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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譯註：這個詞是朝鮮新聞用語，類似於天朝新聞稿中的“考察調研”
色秀麗，附近有不少中央的辦公廳，最後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給了很多幫助。1987
年末工程完工，竣工儀式金日成也參加了，之後又給了不少資助。 在新辦公場所辦公之後的
一天，金正日讓寫一篇關於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獻整理室，還有秘
書室，我想可能是覺得他們對國際形勢不太熟悉，才讓我動筆吧。我寫了一篇文章，講了二
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的變化、發展，以及新的特徵，還有資本主義對階級關係的調整，資本
主義列強的合作，用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他還詢問了日本的階級構造，我說日本的體力
勞動者不到勞動人口總數的4%。 那些知識是我與日本學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後似
乎有了新的認識，還詢問在新環境下該採取什麼樣的革命戰略。金正日熱情很高，幾乎是催
促著我。金正日不喜歡唯物論、辯證法之類的東西，他反對用理論指導政治。我寫的文章他
沒有修改就採納了。之後，有一次，金正日對我說， 現在學者們不能自由討論。各級黨組織
管制這樣的自由討論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為了將來的變化，為了了解世界局勢，還是要培
養學者。所以，黃書記最好向我打個報告，不管出身，要選出優秀的人才，研究理論工作。 聽
到金正日的這個提議我很高興。當時在宣傳部門的支持下，一些學者還在反對我關於主體思
想的內容，趁這個機會可以正好對優秀的學者們進行思想改造。我給最激烈的反對我的7、8
個人發了傳票，後來院長楊亨燮找到組織部說我再這樣幹下去，社會科學院要完蛋了。 但是
組織部的幹部們知道其實這個指示是金正日下達的，就對楊亨燮（…）威脅說，如果表示反對
後果會很嚴重。最後我選擇了20名已經獲得學位的人才，他們不再屬於任何機構，只屬於我
這個國際書記。為了保持機密，就命名為黨中央委員會資料研究室，分為哲學、經濟學、政
治學三個分室。他們也享有中央會員會職員的待遇，作為學者還有特別優待，不用參加勞動
動員。 一個月之後他們的思想就完全轉變了，於是社會科學院開始批判他們是變節者。學者
們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們不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進行研究，還提高了主體科學院的學者們
的水平。特別是對韓國事物的機構人員一旦遇到理論問題，都會請資料研究室的學者們來解
決。 被發配到地方勞改的容淳1年6個月之後重新回來，擔任國際部副部長，他雖然在礦山
勞動，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夠回來。二人關係依舊，結果國際部就分成了我的
人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馬，還有第一副部長（代理部長）的人馬。在黨中央開始傳言，
國際部有三駕馬車。
在我與第一副部長的實力鬥爭中，金容淳是最後的贏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為部長，主
管一切事物，建議我只是給出政治指導。金正日對我說，“（你）自己心裡清楚就好了，領袖
不喜歡金容淳，領袖認為金容淳太會拍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讓他做”。我很
清楚，實權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決於金
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覬覦我的國際書記職位，我想，與其讓他
們想辦法把我取而代之，還不如我直接推薦他們，我曾向金正日推薦過好幾次。舉薦他們的
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義發表了好幾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幾次勸我離開
主體思想研究所，專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離開國際部，專門進行哲學研究，所以一
直沒有答應。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人，北韓不願意變化，我對北韓的權力
層不再有期待。我倒更願意畢生致力於我的哲學研究。金正日對許耽的信任與日俱增。許耽
從不缺席金正日舉辦的宴會，並在宴會上附和金正日。許耽自認為獲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
提議說，“日本的朝總聯支持‘對韓事業’，可以通過朝總聯將國際部剝離，將所有工作都並
入統一宣傳部，否則大家的工作重複進行，效果也不好。” 許耽不斷向金正日提出類似建議，
最後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許耽對與日本共產黨打交道沒有自信，而且認為利用日本共產黨也
不容易。金正日不斷聽信許耽的話，而且有許耽在，對我展開工作也有頗多不便，我就乾脆
向金正日建議對日工作交給許耽來負責。國際部的職員知道後都說我無能，丟掉了飯碗，但
是他們有所不知。 我雖然沒什麼才能，但是與許耽相比，我還是有信心競爭的。我認為要保
留國際部，需要與日本共產黨改善關係，在與日本共產黨關係變壞的過程中，責任全在北朝
鮮，雖然日本共產黨為了改善與朝鮮勞動黨的關係作出許多努力，但是當時的國際書記無能，
未能抓住機會。我從擔任國際書記第一天就開始努力改善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有一次金日
成問我，“黃書記，以主體思想為指導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組織共產黨吧。” “日本共產黨歷史
悠久，而且根基很深，於它之外另建一個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現在日本共產黨對主體思想有
所誤會，只要將誤會的部分解釋清楚，還是能將日本共產黨拉到我們這一邊的。” 不僅越南
和古巴，歐洲所有的共產黨都與日本共產黨關係很好，只有朝鮮勞動黨除外。所以我向金正
日提議改善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產黨介紹主體思想的優越性，說
服他們。金正日說，“那就試一次吧”。 我一直與日本的一所大學副校長（實際上的校長）關
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學者，1986年日本東京大學的坂本義和教授訪問朝鮮，他也隨
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將在日本舉辦有關人類安全保障問題的研討會，邀請我參加。訪
問朝鮮期間，坂本義和教授已經談到，他回到日本後會努力促成我訪日的機會。
我給他回復了一封信，說我不是一個自由的學者，而是政府高級官員，需要一個名分。
他在回信中說，不僅有南韓的牧師，還有日本、中國、美國、俄羅斯的著名學者參加。解放
前被日本兵強制押解回朝鮮搬到之後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發生了什麼變
化，而且我也想與日本的學者見面。於是我向金正日提議，這次會議的規格很高，我可以趁
此機會訪問日本，順便與日本共產黨高級幹部們會談，改善兩黨關係。 這次出訪最終得以實
現。離開平壤，乘坐飛機，途徑北京，飛往東京。但是，從教授那裡發來了緊急聯絡。內容
是因為KAL空難，日本政府拒絕朝鮮勞動黨高級幹部入境。雖然這次研討會非官方，但是日
本政府拒絕其它一切活動。 我緊急聯絡平壤請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
意。與中國方面和大使館同志商議的結果是雖然日本政府已經發表聲明，但是真的進入日本，
也不會受太大的影響。我想既然已經出來了，就堅持到底。朝鮮勞動黨書記級別的幹部訪問
日本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備很嚴，再加上空難，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間外有
7-8名日本警察在守著，就酒店到會議中心不過100米，警察卻一個挨著一個。許多人為了
見我而來，他們也為我鳴不平，但是無可奈何，在會議上見到學者們我應該已經感到滿足了。
與日本共產黨改善關係方面毫無建樹的情況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
因為沒有中途從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氣。現在看來，我當時選擇是日本到底是對是錯
仍舊不准。但是至少在當時，以我的身份做這件事是太冒險了。雖然我自認為負責主體思想
對外宣傳工作成果很顯著，但是金日成生氣是應該的。 將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親表示，這次事件中他的錯誤比黃長燁更大。金正日讓我幫他趕緊編寫
新年賀詞，第二年我仍舊編寫了金日成的新年賀詞。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來的第二天，金
色秀麗，附近有不少中央的辦公廳，最後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給了很多幫助。1987
年末工程完工，竣工儀式金日成也參加了，之後又給了不少資助。 在新辦公場所辦公之後的
一天，金正日讓寫一篇關於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獻整理室，還有秘
書室，我想可能是覺得他們對國際形勢不太熟悉，才讓我動筆吧。我寫了一篇文章，講了二
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的變化、發展，以及新的特徵，還有資本主義對階級關係的調整，資本
主義列強的合作，用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他還詢問了日本的階級構造，我說日本的體力
勞動者不到勞動人口總數的4%。 那些知識是我與日本學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後似
乎有了新的認識，還詢問在新環境下該採取什麼樣的革命戰略。金正日熱情很高，幾乎是催
促著我。金正日不喜歡唯物論、辯證法之類的東西，他反對用理論指導政治。我寫的文章他
沒有修改就採納了。之後，有一次，金正日對我說， 現在學者們不能自由討論。各級黨組織
管制這樣的自由討論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為了將來的變化，為了了解世界局勢，還是要培
養學者。所以，黃書記最好向我打個報告，不管出身，要選出優秀的人才，研究理論工作。 聽
到金正日的這個提議我很高興。當時在宣傳部門的支持下，一些學者還在反對我關於主體思
想的內容，趁這個機會可以正好對優秀的學者們進行思想改造。我給最激烈的反對我的7、8
個人發了傳票，後來院長楊亨燮找到組織部說我再這樣幹下去，社會科學院要完蛋了。 但是
組織部的幹部們知道其實這個指示是金正日下達的，就對楊亨燮（…）威脅說，如果表示反對
後果會很嚴重。最後我選擇了20名已經獲得學位的人才，他們不再屬於任何機構，只屬於我
這個國際書記。為了保持機密，就命名為黨中央委員會資料研究室，分為哲學、經濟學、政
治學三個分室。他們也享有中央會員會職員的待遇，作為學者還有特別優待，不用參加勞動
動員。 一個月之後他們的思想就完全轉變了，於是社會科學院開始批判他們是變節者。學者
們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們不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進行研究，還提高了主體科學院的學者們
的水平。特別是對韓國事物的機構人員一旦遇到理論問題，都會請資料研究室的學者們來解
決。 被發配到地方勞改的容淳1年6個月之後重新回來，擔任國際部副部長，他雖然在礦山
勞動，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夠回來。二人關係依舊，結果國際部就分成了我的
人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馬，還有第一副部長（代理部長）的人馬。在黨中央開始傳言，
國際部有三駕馬車。
在我與第一副部長的實力鬥爭中，金容淳是最後的贏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為部長，主
管一切事物，建議我只是給出政治指導。金正日對我說，“（你）自己心裡清楚就好了，領袖
不喜歡金容淳，領袖認為金容淳太會拍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讓他做”。我很
清楚，實權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決於金
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覬覦我的國際書記職位，我想，與其讓他
們想辦法把我取而代之，還不如我直接推薦他們，我曾向金正日推薦過好幾次。舉薦他們的
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義發表了好幾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幾次勸我離開
主體思想研究所，專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離開國際部，專門進行哲學研究，所以一
直沒有答應。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人，北韓不願意變化，我對北韓的權力
層不再有期待。我倒更願意畢生致力於我的哲學研究。金正日對許耽的信任與日俱增。許耽
從不缺席金正日舉辦的宴會，並在宴會上附和金正日。許耽自認為獲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
提議說，“日本的朝總聯支持‘對韓事業’，可以通過朝總聯將國際部剝離，將所有工作都並
入統一宣傳部，否則大家的工作重複進行，效果也不好。” 許耽不斷向金正日提出類似建議，
最後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許耽對與日本共產黨打交道沒有自信，而且認為利用日本共產黨也
不容易。金正日不斷聽信許耽的話，而且有許耽在，對我展開工作也有頗多不便，我就乾脆
向金正日建議對日工作交給許耽來負責。國際部的職員知道後都說我無能，丟掉了飯碗，但
是他們有所不知。 我雖然沒什麼才能，但是與許耽相比，我還是有信心競爭的。我認為要保
留國際部，需要與日本共產黨改善關係，在與日本共產黨關係變壞的過程中，責任全在北朝
鮮，雖然日本共產黨為了改善與朝鮮勞動黨的關係作出許多努力，但是當時的國際書記無能，
未能抓住機會。我從擔任國際書記第一天就開始努力改善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有一次金日
成問我，“黃書記，以主體思想為指導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組織共產黨吧。” “日本共產黨歷史
悠久，而且根基很深，於它之外另建一個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現在日本共產黨對主體思想有
所誤會，只要將誤會的部分解釋清楚，還是能將日本共產黨拉到我們這一邊的。” 不僅越南
和古巴，歐洲所有的共產黨都與日本共產黨關係很好，只有朝鮮勞動黨除外。所以我向金正
日提議改善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產黨介紹主體思想的優越性，說
服他們。金正日說，“那就試一次吧”。 我一直與日本的一所大學副校長（實際上的校長）關
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學者，1986年日本東京大學的坂本義和教授訪問朝鮮，他也隨
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將在日本舉辦有關人類安全保障問題的研討會，邀請我參加。訪
問朝鮮期間，坂本義和教授已經談到，他回到日本後會努力促成我訪日的機會。
我給他回復了一封信，說我不是一個自由的學者，而是政府高級官員，需要一個名分。
他在回信中說，不僅有南韓的牧師，還有日本、中國、美國、俄羅斯的著名學者參加。解放
前被日本兵強制押解回朝鮮搬到之後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發生了什麼變
化，而且我也想與日本的學者見面。於是我向金正日提議，這次會議的規格很高，我可以趁
此機會訪問日本，順便與日本共產黨高級幹部們會談，改善兩黨關係。 這次出訪最終得以實
現。離開平壤，乘坐飛機，途徑北京，飛往東京。但是，從教授那裡發來了緊急聯絡。內容
是因為KAL空難，日本政府拒絕朝鮮勞動黨高級幹部入境。雖然這次研討會非官方，但是日
本政府拒絕其它一切活動。 我緊急聯絡平壤請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
意。與中國方面和大使館同志商議的結果是雖然日本政府已經發表聲明，但是真的進入日本，
也不會受太大的影響。我想既然已經出來了，就堅持到底。朝鮮勞動黨書記級別的幹部訪問
日本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備很嚴，再加上空難，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間外有
7-8名日本警察在守著，就酒店到會議中心不過100米，警察卻一個挨著一個。許多人為了
見我而來，他們也為我鳴不平，但是無可奈何，在會議上見到學者們我應該已經感到滿足了。
與日本共產黨改善關係方面毫無建樹的情況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
因為沒有中途從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氣。現在看來，我當時選擇是日本到底是對是錯
仍舊不准。但是至少在當時，以我的身份做這件事是太冒險了。雖然我自認為負責主體思想
對外宣傳工作成果很顯著，但是金日成生氣是應該的。 將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親表示，這次事件中他的錯誤比黃長燁更大。金正日讓我幫他趕緊編寫
新年賀詞，第二年我仍舊編寫了金日成的新年賀詞。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來的第二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