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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德國
德國的態度對於希臘至關重要。
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家以及強勢分子，德國在金融危機之後恢復不錯，成為支撐歐元區的重要力量。其總理默克爾在2011年拯救歐元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默克爾和現在一樣面臨希臘是否退歐的局面，強硬者認為可以接受，因為希臘留下來代價很大，而另一邊則覺得未知風險可能大。在確定的代價與不確定的風險之間，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爾選擇了支持希臘留下，這代表了一種理性的政策權衡。
事到如今，希臘2015年再次選舉，希臘國內的極端左派上台，這與德國國內的強硬派形成了直接衝突。這對於歐洲以及世界來說，不僅是一個壞消息，更是一個趨勢性的警示：當經濟問題在經濟上無法妥善解決時，政治主流就會遭遇民眾質疑，這也給予極端派可乘之機。歷史並非沒有先例，想想大蕭條的災難以及隨後納粹德國的興起吧。
劍拔弩張之下，歐元區的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從經濟蔓延到政治，默克爾和希臘的對決成為下一個爆發點。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臘危機中，物理學家出身的默克爾最終選擇希臘留在歐元區。一方面，這使得歐元區繼續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歐洲洋溢最多的是“歐元得救”的樂觀情緒;另一方面，希臘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歐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臘人民最終忍無可忍，不僅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中極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長，歐元區的離心力開始驟然增加。
德國的立場不僅決定希臘的方向，也決定了歐洲債務危機的走勢。德國人總是認為自己是在替歐債危機埋單，但事實總有兩面性。一方面，正是歐元區的成立助推了德國的繁榮，因為德國在一體化的歐元區內相當於獲得一次性貨幣低估，其競爭力得到加強與擴大。在歐元區的廣大市場支撐之下，德國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國的空心化，成為發達國家中製造業立國的一個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歐元區解體，德國的出口將遭遇打擊，其製造業的未來也將岌岌可危。而德國強硬派的做法，其實也激起希臘之外國家的一些反對聲音，除了希臘退出歐元區的聲音，德國退出的聲音也出現了，這是歐元區離心力的情緒反應。
滙豐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簡世勛(Stephen King)曾經將以德國為中心的歐元區形容為“地心說系統”，當外圍國家經濟活動疲軟，甚至經濟活動已經迅速萎縮時，位於歐元區托勒密中心的德國，仍繼續維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財政水平。換言之，過去的歐元體系確實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圍國家的過度舉債，也有德國等核心國家匯率低估又恪守低物價帶來的危害。
債權人vs債務人
拋開國別鬥爭以及黨派利益，希臘退歐的事件，其實不僅僅是德國和希臘的鬥爭，更是一場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恆久鬥爭，是貧困國家與富裕國家的鬥爭，也是國家內部的貧富之爭。
如果理解歐元區分歧是貧富差距在國家層面的體現，希臘的諸多表現也並非不可理解。國家債務總是被認為可靠，其實國家在過去數百年中的信用記錄也不怎麼好，主權債務問題總是隔一段時間就會風波再起，這在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與羅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經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戰鬥無休無止。面對紛爭，在統一歐洲的夢想之下，歐元區過去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拖延。這一次，危機可以再次拖延嗎?如今，希臘被醜化為賴帳者，而德國的形象變為催命者，這種對契約帶有道德化的簡單解讀，並不利於希臘現實問題的解決。
我引用開篇莎士比亞的名篇《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就是揭示一個或許令人不快的現實，大家通常認為夏洛克貪得無厭，但是，事實上他的索債要求非常合理;反觀今日，希臘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反過來說，難道債權人對於壞帳就沒有責任，難道不應該對於過度放貸做出檢討?
情緒之外，仍需理性。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溫，使得國家之間貧富分化愈加明顯，但是二者之間誰為因果難以斷言，是因為沒有全面擁抱全球化而導致增長停滯，還是因為擁抱全球化過度導致競爭力受到損害——從更務實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對危機，最不需要的就是將經濟政策過度政治化甚至意識形態化。
有序退出還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年第一次希臘危機期間，不少學者已經覺得希臘狀況難以維持，但是歐元區的政治力量最終使得希臘得以拖延。費爾德斯坦早就斷言希臘難有活路，2011年希臘政府負債相當於GDP的150%，經濟陷入崩潰，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那麼，希臘的出路其實就是主權債務危機國家慣常的選擇，那就是違約同時貶值。
這代表了典型經濟學的思路，簡單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說清晰正確，但是現實之中總有經濟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臘最近幾年持續緊縮，但緊縮並未帶來增長，這也導致債務陰霾愈加嚴重，2014年底希臘公共債務達到了其GDP的178%，標準普爾2015年2月將長期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B”下調至“B–”，且還可能進一步調低。標普強調，希臘流動性不足決定了希臘新政府沒有寬裕的時間來同債權人就融資方案達成協議。
如今希臘債務問題的癥結在於，如果希臘這樣退出，將在國際市場中期內無法恢復信用。希臘主要借外債，其債主不少是德國與法國的銀行。希臘違約，對債主會造成重大影響，引發國外的連鎖反應，甚至引發對於希臘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違約的猜測。如果義大利與西班牙也步入這一黑色鏈條，整個歐洲金融市場即使不會崩潰，也會陷入艱難的清算。
上述情況還是假定希臘有序違約，如果希臘以及其他國家無序違約，那麼更是一場噩夢，其後果將是N個“雷曼兄弟”倒閉的衝擊。也正因此，歐元區的最好出路在於兩條，要麼徹底對希臘債務達成一致，希臘留在歐元區，整個歐元區來消化這些債務;要麼就是希臘退出歐元區，但是是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有合適的機會也可以回來，這就要求歐元區有明確的退出以及加入機制。對於這些國家而言，退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是重拾競爭力的機會。
這是歐元區歷史問題的最好解決方案，但是具體落實與操作仍舊需要政治與經濟的協調。如投資家索羅斯等人就多次提議，在歐元區建立共同財政機構。此時此刻，歐洲央行的作用應該得到加強。
歐洲的危機與機遇
從經濟上看，希臘在2008年之後的緊縮其實已經初見成效，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臘經濟增長仍舊低迷，債務比例還是居高不下。從政治上看，希臘極左派與德國強硬派的碰撞一觸即發，而且歐洲各國各種極端理念也在滋長，對於歐洲主流政治形成挑戰。
觀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總結2015年歐洲陷入三大危機，對外是好戰的俄羅斯和混亂的中東，對內則是歐盟政治、經濟和外交緊張與日俱增，“歐盟大部分國家出現經濟低迷，促進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主義者日益壯大帶來的不安全感，受到中東衝突溢出效應(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大規模非法移民)的進一步推動。在希臘和義大利等國，來自(或經由)中東地區的移民大量湧入，強化了社會危機氛圍，使得移民問題幾乎與緊縮政策一樣備受爭議”。三大危機本來是獨立存在的，隨著局勢惡化，三者很可能交織助長，不乏有人將其與20世紀30年代相提並論。
德國的態度對於希臘至關重要。
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家以及強勢分子，德國在金融危機之後恢復不錯，成為支撐歐元區的重要力量。其總理默克爾在2011年拯救歐元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默克爾和現在一樣面臨希臘是否退歐的局面，強硬者認為可以接受，因為希臘留下來代價很大，而另一邊則覺得未知風險可能大。在確定的代價與不確定的風險之間，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爾選擇了支持希臘留下，這代表了一種理性的政策權衡。
事到如今，希臘2015年再次選舉，希臘國內的極端左派上台，這與德國國內的強硬派形成了直接衝突。這對於歐洲以及世界來說，不僅是一個壞消息，更是一個趨勢性的警示：當經濟問題在經濟上無法妥善解決時，政治主流就會遭遇民眾質疑，這也給予極端派可乘之機。歷史並非沒有先例，想想大蕭條的災難以及隨後納粹德國的興起吧。
劍拔弩張之下，歐元區的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從經濟蔓延到政治，默克爾和希臘的對決成為下一個爆發點。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臘危機中，物理學家出身的默克爾最終選擇希臘留在歐元區。一方面，這使得歐元區繼續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歐洲洋溢最多的是“歐元得救”的樂觀情緒;另一方面，希臘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歐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臘人民最終忍無可忍，不僅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中極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長，歐元區的離心力開始驟然增加。
德國的立場不僅決定希臘的方向，也決定了歐洲債務危機的走勢。德國人總是認為自己是在替歐債危機埋單，但事實總有兩面性。一方面，正是歐元區的成立助推了德國的繁榮，因為德國在一體化的歐元區內相當於獲得一次性貨幣低估，其競爭力得到加強與擴大。在歐元區的廣大市場支撐之下，德國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國的空心化，成為發達國家中製造業立國的一個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歐元區解體，德國的出口將遭遇打擊，其製造業的未來也將岌岌可危。而德國強硬派的做法，其實也激起希臘之外國家的一些反對聲音，除了希臘退出歐元區的聲音，德國退出的聲音也出現了，這是歐元區離心力的情緒反應。
滙豐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簡世勛(Stephen King)曾經將以德國為中心的歐元區形容為“地心說系統”，當外圍國家經濟活動疲軟，甚至經濟活動已經迅速萎縮時，位於歐元區托勒密中心的德國，仍繼續維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財政水平。換言之，過去的歐元體系確實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圍國家的過度舉債，也有德國等核心國家匯率低估又恪守低物價帶來的危害。
債權人vs債務人
拋開國別鬥爭以及黨派利益，希臘退歐的事件，其實不僅僅是德國和希臘的鬥爭，更是一場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恆久鬥爭，是貧困國家與富裕國家的鬥爭，也是國家內部的貧富之爭。
如果理解歐元區分歧是貧富差距在國家層面的體現，希臘的諸多表現也並非不可理解。國家債務總是被認為可靠，其實國家在過去數百年中的信用記錄也不怎麼好，主權債務問題總是隔一段時間就會風波再起，這在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與羅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經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戰鬥無休無止。面對紛爭，在統一歐洲的夢想之下，歐元區過去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拖延。這一次，危機可以再次拖延嗎?如今，希臘被醜化為賴帳者，而德國的形象變為催命者，這種對契約帶有道德化的簡單解讀，並不利於希臘現實問題的解決。
我引用開篇莎士比亞的名篇《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就是揭示一個或許令人不快的現實，大家通常認為夏洛克貪得無厭，但是，事實上他的索債要求非常合理;反觀今日，希臘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反過來說，難道債權人對於壞帳就沒有責任，難道不應該對於過度放貸做出檢討?
情緒之外，仍需理性。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溫，使得國家之間貧富分化愈加明顯，但是二者之間誰為因果難以斷言，是因為沒有全面擁抱全球化而導致增長停滯，還是因為擁抱全球化過度導致競爭力受到損害——從更務實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對危機，最不需要的就是將經濟政策過度政治化甚至意識形態化。
有序退出還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年第一次希臘危機期間，不少學者已經覺得希臘狀況難以維持，但是歐元區的政治力量最終使得希臘得以拖延。費爾德斯坦早就斷言希臘難有活路，2011年希臘政府負債相當於GDP的150%，經濟陷入崩潰，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那麼，希臘的出路其實就是主權債務危機國家慣常的選擇，那就是違約同時貶值。
這代表了典型經濟學的思路，簡單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說清晰正確，但是現實之中總有經濟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臘最近幾年持續緊縮，但緊縮並未帶來增長，這也導致債務陰霾愈加嚴重，2014年底希臘公共債務達到了其GDP的178%，標準普爾2015年2月將長期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B”下調至“B–”，且還可能進一步調低。標普強調，希臘流動性不足決定了希臘新政府沒有寬裕的時間來同債權人就融資方案達成協議。
如今希臘債務問題的癥結在於，如果希臘這樣退出，將在國際市場中期內無法恢復信用。希臘主要借外債，其債主不少是德國與法國的銀行。希臘違約，對債主會造成重大影響，引發國外的連鎖反應，甚至引發對於希臘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違約的猜測。如果義大利與西班牙也步入這一黑色鏈條，整個歐洲金融市場即使不會崩潰，也會陷入艱難的清算。
上述情況還是假定希臘有序違約，如果希臘以及其他國家無序違約，那麼更是一場噩夢，其後果將是N個“雷曼兄弟”倒閉的衝擊。也正因此，歐元區的最好出路在於兩條，要麼徹底對希臘債務達成一致，希臘留在歐元區，整個歐元區來消化這些債務;要麼就是希臘退出歐元區，但是是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有合適的機會也可以回來，這就要求歐元區有明確的退出以及加入機制。對於這些國家而言，退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是重拾競爭力的機會。
這是歐元區歷史問題的最好解決方案，但是具體落實與操作仍舊需要政治與經濟的協調。如投資家索羅斯等人就多次提議，在歐元區建立共同財政機構。此時此刻，歐洲央行的作用應該得到加強。
歐洲的危機與機遇
從經濟上看，希臘在2008年之後的緊縮其實已經初見成效，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臘經濟增長仍舊低迷，債務比例還是居高不下。從政治上看，希臘極左派與德國強硬派的碰撞一觸即發，而且歐洲各國各種極端理念也在滋長，對於歐洲主流政治形成挑戰。
觀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總結2015年歐洲陷入三大危機，對外是好戰的俄羅斯和混亂的中東，對內則是歐盟政治、經濟和外交緊張與日俱增，“歐盟大部分國家出現經濟低迷，促進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主義者日益壯大帶來的不安全感，受到中東衝突溢出效應(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大規模非法移民)的進一步推動。在希臘和義大利等國，來自(或經由)中東地區的移民大量湧入，強化了社會危機氛圍，使得移民問題幾乎與緊縮政策一樣備受爭議”。三大危機本來是獨立存在的，隨著局勢惡化，三者很可能交織助長，不乏有人將其與20世紀30年代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