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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準備好這一切用不了太多的時間，只要裴小姐能儘快醒來，或是她在到達徐州站之前醒來即可。在這個辦法之下，他可以有兩種逃生方案，一個是讓裴小姐用日語將門外的乘警叫進來打昏，然後他找到列車員打開車廂盡頭的上下車門，這時他便可以拉下列車的“緊急制動閘”，強制停車。如果一切順利，掛住小泉敬二的鐵絲衣架鉤會在列車緊急煞車的慣性下被拉直，他也就會跌落在地上死去，而他們二人便可以借著茫茫夜色，消失在大雪之中。當然了，為了避免饑寒交迫，他們得穿暖衣服，還要帶上那隻德州扒雞。
第二個逃生辦法，是他們等列車即將到達徐州站時，只用一隻衣架將小泉敬二掛起來，再打昏乘警，然後他穿上小泉敬二的軍服，帶著裴小姐大搖大擺地下車。小泉敬二的車票是直達上海的聯運票，在徐州站不會有人來包廂打擾他，而衣架上的鐵絲鉤最多只能支撐五六分鐘，到鐵絲鉤被拉直，小泉敬二跌落在地上的時候，系在另一隻衣帽鉤上的細繩便會將他口中的干浴巾拉出來——當然了，這條干浴巾也就自然而然地會將他的胃從喉嚨里掏出來，讓他窒息而死。
這個主意太殘忍了！熊闊海開始批判自己，雖說你沒有從黃埔軍校學成畢業，但畢竟受過正規的軍人教育，怎麼會想到用這種民間仇殺的手段來對付一個交戰國的軍人呢？這件事傳回天津，記者們確是有好材料可寫了，但是，你作為一個軍人，卻違背了“交戰道德”。
他並不想用日本軍人從1931開始便從未對中國軍人遵守“交戰道德”的事實替自己的辯護，因為那是對方的罪孽，自作孽不可活，日後總是要清償的。他只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個有道德的軍人，加入了一個有理想的組織，所以，當然不能以暴易暴，
他還有另外一個斯文的辦法，同樣可以無聲無息地殺死小泉敬二，也同樣可以保證他們得到那兩個逃生的機會。
想到此處，他動手解開了小泉敬二被縛的雙手，只將他的右臂束緊，再用繩子的另一頭與他腳上的繩扣結在一起。這樣以來，他的左手便空了出來，也沒有繩子的綑紮制止血液的流通。
他抬起小泉敬二的左臂，這條胳膊又像死人一樣鬆鬆地落下，他睡得很沉。這樣很好，到時候他還是可以將小泉敬二掛在衣帽鉤上，但要結實，不能用衣架。等到他開始行動的時候，就可以用小泉敬二的剃刀割開他左臂的動脈，讓血順著手臂流下來。為了防止血流出門外，他可以將痰盂放在下邊接住流下來的血，還可以將圓頂硬禮帽的頂上挖個小洞，然後放在痰盂上，於是，血滴落下來的時候也就沒了聲音。
這是個不錯的主意。他翻開小泉敬二的眼皮看了看他的瞳孔，又檢查了一下系在他脖子和餐桌上的毛線圍巾是否牢靠。他絕不能像小泉敬二那樣大意，他要保證所有這一切都能進行得很順利。他倒是一點也不擔心小泉敬二可能會倖免一死，不會的，臂動脈被割開後，只需三分鐘的時間他就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去，沒有人能救得了他。
他又翻看了裴小姐的眼皮，發現擴大的瞳孔正在恢復正常，也許再過幾分鐘她就會醒來。他又檢查了手槍，彈夾和剃刀等物，保證一切都在手邊，便將裴小姐攬在懷中，靜靜地等待她甦醒。
不好，這樣做很不好！他突然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如果說用毛巾將小泉敬二的胃從喉嚨里掏出來有違“軍人道德”，太像是報復，那麼，利用割開臂動脈的手段讓小泉敬二無聲無息地死去，會不會更像是謀殺？
上級領導交給我任務，是讓我刺殺小泉敬二，是軍事行動，是交戰雙方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是“處決”，而非單純的謀殺。如果他沒有“處決”，而只是“謀殺”了小泉敬二，那也必定會讓黨組織的對手和敵人找到可攻擊的把柄。
該死的！他環顧四周，想從包廂內的物品中間找到“處決”小泉敬二的方法。
突然，茶房在玻璃門上畏縮地敲了兩下，又敲了兩下。裴小姐還沒有醒，無法替他打掩護。茶房道：對不起打擾您讓您生氣真是不應該啦太君，可是車長太君讓我給您送來一封電報，說那邊急等著回電。
熊闊海打開手槍的保險，推子彈上膛，然後搖動裴小姐，沒有動靜。茶房還在敲門，乘警也幫著敲，他們的聲音也高了起來，已經有其他包廂的乘客被他們吵得出來罵街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答，只要他一開口，茶房便能猜到裡邊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了，如果他就這樣沉默著，倒是可以讓他們費些心思猜疑，給他爭取一點時間弄醒裴小姐。
茶水倒在裴小姐的額上，臉上，她只是一味地搖頭，盲目地伸手攔阻，意識還沒有清醒過來。
外邊的聲音嘈雜起來，有人正在用鑰匙開門。他隨手抄起茶壺打過去，門上的玻璃碎了，人聲一下子安靜下來。他連忙將小泉敬二的行李往門邊堆，希望能將他們攔阻一會兒。
有人開始撞門，他開了一槍，門外又沒了人聲。顯然那些人沒想到會發生槍戰，被這一聲槍響嚇住了。但他知道，用不了一分鐘這些人就會清醒過來，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畢竟是戰爭期間，而且車廂里有許多乘客都是經驗豐富的日本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