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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噩夢啦?”

  “媽媽,我害怕!剛才到底怎麼啦?我害怕呀!”

  “你很快就會忘記的,景子,會忘記的。”

  母親就像摟抱一個幼小的孩子似的緊緊抱住我,我在她懷裡抽泣不已,她則不停地撫摸著我的背部。 “忘記”, “忘記”,母親重複著如同咒語一般毫無意義的詞語。誰都知道那是無法忘記的,但那個詞語似乎在引導我:你要培育出這樣的信念,相信只要你想忘記,就一定能夠忘記。

  “媽媽,怎麼做才能忘記呢?”

  “你可以去嘗試新的體驗,那樣你就能忘掉過去的事情。”

  母親離了婚搬出原來的家,從事保險推銷的工作,從那以後,母親便充滿了生氣。也許我也只能像母親那樣,不斷地在過去的記憶碎片上書寫出新的文字來,才能拯救自己。 “我必須嘗試一下!”我稍稍安下心來,閉上了眼睛。我決定中止培養我的幻想,回到天真爛漫的“孩提時代”。但在同時,我又直覺到我紛繁複雜的孩童時代就在今晚結束了。對,我既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而已變成了一個“性情中人”。

  我三十五歲,但至今還是個處女。我雖然不是同性戀,卻不想與異性戀愛,甚至也從未期待過要和哪個男性發生性關係,我也從未想像過戀人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想,我一定有一種特殊的潔癖,因為與他人保持某種關係,或發生性行為,都會令我感到厭惡。但我並不是個無情無欲的人,因為在我的腦海里常常縈繞著這樣一個問題:健洽的性幻想到底是什麼?我想,我這一生大概都不可能逃離這個問題了。腦子裡經常出現他人的性幻想,這表明自己是個“性情中人”吧。

  健治是個奇怪的人。他捏造出阿美這個虛構人物,並且只生活在阿美與自己的關係中。也許健治是一個在自己、谷田部與阿美這樣一個三角關係的頂點幸福生活著的男人。我,表面上是一個普通的中學女生,但我一直在想著健治的事。

  於是我放棄了夜晚的幻想。就在這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我開始出現了那次事件的畫面、聯想,我深受它們的折磨。例如,經過某個工地時,我的腦海里會響起健治工廠的轟鳴聲;半夜時我的耳邊會聽到健治熟睡時的呼吸聲;另外,上國三時,體育課結束回到教室,突然一股氣味令我噁心到差點嘔吐,那是因為在教室里更衣的男生的體臭與健治的完全相同。正如木所預見的那樣,我終於出現了精神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它們令我痛苦不已。它們悄悄地降臨,不為任何人所知。但是,畫面也好、聯想也好,與我內心的變化相比並不算什麼,我已說過多次,因為這次事件,我已從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演變成了一個“性情中人”,這是一個萌芽,它促成了我在不久的將來開始了意料之外的小說創作。

  四月初,我升入國三。一天,宮阪打電話給母親,通告說健治的一審判決下來了。審判期間父母常常接受證人傳訊,即使在離婚後,父親仍然每次都出庭。而我一次都未被傳訊過。警方的情況調查也僅僅限於我住院中的幾次,此後並無更深入的調查。他們總說等我恢復以後再傳訊我,於是在這樣的名目下,結果我什麼也沒有說。因為如此,富阪才好幾次來我家拜訪。

  但是,事件發生了突變。審訊中健治承認是他勒死了十九歲的菲律賓少女阿娜·瑪莉亞·蘿佩絲。健治的證詞裡說他採用了與誘拐我時相同的方法,在夜晚的街上向蘿佩絲打招呼,把她騙到家裡,但蘿佩絲並不聽從他的指令,於是便殺了她。這件事在報上大張旗鼓地報導,因而我的誘拐監禁事件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世人的關心遠離了我,讓我覺得很慶幸,但健治承認自己殺人又讓我十分意外。那本交換日記上不是寫著“生病死了”的嗎?但是我不會把日記的事告訴任何人,那是永遠的秘密。不泄露一切與健治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這是我的報復。我甚至緊捂雙耳,不去聽那可憐的菲律賓女人是怎麼死的。把健治與真相一同埋葬吧!也許,我的思緒與我夜晚夢中的死是連接在一起的。

  經過精神鑑定,結論是健治具有充分的責任承擔能力,於是宮阪提出了死刑要求,罪狀為殺人、遺棄屍體、綁架誘拐未成年者、監禁牽連等罪,最後的判決為無期徒刑。但是,蘿佩絲為什麼與健治牽扯在一起? “阿美”又是誰?對這些謎團,健治並沒有坦白交代。在宮阪的起訴書中他強調, “阿美”是虛構的人物,是健治演的一齣戲。

  “是嗎,那真是太感謝了。可是,不是死刑啊。無期徒刑的話,可能十幾年就會出來的吧。”

  母親流著淚,既高興又惋惜。我看見母親臉上露出安心的表情,像是心裡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母親面對我,把聽筒遞給了我。

  “宮阪先生有話對你說。”

  我接過了電話,宮阪沒有任何問候,直截了當地說了起來。

  “景子小姐,已結審了,一切都沒關係了。”

  “什麼沒關係了呢?”

  “把那件事說出來吧!”

  我為宮阪的執拗感到震驚、可怕。

  “說什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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