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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色彩，為雙方尋找緩和與合作的基礎。戈巴契夫強調：建立新國際安
全體系、建立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人道主義化和國家關係非意識形態化的觀點。確
立與資本主義長期和平共處關係，強調要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僅僅
並且完全通過和平競賽的方式進行。」
美國對戈巴契夫的新思維表示讚賞。由於放棄對抗和逐步接觸，美蘇關係有
極大的改善。結果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反差，戈巴契夫在國內的威信不斷下降，而
西方受歡迎的程度越來越高。1990年美國總統布希在向蘇聯人民發表的新年講話中
表示：美國支持蘇聯的改革里程。
九、和平演變·無硝煙的戰爭
所謂「和平演變」政策，是一種西方政府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的壓力，在
反思20年代直接的軍事干涉和經濟制裁慘敗原因之後所被迫採取的間接和迂迴的政
策。它是一場以利用蘇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的失誤、蘇聯國內的各種社會矛
盾為途徑的「和平政治攻勢」。民族問題是多民族國家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它也
是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反映。西方政府和戰略家們都注意到蘇聯國內緊迫的民族問題
和自50年代中期的地方民族主義的急劇上升。早在40年代末，喬治·凱南就特別強
調蘇聯的民族問題是可資利用的工具，「我們可能期待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不把
壓迫的枷鎖強加於具有民族自決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杜勒斯在1959年
表示：「即使在共產主義國家裡，也有一股渴望擴大民族自由的強大而堅持不渝的
情緒。」1960年初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布的第十號研究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
事務》中提出：「通過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壓力來腐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好戰
的一面，將是一個逐步的演變過程，這個演變過程取決於時間的推移和適當條件的
創造。」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1963年10月12日的一次演說中強調：「斯
大林主義的恐怖和壓迫的最黑暗的長夜過去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主義的力量顯
然正在起作用。」
到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共產主義是對「我們自己以至整個
自由世界極其危險的力量」，鑑於韓戰的教訓，他提出比遏制政策「更為有力
或更為主動」的「解放政策」，即以和平的方法，「解放鐵幕後的衛星國」，促使
共產主義「從內部解體」。他批評美國國會中的某些人：「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
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實在是太無知了。」甘迺迪在1961年當選美國總統後，
立即提出以「和平戰略」取代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即「為東歐準備好一套靈活
的和現實的做法，而且要做到經常有準備。」主張「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
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我們的資金和技術」來實現其「和平演變」的戰略
目標。
蘇聯的經濟發展從70年代末開始，由於蘇聯70餘年所積累的沉疴痼疾而難以觸
動，加之蘇聯領導人在改革方向上的偏差和具體政策上的失誤，使蘇聯的社會發展
陷入了困境。西方政界認為等待已久的「歷史性機會已經到來」。1982年6 月8 日，
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篇被稱為是「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
提出要以「和平政治攻勢」，與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最終使蘇聯
和東歐實行西方模式的「民主化」。
到80年代末如年代初，西方政府再度調整其「和平演變」政策。1989年5 月，
美國總統布希提出：「現在是美國制定一項90年代新政策——超越遏制政策的時候
了」！因為「美國存在的目標要比簡單的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要大得多，我們尋求
使蘇聯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的途徑。隨著蘇聯走向更加開放和民主化，我們將採取
相當的步驟。最終，我們的目標是歡迎蘇聯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來」。
西方政界和戰略家們認為蘇聯的地緣政治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在全球性范
圍內，西方的對策是對蘇聯實施全球遏制，即通過與蘇聯的核軍備競賽以達到均勢
的目的。其二是在東歐及經互會範圍內，西方的對策是充分利用東歐各國與蘇聯的
政治矛盾和經濟衝突，加速東歐的演變，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其三是在蘇聯國內，
即廣泛利用和鼓勵非俄羅斯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情緒，努力引導民族主義情
緒由要求經濟文化的自主權向政治上的分享權利以至獨立的目標發展，最終使蘇聯
「分崩離析」。
美國西拉丘斯大學馬克斯威爾公民及公共事務研究院在1959年公布的一份研究
報告中提出，「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可以形成一個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最強大的
源泉。因此，重要的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要同支持民族主義而不是同反對民族主義
全體系、建立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人道主義化和國家關係非意識形態化的觀點。確
立與資本主義長期和平共處關係，強調要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僅僅
並且完全通過和平競賽的方式進行。」
美國對戈巴契夫的新思維表示讚賞。由於放棄對抗和逐步接觸，美蘇關係有
極大的改善。結果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反差，戈巴契夫在國內的威信不斷下降，而
西方受歡迎的程度越來越高。1990年美國總統布希在向蘇聯人民發表的新年講話中
表示：美國支持蘇聯的改革里程。
九、和平演變·無硝煙的戰爭
所謂「和平演變」政策，是一種西方政府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的壓力，在
反思20年代直接的軍事干涉和經濟制裁慘敗原因之後所被迫採取的間接和迂迴的政
策。它是一場以利用蘇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的失誤、蘇聯國內的各種社會矛
盾為途徑的「和平政治攻勢」。民族問題是多民族國家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它也
是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反映。西方政府和戰略家們都注意到蘇聯國內緊迫的民族問題
和自50年代中期的地方民族主義的急劇上升。早在40年代末，喬治·凱南就特別強
調蘇聯的民族問題是可資利用的工具，「我們可能期待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不把
壓迫的枷鎖強加於具有民族自決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杜勒斯在1959年
表示：「即使在共產主義國家裡，也有一股渴望擴大民族自由的強大而堅持不渝的
情緒。」1960年初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布的第十號研究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
事務》中提出：「通過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壓力來腐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好戰
的一面，將是一個逐步的演變過程，這個演變過程取決於時間的推移和適當條件的
創造。」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1963年10月12日的一次演說中強調：「斯
大林主義的恐怖和壓迫的最黑暗的長夜過去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主義的力量顯
然正在起作用。」
到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共產主義是對「我們自己以至整個
自由世界極其危險的力量」，鑑於韓戰的教訓，他提出比遏制政策「更為有力
或更為主動」的「解放政策」，即以和平的方法，「解放鐵幕後的衛星國」，促使
共產主義「從內部解體」。他批評美國國會中的某些人：「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
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實在是太無知了。」甘迺迪在1961年當選美國總統後，
立即提出以「和平戰略」取代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即「為東歐準備好一套靈活
的和現實的做法，而且要做到經常有準備。」主張「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
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我們的資金和技術」來實現其「和平演變」的戰略
目標。
蘇聯的經濟發展從70年代末開始，由於蘇聯70餘年所積累的沉疴痼疾而難以觸
動，加之蘇聯領導人在改革方向上的偏差和具體政策上的失誤，使蘇聯的社會發展
陷入了困境。西方政界認為等待已久的「歷史性機會已經到來」。1982年6 月8 日，
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篇被稱為是「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
提出要以「和平政治攻勢」，與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最終使蘇聯
和東歐實行西方模式的「民主化」。
到80年代末如年代初，西方政府再度調整其「和平演變」政策。1989年5 月，
美國總統布希提出：「現在是美國制定一項90年代新政策——超越遏制政策的時候
了」！因為「美國存在的目標要比簡單的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要大得多，我們尋求
使蘇聯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的途徑。隨著蘇聯走向更加開放和民主化，我們將採取
相當的步驟。最終，我們的目標是歡迎蘇聯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來」。
西方政界和戰略家們認為蘇聯的地緣政治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在全球性范
圍內，西方的對策是對蘇聯實施全球遏制，即通過與蘇聯的核軍備競賽以達到均勢
的目的。其二是在東歐及經互會範圍內，西方的對策是充分利用東歐各國與蘇聯的
政治矛盾和經濟衝突，加速東歐的演變，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其三是在蘇聯國內，
即廣泛利用和鼓勵非俄羅斯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情緒，努力引導民族主義情
緒由要求經濟文化的自主權向政治上的分享權利以至獨立的目標發展，最終使蘇聯
「分崩離析」。
美國西拉丘斯大學馬克斯威爾公民及公共事務研究院在1959年公布的一份研究
報告中提出，「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可以形成一個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最強大的
源泉。因此，重要的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要同支持民族主義而不是同反對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