正在兜售的老故事，新G7拉動老G7，那麼你就錯了。從過去一段時間來看，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其實趨向下滑，這也可以理解，起風的時候，體積小者飄得最高，而逆風的時候，情況就變成比誰下降得少了。即使如此，相比之下，發達經濟體的境況更加不堪，日本安倍經濟學尚在掙扎，歐洲日益日本化，較為樂觀的只有英美。矛盾的是，美國逐漸走好有可能帶來強勢美元的回歸，這對於其他經濟體而言又是一個打擊。
那麼，未來增長靠什麼?回頭看新常態，其實並沒那麼可怕，只是我們剛剛經歷的上一波增長過於美好，也慣壞了投資者的預期。上一輪黃金時代是由於全球化、放鬆管制、廉價利率、人口紅利等等多種因素綜合促成，最關鍵的因素還在技術進步，典型如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雖然帶來泡沫飛揚與幻滅，但最終的結果是誕生了谷歌、微軟、蘋果、亞馬遜之類偉大的公司，拓展了人類經濟生活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在勞動力投入帶來的增長有限的情況下，經濟生產率的拓展事實上更多來自技術進步。想像一下如今看似不起眼的鐵路曾經如何劇烈地改變世界形貌。一位西方評論家如此總結：“19世紀的頭25年和最後25年之間，鐵路將這個世界從大部分人僅僅到過他們的村子之外或附近集鎮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在一天而不是一個月就能夠跨越一個洲的世界。鐵路的發展催生了大量的製造業，確保了工業革命對這個星球上每個人生活的實質性影響。鐵路的到來，使一切都成為可能：從度假到郊區的擴展，從新鮮的牛奶到郵購訂單。”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表面上經濟新貴看似超過舊有勢力，未來中短期的經濟繁榮仍舊依賴技術進步，這也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必然來自自主創新，無論下一個熱點是可穿戴、人工智慧還是3D(三維)列印，抑或我們現在絲毫不知的某種瘋狂小實驗。
新常態經濟擁有無限機會，也面臨巨大風險。在這樣一個機會與風險並行的經濟世界，央行必須肩負起更加沉重的擔子。
未來新常態與五大風險
中國，下一站韓國?
和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韓國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起飛，也大致經歷了經濟發展的數個階段：基礎建設拉動期、出口拉動期、槓桿拉動期。在基礎建設階段，往往伴隨著政治的改革，這也是很多後發國家所經歷的趕超第一階段。在韓國，這其實也有賴於時任總統朴正熙的系列舉措，這一階段的主要表現是資本形成對於經濟貢獻更大。只有部分國家能夠順利進入第二階段即出口拉動期，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可謂幸運者，譬如巴西等國走完第一階段後，卻始終徘徊在第二階段門前，這一階段典型表現在於出口對經濟貢獻更為巨大。
光州事件之後，韓國經濟開始進入新階段，也就是加槓桿階段，大財閥現象也日趨嚴重。這一階段的典型特徵在於資本形成再度超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各大財閥雄心勃勃的多元化征程中，大量資金被投向並不具備合理內在回報率的項目，短期內維繫了經濟較高的增速;代價則是債務槓桿率直線上揚，同時充裕的流動性追逐著看似搶手的各類資產，資產泡沫一路發酵高揚，股市、債市、匯率聯袂走高，烈火烹油，直到金融危機爆發，戛然而止。
對於中國而言，上述因素都不陌生，不過場景和主角有所不同。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可謂改革帶來的基礎建設期，90年代末之後進入入世帶來的出口驅動期，而2008年之後則逐漸步入加槓桿階段，其中“4萬億”大手筆的刺激更是推波助瀾。數據與實體經濟的表現也在說明，中國的加槓桿列車已經啟動，流動性洪流已經湧現，這與20年前的韓國有頗多類似之處。
韓國是否算失敗呢?有人或許覺得韓國不幸，又或者1998年金融危機更多是外界感染，事實上這些際遇並非偶然，都與經濟體自身內在發展邏輯彼此印證推動。此後韓國經歷了痛苦的清洗階段，其表現其實可圈可點，也算邁入正常國家行列，也算得上趕超國家的合格者。
中國有中國奇蹟，韓國也有漢江奇蹟，高增長並非特例，更非經濟規律不可解釋的人間奇蹟。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二戰”之後，全世界約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經濟趕超，並擺脫了低收入陷阱，其增速達到年均7%以上，並且持續了25年以上。這些經濟體有一些共同特徵：開放經濟、宏觀的穩定、高儲蓄與高投資、市場經濟體、高效並積極的政府。
中國是否會步入一場1998年式的金融危機?回顧歷史，2014年剛好是世界銀行《東亞奇蹟》報告發表20周年，當年的東亞奇蹟包含了中國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明星經濟體，中國內地甚至無緣入圍。然而轉瞬幾年，世人則目睹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耀眼崛起。
20年的經驗加上兩場金融危機的教訓，是否足以讓歷史不再走進慣性呢?市場並不會簡單重複，這或許取決於我們過去路徑與當下的取捨。中國30多年超過8%的增速，似乎也讓一眾曾唱衰中國的觀察家顯得不無滑稽，甚至也鼓舞了某些民族主義者，他們想像中敵人的陰謀被一步步挫敗。
但問題還在於，我們要求的是真相還是只報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當願望和現實不符合時，我們是修改願望還是重塑現實?或許，如你側耳聆聽，蒙古人的鐵騎已經逡巡於國門之外。
中國經濟新常態：走出GDP迷思
“現在西方預測中國GDP將成為世界第一，這種捧殺是否類似當年我們鄰國日本的遭遇，從世界第二的位置跌落到收穫失落的十年?”一次讀書會上，主持人如是發問。
如果說貿易更多代表實體經濟的狀況，那麼就金融層面而言，債務是重要的風向標。雖然經濟低迷，近年全球經濟的債務水平卻不斷飆升，尤其是伴隨著主權債務的狀況惡化。根據一份國外機構數據(《日內瓦報告》)，全球債務總負擔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在2013年達到215%，而2001年僅為160%。一定的槓桿對於經濟有所裨益，但上述數據已經超過經濟學界認為舒適的區域，甚至揭示了一個反諷的事實：雖然人人都高呼去槓桿，事實上人人都在加槓桿，尤其是政府部門。
債多也愁。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多年前就期待的“超英趕美”好像有了成功曙光，第三世界出現了超越第一世界的希望。七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有可能超過七大工業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七國，超過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雖然這一數據和中國第一的結論一樣，是基於購買力平價，但是仍舊反映出發達經濟體整體後勁乏力。
如果你以為這又是一個投資銀行分析師正在兜售的老故事，新G7拉動老G7，那麼你就錯了。從過去一段時間來看，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其實趨向下滑，這也可以理解，起風的時候，體積小者飄得最高，而逆風的時候，情況就變成比誰下降得少了。即使如此，相比之下，發達經濟體的境況更加不堪，日本安倍經濟學尚在掙扎，歐洲日益日本化，較為樂觀的只有英美。矛盾的是，美國逐漸走好有可能帶來強勢美元的回歸，這對於其他經濟體而言又是一個打擊。
那麼，未來增長靠什麼?回頭看新常態，其實並沒那麼可怕，只是我們剛剛經歷的上一波增長過於美好，也慣壞了投資者的預期。上一輪黃金時代是由於全球化、放鬆管制、廉價利率、人口紅利等等多種因素綜合促成，最關鍵的因素還在技術進步，典型如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雖然帶來泡沫飛揚與幻滅，但最終的結果是誕生了谷歌、微軟、蘋果、亞馬遜之類偉大的公司，拓展了人類經濟生活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在勞動力投入帶來的增長有限的情況下，經濟生產率的拓展事實上更多來自技術進步。想像一下如今看似不起眼的鐵路曾經如何劇烈地改變世界形貌。一位西方評論家如此總結：“19世紀的頭25年和最後25年之間，鐵路將這個世界從大部分人僅僅到過他們的村子之外或附近集鎮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在一天而不是一個月就能夠跨越一個洲的世界。鐵路的發展催生了大量的製造業，確保了工業革命對這個星球上每個人生活的實質性影響。鐵路的到來，使一切都成為可能：從度假到郊區的擴展，從新鮮的牛奶到郵購訂單。”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表面上經濟新貴看似超過舊有勢力，未來中短期的經濟繁榮仍舊依賴技術進步，這也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必然來自自主創新，無論下一個熱點是可穿戴、人工智慧還是3D(三維)列印，抑或我們現在絲毫不知的某種瘋狂小實驗。
新常態經濟擁有無限機會，也面臨巨大風險。在這樣一個機會與風險並行的經濟世界，央行必須肩負起更加沉重的擔子。
未來新常態與五大風險
中國，下一站韓國?
和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韓國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起飛，也大致經歷了經濟發展的數個階段：基礎建設拉動期、出口拉動期、槓桿拉動期。在基礎建設階段，往往伴隨著政治的改革，這也是很多後發國家所經歷的趕超第一階段。在韓國，這其實也有賴於時任總統朴正熙的系列舉措，這一階段的主要表現是資本形成對於經濟貢獻更大。只有部分國家能夠順利進入第二階段即出口拉動期，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可謂幸運者，譬如巴西等國走完第一階段後，卻始終徘徊在第二階段門前，這一階段典型表現在於出口對經濟貢獻更為巨大。
光州事件之後，韓國經濟開始進入新階段，也就是加槓桿階段，大財閥現象也日趨嚴重。這一階段的典型特徵在於資本形成再度超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各大財閥雄心勃勃的多元化征程中，大量資金被投向並不具備合理內在回報率的項目，短期內維繫了經濟較高的增速;代價則是債務槓桿率直線上揚，同時充裕的流動性追逐著看似搶手的各類資產，資產泡沫一路發酵高揚，股市、債市、匯率聯袂走高，烈火烹油，直到金融危機爆發，戛然而止。
對於中國而言，上述因素都不陌生，不過場景和主角有所不同。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可謂改革帶來的基礎建設期，90年代末之後進入入世帶來的出口驅動期，而2008年之後則逐漸步入加槓桿階段，其中“4萬億”大手筆的刺激更是推波助瀾。數據與實體經濟的表現也在說明，中國的加槓桿列車已經啟動，流動性洪流已經湧現，這與20年前的韓國有頗多類似之處。
韓國是否算失敗呢?有人或許覺得韓國不幸，又或者1998年金融危機更多是外界感染，事實上這些際遇並非偶然，都與經濟體自身內在發展邏輯彼此印證推動。此後韓國經歷了痛苦的清洗階段，其表現其實可圈可點，也算邁入正常國家行列，也算得上趕超國家的合格者。
中國有中國奇蹟，韓國也有漢江奇蹟，高增長並非特例，更非經濟規律不可解釋的人間奇蹟。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二戰”之後，全世界約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經濟趕超，並擺脫了低收入陷阱，其增速達到年均7%以上，並且持續了25年以上。這些經濟體有一些共同特徵：開放經濟、宏觀的穩定、高儲蓄與高投資、市場經濟體、高效並積極的政府。
中國是否會步入一場1998年式的金融危機?回顧歷史，2014年剛好是世界銀行《東亞奇蹟》報告發表20周年，當年的東亞奇蹟包含了中國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明星經濟體，中國內地甚至無緣入圍。然而轉瞬幾年，世人則目睹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耀眼崛起。
20年的經驗加上兩場金融危機的教訓，是否足以讓歷史不再走進慣性呢?市場並不會簡單重複，這或許取決於我們過去路徑與當下的取捨。中國30多年超過8%的增速，似乎也讓一眾曾唱衰中國的觀察家顯得不無滑稽，甚至也鼓舞了某些民族主義者，他們想像中敵人的陰謀被一步步挫敗。
但問題還在於，我們要求的是真相還是只報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當願望和現實不符合時，我們是修改願望還是重塑現實?或許，如你側耳聆聽，蒙古人的鐵騎已經逡巡於國門之外。
中國經濟新常態：走出GDP迷思
“現在西方預測中國GDP將成為世界第一，這種捧殺是否類似當年我們鄰國日本的遭遇，從世界第二的位置跌落到收穫失落的十年?”一次讀書會上，主持人如是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