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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2年風風雨雨之後，我與帕姆的婚姻在1993年破裂了。我們也許會對這件事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有些事情是不容否認的。在我的女兒埃里卡和勞倫的成長過程中，我離家的時間太久。就是回到了城裡，我依然要為手頭的案子耗費時間、精力，以致帕姆常常感覺就像一個單親家長，不得不料理家務、支付帳單、送孩子們上學、會見老師、保證孩子們完成家庭作業，與此同時還要教書。到了1987年1月我們的兒子傑德出生時，已經有其他側寫人員與我一道工作，因此外出巡迴講學的時間不如以往那麼多了。我得承認我有三個聰慧、可愛、迷人的孩子，而我直到快要從局裡退休前不久才真正熟悉了他們。多年來我把那麼多時光傾注在研究死去兒童的被害情況上，以至於都不能充分了解我自己那幾個聰明伶俐、活潑可愛的孩子。
曾有過不少回，帕姆跑來告訴我某個孩子受了傷，比如說刀傷或是自行車摔傷。我們都還記得，由於承受著巨大壓力和緊張，我經常會說她一通，再談起我見過的同齡兒童被分屍的情形，難道她不能認識到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嗎?
你力圖不對那些殘暴行為顯示出完全無動於衷，然而卻不知不覺發現自己對一般的受傷無動於衷起來。有一回，我和孩子們一道吃飯，帕姆在廚房裡開啟食品的包裝。她一時不小心，被刀子劃傷，傷得不輕。她尖叫起來，我們都沖了進去。我還記得，當看到傷勢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殘時，我饒有興致地研究起濺血模式來，同時在心裡將它與我在謀殺現場見過的濺血模式聯繫在一起。我開了個玩笑，盡力想化解緊張氣氛。我開始對她和孩子們指出，每當她移動手時，我們如何見到一種不同的濺血模式，而那正是我們斷定攻擊者與受害者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認為，其他人不會像我那樣輕描淡寫地看待這次刀傷。
你力圖要與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離，但是很容易到頭來成為一個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無缺、婚姻牢固，就能夠承受工作中的諸多壓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環節，各種緊張性刺激便可能導致問題惡化，恰如罪犯被我們搜捕時所面臨的情形一樣。
結果，帕姆和我都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裡無法談論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邊有同類人。當我們進入調查局或執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時，我常常對人們談論的日常瑣事感到乏味。儘管這昕起來不近人情，但是當你整天要琢磨兇手的心理時，鄰居的垃圾桶放在何處或者他的圍牆漆成何種顏色是根本激發不起你的興致的。
不過，我可以欣慰地說，我倆在感情上歷盡了磨難，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們與我一道生活(埃里卡在外地念大學)，不過帕姆和我很多時間是在一起度過的，我們現在共同承擔著撫養孩子的任務。勞倫和傑德還年幼，我還可以享受一段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的美妙歲月，我為此不勝感激。
8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專職從事側寫的就是我一人。羅伊·黑茲爾伍德，比爾·哈格梅爾等人在他們抽得出時間的時候會助我一臂之力。我們科已經壯大到了十多人。我們仍然不足以應付提交給我們的大量案件，不過我們也只能發展到這個規模。我們保持著彼此之間的個人交情以及與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為我們自己的慣用手法。給科里打來電話的很多警察局長和警探是在全國學院的課堂上與我們相識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約翰斯頓皆是全國學院畢業生，前者曾打電話請我協助尋找謀殺莎麗·史密斯和黛布拉·赫爾米克的兇手，後者曾打電話給格雷格·麥克拉里，請他協助查明在羅切斯特市濫殺妓女的兇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為科學科已經分拆成行為科學教研科和由我擔任罪犯個性側寫項目主管的那個科，即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除了我負責的項目以外，調查支援科還負責兩個重要分支項目：一個是暴力罪犯拘捕項目，吉姆·賴特已經接替鮑勃·雷斯勒出任負責人;一個是工程服務項目。羅傑·迪普擔任教研科科長，阿倫·斯莫基·伯吉斯擔任調查支援科科長。(他與安·伯吉斯並無什麼關係，不過她丈夫艾倫·伯吉斯與我們合寫了《犯罪分類手冊》。弄清楚了吧?)
雖說我的工作富有挑戰性且耗費了我很大精力，我卻從中獲得了一種滿足。幸運的是，我一直能夠避免邁出幾乎每一位欲在局裡不斷晉升的人不得不邁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況有了變化。我們正在召開科室會議時，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布說，他不久就要從科長職位上卸任退休。後來，新任副局長助理戴夫·科爾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詢問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爾沃基外勤站時的小隊長，同時也是特種武器攻擊小隊的同事。
我告訴他，我感到極度疲倦，對一切都感到厭煩，正在考慮申請去一個遠離鬧市的處理暴力犯罪的辦公室工作，並在那兒結束我的職業生涯。
“你不該這樣做，”科爾告訴我，“你去那裡會一事無成的。你作為科長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不知道該不該擔任科長一職。”我告訴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長的許多職能，同時起著機構存儲器的作用，因為我在這裡供職已經很久了。但是處在職業生涯的這一階段，我是不願意陷入繁雜的行政事務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長排除各種干擾，以便讓我們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夠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
曾有過不少回，帕姆跑來告訴我某個孩子受了傷，比如說刀傷或是自行車摔傷。我們都還記得，由於承受著巨大壓力和緊張，我經常會說她一通，再談起我見過的同齡兒童被分屍的情形，難道她不能認識到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嗎?
你力圖不對那些殘暴行為顯示出完全無動於衷，然而卻不知不覺發現自己對一般的受傷無動於衷起來。有一回，我和孩子們一道吃飯，帕姆在廚房裡開啟食品的包裝。她一時不小心，被刀子劃傷，傷得不輕。她尖叫起來，我們都沖了進去。我還記得，當看到傷勢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殘時，我饒有興致地研究起濺血模式來，同時在心裡將它與我在謀殺現場見過的濺血模式聯繫在一起。我開了個玩笑，盡力想化解緊張氣氛。我開始對她和孩子們指出，每當她移動手時，我們如何見到一種不同的濺血模式，而那正是我們斷定攻擊者與受害者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認為，其他人不會像我那樣輕描淡寫地看待這次刀傷。
你力圖要與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離，但是很容易到頭來成為一個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無缺、婚姻牢固，就能夠承受工作中的諸多壓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環節，各種緊張性刺激便可能導致問題惡化，恰如罪犯被我們搜捕時所面臨的情形一樣。
結果，帕姆和我都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裡無法談論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邊有同類人。當我們進入調查局或執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時，我常常對人們談論的日常瑣事感到乏味。儘管這昕起來不近人情，但是當你整天要琢磨兇手的心理時，鄰居的垃圾桶放在何處或者他的圍牆漆成何種顏色是根本激發不起你的興致的。
不過，我可以欣慰地說，我倆在感情上歷盡了磨難，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們與我一道生活(埃里卡在外地念大學)，不過帕姆和我很多時間是在一起度過的，我們現在共同承擔著撫養孩子的任務。勞倫和傑德還年幼，我還可以享受一段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的美妙歲月，我為此不勝感激。
8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專職從事側寫的就是我一人。羅伊·黑茲爾伍德，比爾·哈格梅爾等人在他們抽得出時間的時候會助我一臂之力。我們科已經壯大到了十多人。我們仍然不足以應付提交給我們的大量案件，不過我們也只能發展到這個規模。我們保持著彼此之間的個人交情以及與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為我們自己的慣用手法。給科里打來電話的很多警察局長和警探是在全國學院的課堂上與我們相識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約翰斯頓皆是全國學院畢業生，前者曾打電話請我協助尋找謀殺莎麗·史密斯和黛布拉·赫爾米克的兇手，後者曾打電話給格雷格·麥克拉里，請他協助查明在羅切斯特市濫殺妓女的兇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為科學科已經分拆成行為科學教研科和由我擔任罪犯個性側寫項目主管的那個科，即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除了我負責的項目以外，調查支援科還負責兩個重要分支項目：一個是暴力罪犯拘捕項目，吉姆·賴特已經接替鮑勃·雷斯勒出任負責人;一個是工程服務項目。羅傑·迪普擔任教研科科長，阿倫·斯莫基·伯吉斯擔任調查支援科科長。(他與安·伯吉斯並無什麼關係，不過她丈夫艾倫·伯吉斯與我們合寫了《犯罪分類手冊》。弄清楚了吧?)
雖說我的工作富有挑戰性且耗費了我很大精力，我卻從中獲得了一種滿足。幸運的是，我一直能夠避免邁出幾乎每一位欲在局裡不斷晉升的人不得不邁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況有了變化。我們正在召開科室會議時，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布說，他不久就要從科長職位上卸任退休。後來，新任副局長助理戴夫·科爾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詢問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爾沃基外勤站時的小隊長，同時也是特種武器攻擊小隊的同事。
我告訴他，我感到極度疲倦，對一切都感到厭煩，正在考慮申請去一個遠離鬧市的處理暴力犯罪的辦公室工作，並在那兒結束我的職業生涯。
“你不該這樣做，”科爾告訴我，“你去那裡會一事無成的。你作為科長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不知道該不該擔任科長一職。”我告訴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長的許多職能，同時起著機構存儲器的作用，因為我在這裡供職已經很久了。但是處在職業生涯的這一階段，我是不願意陷入繁雜的行政事務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長排除各種干擾，以便讓我們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夠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