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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一個鑽研學術的人來說，創作主題的選擇永遠是最要緊的。前輩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麼短暫，而一個人的創作期更短。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於此，我深有體會。從2004年開始，我著手於當代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這個課題的靈感來自於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的幾次座談，我發現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見，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卷，其間，我又溯源而上，相繼寫作了《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卷、《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由此完成了對中國企業的整體敘述。2010年，我還出版了《吳敬璉傳》，通過對這位當代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的傳記體寫作，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後宏觀經濟理論的衍變軌跡。九年以來，這一系列的寫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時光，如今又將我逼到了這本書的面前。
開始本書寫作的時刻，中國改革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此時的心境，已與2004年決意投入《激盪三十年》寫作時，有很大的差別，熟悉我的作品的讀者，當有所體察。若說當初尚有“探訪者”的興奮心態，那麼，今天的我則如同捧著一隻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懼，只求寸進。
我要表達對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們是我的師長、學友、接受我訪談的專業人士、給予我啟迪的眾多著作者，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傅強社長、徐有智總編輯、袁亞春常務副總編輯，我的編輯王留全、余燕龍、陳麗霞和胡志遠。
當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吳舒然同學已是一個長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寫了那麼多的商業書籍仍然沒有培養出她對經濟的興趣。邵冰冰嫁給我已經二十年了，我將這本書作為一個紀念品獻給她。
書中所有的謬誤不當，均由我承擔責任。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在《歷史之源》中說，歷史並不存在“單一的真相”，“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出”。195我們所見的事實及所作出的論斷，總是受到時代視角、意義語境的局限，托克維爾不例外，本書亦不例外。
吳曉波
2013年7月於杭州大運河畔
[1]丹尼爾・富蘭克林、約翰・安德魯斯：《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羅耀宗譯，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頁。
[2]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3]陳晉：《哈佛經濟學筆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4]羅納德・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李哲民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頁。
[5]郭覲：《黃亞生：“中國模式”並不獨特》，《國際金融時報》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梁禾主編，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7]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頁。
[8]梁啓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頁。書中寫道：“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對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10]《孟子・公孫丑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12]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頁。
[13]《史記》論述姜尚治齊，“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李劍農的觀點參見其《先秦兩漢經濟史稿》，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9頁。
[14]《國語・齊語》：“通七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
[15]《管子・霸言篇》：“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
[16]《管子・輕重乙》：“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18]《管子・國蓄》：“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19]《管子・海王》：“令鹽之重升加分強……千鍾二百萬……禺策之……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20]《管子・海王》：“令針之重加一也，三十針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數》：“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22]《管子・輕重乙》：“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24]《管子・乘馬》：“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
[25]《管子・侈靡》：“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楊聯陞：《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頁。據楊聯陞的學生余英時考據，到了16世紀的明朝，出身商賈世家的陸楫又重拾管仲之論，提出“吾未見奢侈之足以貧天下也”(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而那時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歐洲思想界在17、18世紀才有類似的思想，較著名的有曼德維的《蜜蜂宣言》(1727年)。參見余英時的論文《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28]《管子・牧民》：“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29]《管子・幼官》：“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
[30]《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開始本書寫作的時刻，中國改革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此時的心境，已與2004年決意投入《激盪三十年》寫作時，有很大的差別，熟悉我的作品的讀者，當有所體察。若說當初尚有“探訪者”的興奮心態，那麼，今天的我則如同捧著一隻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懼，只求寸進。
我要表達對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們是我的師長、學友、接受我訪談的專業人士、給予我啟迪的眾多著作者，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傅強社長、徐有智總編輯、袁亞春常務副總編輯，我的編輯王留全、余燕龍、陳麗霞和胡志遠。
當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吳舒然同學已是一個長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寫了那麼多的商業書籍仍然沒有培養出她對經濟的興趣。邵冰冰嫁給我已經二十年了，我將這本書作為一個紀念品獻給她。
書中所有的謬誤不當，均由我承擔責任。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在《歷史之源》中說，歷史並不存在“單一的真相”，“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出”。195我們所見的事實及所作出的論斷，總是受到時代視角、意義語境的局限，托克維爾不例外，本書亦不例外。
吳曉波
2013年7月於杭州大運河畔
[1]丹尼爾・富蘭克林、約翰・安德魯斯：《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羅耀宗譯，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頁。
[2]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3]陳晉：《哈佛經濟學筆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4]羅納德・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李哲民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頁。
[5]郭覲：《黃亞生：“中國模式”並不獨特》，《國際金融時報》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梁禾主編，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7]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頁。
[8]梁啓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頁。書中寫道：“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對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10]《孟子・公孫丑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12]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頁。
[13]《史記》論述姜尚治齊，“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李劍農的觀點參見其《先秦兩漢經濟史稿》，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9頁。
[14]《國語・齊語》：“通七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
[15]《管子・霸言篇》：“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
[16]《管子・輕重乙》：“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18]《管子・國蓄》：“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19]《管子・海王》：“令鹽之重升加分強……千鍾二百萬……禺策之……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20]《管子・海王》：“令針之重加一也，三十針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數》：“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22]《管子・輕重乙》：“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24]《管子・乘馬》：“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
[25]《管子・侈靡》：“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楊聯陞：《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頁。據楊聯陞的學生余英時考據，到了16世紀的明朝，出身商賈世家的陸楫又重拾管仲之論，提出“吾未見奢侈之足以貧天下也”(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而那時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歐洲思想界在17、18世紀才有類似的思想，較著名的有曼德維的《蜜蜂宣言》(1727年)。參見余英時的論文《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28]《管子・牧民》：“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29]《管子・幼官》：“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
[30]《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