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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關不誠實的問題還沒講完。下面的第十二章，我將進一步闡述不誠實的其他表現，以及我對於如何同它鬥爭的一些理解。
——為什麼現金能使我們更誠實？
敢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敢偷現金？
什麼才算偷竊呢？
你會濫用因公出差的報銷權力嗎？
大公司會怎樣應用它的“最終解釋權”？
銀行的信用卡利息在跟你耍什麼花招？
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問題上舞弊，又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
只要有機會，人人都會弄虛作假嗎？
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偷現金？
實驗
麻省理工學院的很多宿舍樓里都有公共使用的區域，擺放著各種式樣大小不一的電冰箱供附近房間的學生使用。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大多數學生都在上課，我溜了進去，在宿舍樓中逐層徜徉遊蕩，徘徊於這些公用冰箱之間。
每當看到一台公用電冰箱，我就一點點靠近，小心環視一下周圍，確信沒有人看見，我就把冰箱門悄悄打開，偷偷塞進一包半打裝的可口可樂，躡手躡腳迅速逃離現場。走出一段距離以後，我才站住躲在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趕快把放入可樂的冰箱的位置和放入時間記錄下來。
幾天以後，我回去檢查我放下的可樂的數量，每天詳細記錄冰箱裡剩餘可樂數量的變化。你可以預料到，大學宿舍里可樂待在冰箱中的時間不會太長，所有可樂在72小時內全部不見了。但是我放下的不光是可樂，還放了一個盤子，裡面是總共6美元的幾張紙幣。這些紙幣會不會比可樂消失得還快呢？
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先問你一個吧。你在班上，妻子打電話給你，說女兒明天上學需要一支紅鉛筆，“你能帶一支回來嗎？”於是你就從辦公室里給女兒拿了一支紅鉛筆。做完這事，你感覺怎樣——舒服嗎？非常不舒服？或者有點不舒服？還是非常舒服？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假如辦公室里沒有現成的紅鉛筆，但是你可以從樓下小鋪里花一毛錢買一支。碰巧你辦公室里存放零用錢的盒子開著，屋裡又沒有別人。你會從盒子裡拿10美分去買紅鉛筆嗎？假如你沒有零錢，恰巧需要10美分用，你會心安理得地從裡面拿嗎？你覺得這樣做可以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不過我覺得拿一支鉛筆比較容易，但是去拿現金就非常困難。（我很慶幸現在還不曾面臨這一問題，我女兒還沒上學呢。）
實驗的結果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對於拿現金的態度也不同於拿可樂。正像我說的，可樂在72小時內統統不見了，一罐也沒剩，但是錢就完全不同了：盤子裡的紙幣72個小時沒有人動過，直到我從冰箱裡取回來。
這是怎麼回事呢？
關於不誠實的實驗
我們看一下周圍生活中的不誠實現象，就會發現多數作弊行為離現金還有一步之遙。公司企業作弊是在帳目上玩花樣；公司主管作弊是在股票期權日期上倒簽；院外說客作弊是讓政客們參加第三者付款的宴會和娛樂；製藥公司作弊是給醫生夫婦安排豪華度假游。事實上，這些人很少（個別情況除外）用赤裸裸的現金作弊。這就是我的觀點：離現金一步之遙的作弊最容易發生。
你認為導致安然大廈倒塌的“建築師”——肯尼斯？萊、傑弗里？斯基林和安德魯？法斯托——會從一個老婦人的錢包里偷錢嗎？不錯，他們從許許多多老婦人的養老金里拿走了數百萬、數千萬美元。不過你認為他們會拿著鐵棍把一個老婦人打倒，搶走她手中的錢嗎？說出來你也許不同意，但我還是認為他們不大可能這樣做。
到底是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事物上作弊，又是什麼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呢？這種非理性的衝動是怎樣起作用的？
因為我們擅長於把自己細微的不誠實想法和做法合理化，所以我們通常很難清楚地確定非金錢事物對作弊的影響。例如，拿一支鉛筆，我們可能推斷辦公用品是對員工的一部分補助，或者拿一兩支鉛筆之類的事人人都會幹。我們會說，偶爾從公用電冰箱裡拿一罐可樂不算什麼，因為，有時我們自己的可樂也會被別人拿呀。可能萊、斯基林和法斯托等人認為篡改一下安然的帳目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那只不過是一種權宜措施，以後生意好轉，再改回來也就行了。誰知道呢？
那麼，要確定不誠實的本質，我們需要設計出一種巧妙的實驗方法，要能夠儘量排除例外情況的干擾。我們做了多方考慮。我們用撲克遊戲的籌碼怎麼樣？它既不是現金，也不像可口可樂或者鉛筆那樣有背景和歷史沿革。它能幫我們深入了解作弊的過程嗎？我們不敢確定，但採用籌碼好像有道理。於是幾年前，我和尼娜、奧恩決定試試看。
實驗
實驗是這樣的：麻省理工學院的餐廳里，學生們剛吃完午飯，我們進去問是否有人自願參加一個五分鐘的小實驗。我們解釋說，他們只需要做20道非常簡單的數學題（找出兩個相加等於10的數字）。他們每答對一道題可以得到50美分的獎勵。
各組的實驗開頭大致相同，但是以三種不同形式結束。第一組參與者做完試題，把答捲紙交給實驗主持人，主持人當面計算他們的成績，每答對一道給50美分。第二組參與者則要求他們撕掉答捲紙，放進口袋或者背包，直接告訴主持人做對了幾道。實驗到此與第十一章里關於誠實的測驗基本相同。
但是最後一組參與者得到的指示與其他兩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要求他們和第二組一樣，撕掉答卷，直接告訴主持人答對了幾道題。但這一次，主持人給他們的不是現金，而是每答對一道題給一個撲克遊戲籌碼。學生們需要走上12英尺到房間的另一頭，另外一個主持人每個籌碼兌換給他們50美分。
你明白我們在幹什麼了吧？把一枚撲克遊戲籌碼——本身沒有任何價值的非現金貨幣——安插到交易中間，這會對學生們的誠實有影響嗎？與那些直接拿到現金的學生相比，撲克遊戲籌碼會降低學生們誠實度，使他們多報自己的成績嗎？如果多報，會多多少呢？
我們自己對實驗結果也感到吃驚：第一組參與者（他們沒有作弊條件）平均答對了3.5道題（這是嚴格控制的一組）。
第二組的參與者撕掉了答捲紙，根據他們自己說的，平均答對了6.2道題。既然我們可以斷定撕掉答卷不可能使他們變得更聰明，那麼可以把他們平均多出來的2.7道題歸結為作弊。
但是說到厚顏無恥的不誠實，冠軍非第三組參與者莫屬了。他們的腦瓜不比前兩組聰明，根據他們自己報告的成績，這一組平均答對了9.4道題——比嚴格控制的那組高出5.9道，比只是撕掉答卷的那組高出3.2道！
這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有機會，學生們會平均作弊2.7道題。但是在非現金條件下，有同樣的作弊機會，他們平均作弊5.9道題，作弊的機率高出兩倍還多。現金條件下的作弊和離現金一步之遙條件下的作弊，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別！
如果你感到驚訝，聽我往下說。我們的誠實實驗（第十一章里描寫的那些）總共2000個參與者中，只有4個人聲稱20道題全部答對。換言之，“完全作弊”的機率是4比2000。①
但是在安插進非現金貨幣（撲克遊戲籌碼）的實驗裡，450個參與者中有24人“完全作弊”。這24名完全作弊者在現金條件和象徵貨幣條件下的各自分布情況怎樣呢？他們全來自象徵貨幣條件下的那些組（象徵貨幣條件下的參與者共150人，徹底作弊者24人；由此可以折算在全部參與者中的機率為320比2000）。也就是說，象徵貨幣不僅能給人們的某些道德約束“鬆綁”，還能使相當一部分人“鬆綁”得非常徹底，竟然到了肆意作弊，毫無顧忌的地步。
作弊到了這種程度當然是壞事，但恐怕還不只如此呢。別忘了在我們的實驗裡，把撲克遊戲籌碼換成現金只不過是幾秒鐘的事。如果象徵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幾天、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例如，股票期權），不誠實的機率又會是多少？是否作弊的人更多，作弊的程度更嚴重呢？
我們了解到，只要有機會，人們就會作弊。但奇怪的是我們多數人對此並無察覺。我們在另一個實驗裡讓學生們預測，人們是否用現金時作弊多，用象徵貨幣時作弊少，他們說不對，兩種情況下作弊程度應該相同。他們解釋說，歸根結底，象徵貨幣代表的是錢——而且要把它兌換成現金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因此，他們預測，參與者們會把籌碼與現金同等對待。
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沒看到只要離開現金一步遠，我們就會多麼快地給自己的不誠實行為找出合理的藉口。當然了，他們的盲區也是我們的盲區。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作弊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原因。可能這也就是前安然CEO傑夫？斯基林、前世通（WorldCom）CEO伯尼克？埃伯斯，以及最近幾年被起訴的一大批公司高管聽任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公司沿著這條下坡路一直滑了下去的原因。
——為什麼現金能使我們更誠實？
敢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敢偷現金？
什麼才算偷竊呢？
你會濫用因公出差的報銷權力嗎？
大公司會怎樣應用它的“最終解釋權”？
銀行的信用卡利息在跟你耍什麼花招？
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問題上舞弊，又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
只要有機會，人人都會弄虛作假嗎？
偷可樂的人為什麼不偷現金？
實驗
麻省理工學院的很多宿舍樓里都有公共使用的區域，擺放著各種式樣大小不一的電冰箱供附近房間的學生使用。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大多數學生都在上課，我溜了進去，在宿舍樓中逐層徜徉遊蕩，徘徊於這些公用冰箱之間。
每當看到一台公用電冰箱，我就一點點靠近，小心環視一下周圍，確信沒有人看見，我就把冰箱門悄悄打開，偷偷塞進一包半打裝的可口可樂，躡手躡腳迅速逃離現場。走出一段距離以後，我才站住躲在一個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趕快把放入可樂的冰箱的位置和放入時間記錄下來。
幾天以後，我回去檢查我放下的可樂的數量，每天詳細記錄冰箱裡剩餘可樂數量的變化。你可以預料到，大學宿舍里可樂待在冰箱中的時間不會太長，所有可樂在72小時內全部不見了。但是我放下的不光是可樂，還放了一個盤子，裡面是總共6美元的幾張紙幣。這些紙幣會不會比可樂消失得還快呢？
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先問你一個吧。你在班上，妻子打電話給你，說女兒明天上學需要一支紅鉛筆，“你能帶一支回來嗎？”於是你就從辦公室里給女兒拿了一支紅鉛筆。做完這事，你感覺怎樣——舒服嗎？非常不舒服？或者有點不舒服？還是非常舒服？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假如辦公室里沒有現成的紅鉛筆，但是你可以從樓下小鋪里花一毛錢買一支。碰巧你辦公室里存放零用錢的盒子開著，屋裡又沒有別人。你會從盒子裡拿10美分去買紅鉛筆嗎？假如你沒有零錢，恰巧需要10美分用，你會心安理得地從裡面拿嗎？你覺得這樣做可以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不過我覺得拿一支鉛筆比較容易，但是去拿現金就非常困難。（我很慶幸現在還不曾面臨這一問題，我女兒還沒上學呢。）
實驗的結果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對於拿現金的態度也不同於拿可樂。正像我說的，可樂在72小時內統統不見了，一罐也沒剩，但是錢就完全不同了：盤子裡的紙幣72個小時沒有人動過，直到我從冰箱裡取回來。
這是怎麼回事呢？
關於不誠實的實驗
我們看一下周圍生活中的不誠實現象，就會發現多數作弊行為離現金還有一步之遙。公司企業作弊是在帳目上玩花樣；公司主管作弊是在股票期權日期上倒簽；院外說客作弊是讓政客們參加第三者付款的宴會和娛樂；製藥公司作弊是給醫生夫婦安排豪華度假游。事實上，這些人很少（個別情況除外）用赤裸裸的現金作弊。這就是我的觀點：離現金一步之遙的作弊最容易發生。
你認為導致安然大廈倒塌的“建築師”——肯尼斯？萊、傑弗里？斯基林和安德魯？法斯托——會從一個老婦人的錢包里偷錢嗎？不錯，他們從許許多多老婦人的養老金里拿走了數百萬、數千萬美元。不過你認為他們會拿著鐵棍把一個老婦人打倒，搶走她手中的錢嗎？說出來你也許不同意，但我還是認為他們不大可能這樣做。
到底是什麼因素允許我們在非金錢事物上作弊，又是什麼阻止我們在金錢上作弊呢？這種非理性的衝動是怎樣起作用的？
因為我們擅長於把自己細微的不誠實想法和做法合理化，所以我們通常很難清楚地確定非金錢事物對作弊的影響。例如，拿一支鉛筆，我們可能推斷辦公用品是對員工的一部分補助，或者拿一兩支鉛筆之類的事人人都會幹。我們會說，偶爾從公用電冰箱裡拿一罐可樂不算什麼，因為，有時我們自己的可樂也會被別人拿呀。可能萊、斯基林和法斯托等人認為篡改一下安然的帳目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那只不過是一種權宜措施，以後生意好轉，再改回來也就行了。誰知道呢？
那麼，要確定不誠實的本質，我們需要設計出一種巧妙的實驗方法，要能夠儘量排除例外情況的干擾。我們做了多方考慮。我們用撲克遊戲的籌碼怎麼樣？它既不是現金，也不像可口可樂或者鉛筆那樣有背景和歷史沿革。它能幫我們深入了解作弊的過程嗎？我們不敢確定，但採用籌碼好像有道理。於是幾年前，我和尼娜、奧恩決定試試看。
實驗
實驗是這樣的：麻省理工學院的餐廳里，學生們剛吃完午飯，我們進去問是否有人自願參加一個五分鐘的小實驗。我們解釋說，他們只需要做20道非常簡單的數學題（找出兩個相加等於10的數字）。他們每答對一道題可以得到50美分的獎勵。
各組的實驗開頭大致相同，但是以三種不同形式結束。第一組參與者做完試題，把答捲紙交給實驗主持人，主持人當面計算他們的成績，每答對一道給50美分。第二組參與者則要求他們撕掉答捲紙，放進口袋或者背包，直接告訴主持人做對了幾道。實驗到此與第十一章里關於誠實的測驗基本相同。
但是最後一組參與者得到的指示與其他兩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要求他們和第二組一樣，撕掉答卷，直接告訴主持人答對了幾道題。但這一次，主持人給他們的不是現金，而是每答對一道題給一個撲克遊戲籌碼。學生們需要走上12英尺到房間的另一頭，另外一個主持人每個籌碼兌換給他們50美分。
你明白我們在幹什麼了吧？把一枚撲克遊戲籌碼——本身沒有任何價值的非現金貨幣——安插到交易中間，這會對學生們的誠實有影響嗎？與那些直接拿到現金的學生相比，撲克遊戲籌碼會降低學生們誠實度，使他們多報自己的成績嗎？如果多報，會多多少呢？
我們自己對實驗結果也感到吃驚：第一組參與者（他們沒有作弊條件）平均答對了3.5道題（這是嚴格控制的一組）。
第二組的參與者撕掉了答捲紙，根據他們自己說的，平均答對了6.2道題。既然我們可以斷定撕掉答卷不可能使他們變得更聰明，那麼可以把他們平均多出來的2.7道題歸結為作弊。
但是說到厚顏無恥的不誠實，冠軍非第三組參與者莫屬了。他們的腦瓜不比前兩組聰明，根據他們自己報告的成績，這一組平均答對了9.4道題——比嚴格控制的那組高出5.9道，比只是撕掉答卷的那組高出3.2道！
這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有機會，學生們會平均作弊2.7道題。但是在非現金條件下，有同樣的作弊機會，他們平均作弊5.9道題，作弊的機率高出兩倍還多。現金條件下的作弊和離現金一步之遙條件下的作弊，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別！
如果你感到驚訝，聽我往下說。我們的誠實實驗（第十一章里描寫的那些）總共2000個參與者中，只有4個人聲稱20道題全部答對。換言之，“完全作弊”的機率是4比2000。①
但是在安插進非現金貨幣（撲克遊戲籌碼）的實驗裡，450個參與者中有24人“完全作弊”。這24名完全作弊者在現金條件和象徵貨幣條件下的各自分布情況怎樣呢？他們全來自象徵貨幣條件下的那些組（象徵貨幣條件下的參與者共150人，徹底作弊者24人；由此可以折算在全部參與者中的機率為320比2000）。也就是說，象徵貨幣不僅能給人們的某些道德約束“鬆綁”，還能使相當一部分人“鬆綁”得非常徹底，竟然到了肆意作弊，毫無顧忌的地步。
作弊到了這種程度當然是壞事，但恐怕還不只如此呢。別忘了在我們的實驗裡，把撲克遊戲籌碼換成現金只不過是幾秒鐘的事。如果象徵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幾天、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例如，股票期權），不誠實的機率又會是多少？是否作弊的人更多，作弊的程度更嚴重呢？
我們了解到，只要有機會，人們就會作弊。但奇怪的是我們多數人對此並無察覺。我們在另一個實驗裡讓學生們預測，人們是否用現金時作弊多，用象徵貨幣時作弊少，他們說不對，兩種情況下作弊程度應該相同。他們解釋說，歸根結底，象徵貨幣代表的是錢——而且要把它兌換成現金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因此，他們預測，參與者們會把籌碼與現金同等對待。
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沒看到只要離開現金一步遠，我們就會多麼快地給自己的不誠實行為找出合理的藉口。當然了，他們的盲區也是我們的盲區。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作弊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原因。可能這也就是前安然CEO傑夫？斯基林、前世通（WorldCom）CEO伯尼克？埃伯斯，以及最近幾年被起訴的一大批公司高管聽任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公司沿著這條下坡路一直滑了下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