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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來看，“以開放促改革”這一思路原本並無不妥。中國經濟奇蹟以漸進式改革發軔，特區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可謂“以開放促改革”的註腳。問題在於，從宏觀經濟過渡到金融資本體系，這一思路的邏輯是否仍舊可以延續?以金融巨大外部性判斷，顯然不能直接套用。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改革特色之一在於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往往從阻力最小處突破，這一選擇無疑具有歷史合理性。但是伴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一方面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路徑依賴加大，另一方面存量改革的緊迫性也在加劇。二者疊加效應不可小覷，難怪在各個領域都有重啟改革的呼聲，這實則反映了缺乏改革動力。具體到金融領域，為什麼資本帳戶開放呼聲如此之高，而利率市場化之類卻止步不前?原因之一也在於迴避存量改革。即使短期之內對於資本帳戶開放抱以審慎態度，也並不意味著金融領域的改革止步。學者魏尚進曾經撰文指出，中國金融領域至少需要推進五大項改革：大而不倒的銀行、利率、匯率、資本帳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從最優秩序而言，他認為首先應該改革大而不倒的銀行，其次是推動利率和匯率改革，資本帳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應在最後。
羅馬並非一天建成，金融的國際信用更需要市場的認可。在歷史上，國王即使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上，也不能強迫人們使用它。今天也是一樣，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並不僅僅依賴於該國的行政力量，更不能以開放迴避改革。
以此論之，資本帳戶開放的確是值得長期追求的目標，但具體的實施時機必須予以審慎考慮。鑑於中國經濟的態勢，驟然開放資本帳戶，可能加劇經濟波動，有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中國政府數次強調，“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維持資本帳戶管理的基本穩定，是在危機時刻反擊金融風險的有力武器。現在如果倉促行事，未來或有“聞鼙鼓而思良將”之憾。
畢竟，即使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攀升至全球第二，也實實在在地面臨劇烈減速的危險，金融風險是必須守住的底線。
中國第一與世界新平庸
中國GDP第一?
中國人常常對於“19世紀是英國的，20世紀是美國的，21世紀是中國的”津津樂道，民族復興亦念茲在茲，但是對於“世界第一經濟體”的頭銜，卻好像並不那麼熱情。
這從中國對世界銀行一份報告的反響可知。這份報告宣稱，就經濟規模而言，中國可能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這在中國國內反響並不熱烈，甚至《金融時報》還報導，中國努力了一年時間，試圖削弱該評估數據的有效性。
早在2011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前後，中國趕超美國的時間點已經被多次預言，而且趨勢似乎是時間總在向前位移，從高盛較早給出的2027年，到後來的2019年或2016年，再到後來的2014年。
中國第一的到來，是否指日可待呢?這對中美與世界又意味著什麼呢?《金融時報》兩位重量級評論員——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與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也分別給出了意見。他們都傾向於認為，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並不意味著中國已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美國的霸權仍會持續多年。
拋開宏大敘事，回到技術細節，世界銀行的這一研究可信度有多大?這一報告基於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簡稱ICP)提供的相關數據，即根據購買力平價(PPP)理論，也就是根據貨幣的購買力而不是市場匯率來核算，換言之，ICP對人民幣購買力的評估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結論。細讀這份報告，人民幣購買力被評估為1美元約等於3.506元人民幣，遠高於目前人民幣的市場匯率——1美元兌換約6.25元人民幣。二者相差如此之大，按照兩者來計量的中美經濟規模，自然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按照較低的標準(市場匯率)，中國經濟規模不足美國的60%;按照較高的標準(購買力平價)，中國卻可能已經超越了美國。
如果認可ICP的購買力評估，那麼，不僅中國經濟規模即將超越美國，而且中國人民幣也存在極大低估;如果認可市場匯率，那麼，中國對於美國的追趕仍然前路漫漫。有趣的是，筆者注意到，ICP自己專門在附註中提到：這一估算並沒有得到中國統計局的認可。
哪一種評估更接近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呢，是市場匯率還是較高的購買力平價?筆者認為是前者，隨著近年中美貿易失衡狀況緩解，人民幣匯率已多次調整，目前市場匯率很可能已經接近人民幣的真實匯率。
更進一步，以購買力平價理論來度量人民幣是否合理呢?未必。學界不少研究也顯示，購買力平價對於人民幣而言，並非完美的度量值，如易綱和范敏(1997)等也指出，用購買力平價來分析發展中國家時要做修正。購買力平價這一理論部分基於樸素的直覺，即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國家應該賣同樣的價格，這樣通過比較不同國家以不同貨幣計價的一籃子商品價格，從而推算出貨幣之間的購買力比例。
這一理念經過精細化之後，其結果之一就是上述的國際比較計劃。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ICP已經運行了接近50年，當初的樸素想法早已演變成耗資巨大的、涉及無數智力的國際聯合項目。
常識告訴我們，理論如果落地，難免面臨各種局限。購買力平價的局限業界討論也不少，最關鍵的問題有兩個。
首先，購買力平價理論要求比較同樣商品的價格，但各國發展狀況不同，也註定物品難以完全對應，例如辛巴威餐桌上的稀粥可能並不等於美國人的燕麥片，而《舌尖上的中國》所展示的各類民間美食，也難以對應西方的米其林。二者或許效用一致，但價格、重要性等不可類比。
其次，如何處理這些商品的權重?當專家們千辛萬苦收集了上萬種商品的價格之後，他們卻難以對它們進行加總。一般來說，可以按照一個典型家庭在不同商品上的開支來計算商品價格加總的權重，此時國別差異的問題再度出現。例如美國與中國的消費支出結構完全不一樣，是應該按照美國還是中國的支出結構來加總呢?
對於這類問題，技術專家自然有各類處理方法，從支出法到生產法的各類方法也在引入。我尊敬其努力以及專業，但是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不同標準導致不同的結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的估算總是會隨著加總與計算方法的不同，其結果呈現巨大的波動，其差距從百分之幾十到以倍數計算。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往往不是黑板經濟學那麼完美，而是更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基於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一切結論都只能予以審慎對待，無須過分大驚小怪，就像“中國經濟第一”的頭銜，其含金量顯然不足。
中國經濟正在邁向世界巔峰，但是登頂不在此刻。目前中國崛起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而在軍事、政治、文化等領域仍舊存在提升空間。即使僅就經濟而言，中國也難言樂觀，隨著未來中國潛在增速下滑到6%到5%甚至更低，二者差距縮小的速度有可能大幅收窄，中國最終超越美國的日子其實難以預言——對比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風光無限，“日本第一”的口號激盪世界，但其泡沫經濟模式無法延續，其衝擊第一的征途最終還是折戟沉沙。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改革特色之一在於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往往從阻力最小處突破，這一選擇無疑具有歷史合理性。但是伴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一方面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路徑依賴加大，另一方面存量改革的緊迫性也在加劇。二者疊加效應不可小覷，難怪在各個領域都有重啟改革的呼聲，這實則反映了缺乏改革動力。具體到金融領域，為什麼資本帳戶開放呼聲如此之高，而利率市場化之類卻止步不前?原因之一也在於迴避存量改革。即使短期之內對於資本帳戶開放抱以審慎態度，也並不意味著金融領域的改革止步。學者魏尚進曾經撰文指出，中國金融領域至少需要推進五大項改革：大而不倒的銀行、利率、匯率、資本帳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從最優秩序而言，他認為首先應該改革大而不倒的銀行，其次是推動利率和匯率改革，資本帳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應在最後。
羅馬並非一天建成，金融的國際信用更需要市場的認可。在歷史上，國王即使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上，也不能強迫人們使用它。今天也是一樣，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並不僅僅依賴於該國的行政力量，更不能以開放迴避改革。
以此論之，資本帳戶開放的確是值得長期追求的目標，但具體的實施時機必須予以審慎考慮。鑑於中國經濟的態勢，驟然開放資本帳戶，可能加劇經濟波動，有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中國政府數次強調，“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維持資本帳戶管理的基本穩定，是在危機時刻反擊金融風險的有力武器。現在如果倉促行事，未來或有“聞鼙鼓而思良將”之憾。
畢竟，即使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攀升至全球第二，也實實在在地面臨劇烈減速的危險，金融風險是必須守住的底線。
中國第一與世界新平庸
中國GDP第一?
中國人常常對於“19世紀是英國的，20世紀是美國的，21世紀是中國的”津津樂道，民族復興亦念茲在茲，但是對於“世界第一經濟體”的頭銜，卻好像並不那麼熱情。
這從中國對世界銀行一份報告的反響可知。這份報告宣稱，就經濟規模而言，中國可能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這在中國國內反響並不熱烈，甚至《金融時報》還報導，中國努力了一年時間，試圖削弱該評估數據的有效性。
早在2011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前後，中國趕超美國的時間點已經被多次預言，而且趨勢似乎是時間總在向前位移，從高盛較早給出的2027年，到後來的2019年或2016年，再到後來的2014年。
中國第一的到來，是否指日可待呢?這對中美與世界又意味著什麼呢?《金融時報》兩位重量級評論員——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與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也分別給出了意見。他們都傾向於認為，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並不意味著中國已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美國的霸權仍會持續多年。
拋開宏大敘事，回到技術細節，世界銀行的這一研究可信度有多大?這一報告基於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簡稱ICP)提供的相關數據，即根據購買力平價(PPP)理論，也就是根據貨幣的購買力而不是市場匯率來核算，換言之，ICP對人民幣購買力的評估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結論。細讀這份報告，人民幣購買力被評估為1美元約等於3.506元人民幣，遠高於目前人民幣的市場匯率——1美元兌換約6.25元人民幣。二者相差如此之大，按照兩者來計量的中美經濟規模，自然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按照較低的標準(市場匯率)，中國經濟規模不足美國的60%;按照較高的標準(購買力平價)，中國卻可能已經超越了美國。
如果認可ICP的購買力評估，那麼，不僅中國經濟規模即將超越美國，而且中國人民幣也存在極大低估;如果認可市場匯率，那麼，中國對於美國的追趕仍然前路漫漫。有趣的是，筆者注意到，ICP自己專門在附註中提到：這一估算並沒有得到中國統計局的認可。
哪一種評估更接近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呢，是市場匯率還是較高的購買力平價?筆者認為是前者，隨著近年中美貿易失衡狀況緩解，人民幣匯率已多次調整，目前市場匯率很可能已經接近人民幣的真實匯率。
更進一步，以購買力平價理論來度量人民幣是否合理呢?未必。學界不少研究也顯示，購買力平價對於人民幣而言，並非完美的度量值，如易綱和范敏(1997)等也指出，用購買力平價來分析發展中國家時要做修正。購買力平價這一理論部分基於樸素的直覺，即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國家應該賣同樣的價格，這樣通過比較不同國家以不同貨幣計價的一籃子商品價格，從而推算出貨幣之間的購買力比例。
這一理念經過精細化之後，其結果之一就是上述的國際比較計劃。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ICP已經運行了接近50年，當初的樸素想法早已演變成耗資巨大的、涉及無數智力的國際聯合項目。
常識告訴我們，理論如果落地，難免面臨各種局限。購買力平價的局限業界討論也不少，最關鍵的問題有兩個。
首先，購買力平價理論要求比較同樣商品的價格，但各國發展狀況不同，也註定物品難以完全對應，例如辛巴威餐桌上的稀粥可能並不等於美國人的燕麥片，而《舌尖上的中國》所展示的各類民間美食，也難以對應西方的米其林。二者或許效用一致，但價格、重要性等不可類比。
其次，如何處理這些商品的權重?當專家們千辛萬苦收集了上萬種商品的價格之後，他們卻難以對它們進行加總。一般來說，可以按照一個典型家庭在不同商品上的開支來計算商品價格加總的權重，此時國別差異的問題再度出現。例如美國與中國的消費支出結構完全不一樣，是應該按照美國還是中國的支出結構來加總呢?
對於這類問題，技術專家自然有各類處理方法，從支出法到生產法的各類方法也在引入。我尊敬其努力以及專業，但是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不同標準導致不同的結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的估算總是會隨著加總與計算方法的不同，其結果呈現巨大的波動，其差距從百分之幾十到以倍數計算。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往往不是黑板經濟學那麼完美，而是更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基於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一切結論都只能予以審慎對待，無須過分大驚小怪，就像“中國經濟第一”的頭銜，其含金量顯然不足。
中國經濟正在邁向世界巔峰，但是登頂不在此刻。目前中國崛起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而在軍事、政治、文化等領域仍舊存在提升空間。即使僅就經濟而言，中國也難言樂觀，隨著未來中國潛在增速下滑到6%到5%甚至更低，二者差距縮小的速度有可能大幅收窄，中國最終超越美國的日子其實難以預言——對比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風光無限，“日本第一”的口號激盪世界，但其泡沫經濟模式無法延續，其衝擊第一的征途最終還是折戟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