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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倫停頓了一下，低著頭，眼淚流了下來，終於他吸了口氣說道：“如果我不是在監獄裡，他們會怎麼做?把這看成是為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難的，這不是讓厄尼去選是成為一個好人還是壞人。”庫倫盯著桌子，雙手交叉緊緊抱在胸前，“我還是愛別人的，我在乎他們，也許人們覺得我不應該為了我在乎的人做這樣的事，但是如果我突然決定捐器官給需要的人，他們就會認為我瘋了。”他抬起頭，繼續說，“這很諷刺，人們覺得你瘋了，才會為一個陌生人提供幫助。”
“我做過的錯事已經無法挽回了，但是我為什麼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庫倫問我，“我知道人們覺得我應該帶著我的腎直接下地獄，他們覺得他們知道上帝是怎麼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內心、靈魂和想法。”
強尼·馬斯克一直確信捐贈事宜的程序已經被擱置了，羅尼也是這麼覺得的。畢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嗎?
自從查爾斯第一次來到羅尼所在的監獄，人們就覺得羅尼教士就是個共犯，也許是因為她與庫倫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這種刺激帶來的快感，她知道那對她來說是一種誘惑。羅尼當然知道庫倫犯下的罪行，但她還是不能理解人們對這件事的評論，這些評論，一些來自她之前稱為“朋友”的那些人，還有一些來自教會的牧師同僚或基督徒，他們會說：“你怎麼能覺得一個殺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來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給一個殺人魔鬼做牧師。他寫道：‘如果你救贖他讓他上天堂的話，那就太不公平了。’”羅尼回憶道，“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這太愚蠢了，但是最讓我抓狂的是在收到這封信的兩天後又來了一封信。”
恐嚇信接踵而至，但都只是嘴上說說。當然，她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受害者家人都覺得受到了威脅，一個曾經備受信任的白衣天使謀殺了醫院裡手無縛雞之力的親人。”傳訊期間，當她從監獄走出來時，人們沖她喊叫，叫她“撒旦的牧師”，還往她的臉上扔東西，扔的東西里有血，她不知道那是什麼血，可能是人們抗議墮胎診所時用的那種豬血。她試著不去細想，趕緊走回家去沖洗身上的髒東西。“是的，”羅尼笑道，“如果有天堂，而我死後到了那裡，那我真應該被授予一頂王冠。”
當然，當捐贈一事公之於眾之後，一切都變得更糟了。“我曾有一個朋友，當然現在已經不是朋友了。她對我說，我幫助厄尼拿到庫倫捐贈的腎臟，無意是在害他，因為我幫他得到了一顆撒旦的腎臟。”
羅尼記得當她開始接手這項工作的時候，她覺得如果一個正派的人，而且是個基督徒，那麼就該對所有人友善。“難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羅尼問道，“我是說，我的父母也無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覺得這才是基督徒該有的態度，但是這場審訊改變了我的看法，讓我覺得基督徒怎麼可以這麼惡毒。”
就在前一天，羅尼接到了厄尼母親派特的電話。“她通知我說再也不要跟他們談這件事了。她說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時候(主要是說我，還有那個該死的律師)，我正在摧毀她的生活!我是說，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強尼，他們根本也不會想到可以得到一顆該死的腎!”
她只是希望醫院能儘快安排移植事宜。因為查爾斯一直被認為是個危險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儘量對捐贈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鮮花和巧克力的褒獎，但我們一直盡最大努力不去影響厄尼的生活，我們在盡力挽救他。”
羅尼氣得喘著粗氣，不再說話。等她情緒平復了一點兒，她開始哭。
那天晚上，獄警拿著鑰匙和手銬押走了查爾斯·庫倫。
他走進聖弗朗西斯醫療中心。就算他們知道原因，他們也不會說，他們又給了他一件紙做的長袍，把他銬在床上，然後開始準備抽血。角落裡的電視一直開著，有時候是國內新聞，有時候是奧普拉脫口秀。一天過去了，他想：“又來了!這不是為了捐贈事宜，是另有隱情。”
獄警早上又來了，他們把他帶到樓下，但是不說原因。他只是被命令這麼走那麼走。他被告知，他現在不叫查爾斯·庫倫，叫強尼·奎斯特。醫生稱呼他奎斯特先生，護士則叫他約翰。庫倫覺得這很蹊蹺，他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雖然他們不說，但是他覺得他們給他吃了鎮定藥，這讓他總是昏昏欲睡。他們還讓他填寫一些表格。他拿著筆，不知道自己該簽哪個名字。“簽你該用的那個。”醫生說。查理在紙上籤下“強尼·奎斯特”。其實這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他們又給了他另一個表格，讓他簽上“查爾斯·庫倫，又稱強尼·奎斯特”。當他這麼簽的時候，護士把臉扭過去假裝沒看見，這本來就該是個秘密。接著他們又給他打了一針，他感覺像是死了一樣。
大約半小時以後，強尼·奎斯特的腎被放在一個紅色的保鮮箱內，被護送上直升機。他們向北飛過曼哈頓和長島，飛到特倫頓。8月18日的一個仲夏之夜，漢普頓的周末旅行客們開車經過斯通尼·布魯克醫療中心，車很多，排著隊緩慢向前走，車燈把黑黢黢的山路點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畢爾巴鄂港。
“我做過的錯事已經無法挽回了，但是我為什麼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庫倫問我，“我知道人們覺得我應該帶著我的腎直接下地獄，他們覺得他們知道上帝是怎麼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內心、靈魂和想法。”
強尼·馬斯克一直確信捐贈事宜的程序已經被擱置了，羅尼也是這麼覺得的。畢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嗎?
自從查爾斯第一次來到羅尼所在的監獄，人們就覺得羅尼教士就是個共犯，也許是因為她與庫倫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這種刺激帶來的快感，她知道那對她來說是一種誘惑。羅尼當然知道庫倫犯下的罪行，但她還是不能理解人們對這件事的評論，這些評論，一些來自她之前稱為“朋友”的那些人，還有一些來自教會的牧師同僚或基督徒，他們會說：“你怎麼能覺得一個殺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來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給一個殺人魔鬼做牧師。他寫道：‘如果你救贖他讓他上天堂的話，那就太不公平了。’”羅尼回憶道，“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這太愚蠢了，但是最讓我抓狂的是在收到這封信的兩天後又來了一封信。”
恐嚇信接踵而至，但都只是嘴上說說。當然，她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受害者家人都覺得受到了威脅，一個曾經備受信任的白衣天使謀殺了醫院裡手無縛雞之力的親人。”傳訊期間，當她從監獄走出來時，人們沖她喊叫，叫她“撒旦的牧師”，還往她的臉上扔東西，扔的東西里有血，她不知道那是什麼血，可能是人們抗議墮胎診所時用的那種豬血。她試著不去細想，趕緊走回家去沖洗身上的髒東西。“是的，”羅尼笑道，“如果有天堂，而我死後到了那裡，那我真應該被授予一頂王冠。”
當然，當捐贈一事公之於眾之後，一切都變得更糟了。“我曾有一個朋友，當然現在已經不是朋友了。她對我說，我幫助厄尼拿到庫倫捐贈的腎臟，無意是在害他，因為我幫他得到了一顆撒旦的腎臟。”
羅尼記得當她開始接手這項工作的時候，她覺得如果一個正派的人，而且是個基督徒，那麼就該對所有人友善。“難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羅尼問道，“我是說，我的父母也無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覺得這才是基督徒該有的態度，但是這場審訊改變了我的看法，讓我覺得基督徒怎麼可以這麼惡毒。”
就在前一天，羅尼接到了厄尼母親派特的電話。“她通知我說再也不要跟他們談這件事了。她說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時候(主要是說我，還有那個該死的律師)，我正在摧毀她的生活!我是說，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強尼，他們根本也不會想到可以得到一顆該死的腎!”
她只是希望醫院能儘快安排移植事宜。因為查爾斯一直被認為是個危險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儘量對捐贈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鮮花和巧克力的褒獎，但我們一直盡最大努力不去影響厄尼的生活，我們在盡力挽救他。”
羅尼氣得喘著粗氣，不再說話。等她情緒平復了一點兒，她開始哭。
那天晚上，獄警拿著鑰匙和手銬押走了查爾斯·庫倫。
他走進聖弗朗西斯醫療中心。就算他們知道原因，他們也不會說，他們又給了他一件紙做的長袍，把他銬在床上，然後開始準備抽血。角落裡的電視一直開著，有時候是國內新聞，有時候是奧普拉脫口秀。一天過去了，他想：“又來了!這不是為了捐贈事宜，是另有隱情。”
獄警早上又來了，他們把他帶到樓下，但是不說原因。他只是被命令這麼走那麼走。他被告知，他現在不叫查爾斯·庫倫，叫強尼·奎斯特。醫生稱呼他奎斯特先生，護士則叫他約翰。庫倫覺得這很蹊蹺，他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雖然他們不說，但是他覺得他們給他吃了鎮定藥，這讓他總是昏昏欲睡。他們還讓他填寫一些表格。他拿著筆，不知道自己該簽哪個名字。“簽你該用的那個。”醫生說。查理在紙上籤下“強尼·奎斯特”。其實這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他們又給了他另一個表格，讓他簽上“查爾斯·庫倫，又稱強尼·奎斯特”。當他這麼簽的時候，護士把臉扭過去假裝沒看見，這本來就該是個秘密。接著他們又給他打了一針，他感覺像是死了一樣。
大約半小時以後，強尼·奎斯特的腎被放在一個紅色的保鮮箱內，被護送上直升機。他們向北飛過曼哈頓和長島，飛到特倫頓。8月18日的一個仲夏之夜，漢普頓的周末旅行客們開車經過斯通尼·布魯克醫療中心，車很多，排著隊緩慢向前走，車燈把黑黢黢的山路點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畢爾巴鄂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