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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勢必將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最近兩次短暫的放權型變革試驗——即民國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年)，儘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都沒有尋找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良方。尤為可怕的景象則是，若分權失控，一些邊疆地區出現獨立事件，則更是任何改革者所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我們必須理智地承認，“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189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裡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麼，這是制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制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麼，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帶入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於21世紀的中國人，大抵都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意識，對專制獨裁的厭惡及反對日漸成為社會常識。時至今日，民間呼籲推進法治化、維護司法獨立、強化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面信息，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李克強總理更在就職新聞發布會上感慨“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並承諾“依憲治國”，“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跡象。
不過，歷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很多研究東亞模式的學者都發現，市場導向的專制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國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後，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達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在這之後變得尖銳起來。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提出過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崛起最後馴服了專制的國家權力，但是在發展中社會，國家(或者政府)必須生產出資本主義並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他提出的理論難題是，“在西方，正是社會力量的壯大才馴服了國家力量。但是當社會經濟的變遷要由國家來推動時，誰來馴服國家權力呢?”190
目前的東亞各國及地區，菲律賓的改革失敗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滿爭議，韓國經驗難以複製，越南的改革讓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國台灣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陷入停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面臨的困難比上述列國及地區都要大很多。當今中國，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上空，為改革增添許多的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盪，對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
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個保守性的結論是：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與中央集權體制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問題與生俱來，需要尋找出一種“基因突變”式的解決之道。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
兩個永恆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兩千多年以降，中華經濟治理的永恆主題只有兩項，一曰分權，一曰均富。
在歷史上，我們一再看到這樣的景象，中國因擁有最廣袤的內需市場和喜樂世俗消費的民眾，經濟的復甦從來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傅斯年就給出過一個經濟興衰周期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大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中興，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在他看來，中國若無戰亂，十年可恢復，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這樣的史觀下，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復甦，以及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而再度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發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興盛規律之外，歷朝歷代的經濟治理還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往往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復，無休無止。過往的漢、唐宋、明清、民國，莫不落入這一閉環邏輯。而導致這一周期性治理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權益和財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所謂分權，主要指的是兩類分權，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益分配、政府與民間的權益分配。在我看來，這兩種分權存在內在的關係，若沒有中央對地方的分權，政府對民間的分權便不可能發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矛盾便已爆發，“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錯削藩以及因此引發的“七國之亂”便是表現得最突出的事件。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人始終沒有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關係。1949年之後，強勢的毛澤東多次搖擺於“集分”之間：1950年，地方財政收入一律上繳中央，實行收支兩條線，是為高度集權;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開始充分放權;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強化集中制和全國一盤棋，再次集權;1966年，“虛君共和”、“連人帶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權;20世紀70年代，國民經濟發生系統性紊亂，中央再度大集權。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央與地方的權益分配模式又有兩個階段——以1994年的價財稅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為界，前期的“財政包幹、分灶吃飯”，是為大放權時期，因分權過度而形成“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於是在其後，以實施分稅制為手段重新實行集權。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189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裡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麼，這是制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制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麼，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帶入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於21世紀的中國人，大抵都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意識，對專制獨裁的厭惡及反對日漸成為社會常識。時至今日，民間呼籲推進法治化、維護司法獨立、強化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面信息，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李克強總理更在就職新聞發布會上感慨“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並承諾“依憲治國”，“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跡象。
不過，歷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很多研究東亞模式的學者都發現，市場導向的專制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國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後，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達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在這之後變得尖銳起來。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提出過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崛起最後馴服了專制的國家權力，但是在發展中社會，國家(或者政府)必須生產出資本主義並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他提出的理論難題是，“在西方，正是社會力量的壯大才馴服了國家力量。但是當社會經濟的變遷要由國家來推動時，誰來馴服國家權力呢?”190
目前的東亞各國及地區，菲律賓的改革失敗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滿爭議，韓國經驗難以複製，越南的改革讓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國台灣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陷入停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面臨的困難比上述列國及地區都要大很多。當今中國，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上空，為改革增添許多的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盪，對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
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個保守性的結論是：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與中央集權體制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問題與生俱來，需要尋找出一種“基因突變”式的解決之道。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
兩個永恆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兩千多年以降，中華經濟治理的永恆主題只有兩項，一曰分權，一曰均富。
在歷史上，我們一再看到這樣的景象，中國因擁有最廣袤的內需市場和喜樂世俗消費的民眾，經濟的復甦從來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傅斯年就給出過一個經濟興衰周期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大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中興，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在他看來，中國若無戰亂，十年可恢復，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這樣的史觀下，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復甦，以及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而再度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發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興盛規律之外，歷朝歷代的經濟治理還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往往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復，無休無止。過往的漢、唐宋、明清、民國，莫不落入這一閉環邏輯。而導致這一周期性治理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權益和財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所謂分權，主要指的是兩類分權，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益分配、政府與民間的權益分配。在我看來，這兩種分權存在內在的關係，若沒有中央對地方的分權，政府對民間的分權便不可能發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矛盾便已爆發，“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錯削藩以及因此引發的“七國之亂”便是表現得最突出的事件。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人始終沒有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關係。1949年之後，強勢的毛澤東多次搖擺於“集分”之間：1950年，地方財政收入一律上繳中央，實行收支兩條線，是為高度集權;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開始充分放權;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強化集中制和全國一盤棋，再次集權;1966年，“虛君共和”、“連人帶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權;20世紀70年代，國民經濟發生系統性紊亂，中央再度大集權。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央與地方的權益分配模式又有兩個階段——以1994年的價財稅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為界，前期的“財政包幹、分灶吃飯”，是為大放權時期，因分權過度而形成“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於是在其後，以實施分稅制為手段重新實行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