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頁
經過7天的證據宣讀之後，陪審團判他有罪，霍普金斯面無表情。
大法官塔克先生描述這是一次殘酷的謀殺行為，帶有虐待的成分，他說：“在
我看來，你是一名非常危險的年輕人。我記得你才20歲。我判你終身監禁。”
托尼·貝利斯和吉諾·瓦里亞勒不想就此住手。雖然調查已經得出了滿意的結
論，但是，他們看到那麼一個小區有如此之多的痛苦。混亂和不合作，因此決定詳
細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明白了事情發生在誰的頭上了，為
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他就是艾德溫·霍普金斯。除非他拿出答案，
否則貝利斯和瓦里亞勒不會就此罷休，因為他們下次會準備得更好。
25 尾聲：我如何能說不？
自從我的名字跟警方刑事調查公開聯繫在一起以來，我一直很關心人們如何看
待我所做的工作。像《沉默的羔羊》這樣的電影和像《解密高手》一樣的電視劇於
現實卻無補。就連親朋好友也對我的工作如何激動人心做出種種評論。我花了相當
長的時間才能夠理解這樣的反應。有些人覺得，心理學家或刑警就是去犯罪現場輕
輕鬆鬆地走一走，而那些犯罪現場一般也是整整齊齊和非常有順序的，就跟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偵探故事一樣。事實上，村舍發生的兇案跟城市的貧窮住地里一名妓
女死亡有可能同樣複雜，造成這些犯罪的動機也是一樣令人憎惡。有些人覺得心理
學家是介於千里眼與巫醫之間的某種人。他們不相信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或者不願
意毫無條件地接受一些事物。
我記得起來的最令人難於接受的話是另外一名心理學家說出來的，他曾為警方
的兇案刑事調查提供過建議，他描述那樣的經歷“激動人心，令人興奮，是我一輩
子回報最大的經驗。它比性交刺激多了”。
我覺得這話聽起來噁心。我很害怕警察打電話來，而且不喜歡現場重構的任何
一個時刻。那麼，我為什麼還要這麼幹呢？嗯，這很容易解釋。在過去的15年當中，
我幾乎每一個星期都是在由一些傷亡事件和犯罪而導致的悲痛當中度過的。我聽到
強姦受害人的聲音，我看到失去親人的家庭被毀滅。我還看到和聽到一些性犯罪者
以及殺人兇手的所作所為，我也明白是什麼在驅使他們。還能夠有比希望結束這一
切更強有力的動機嗎？
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什麼刺激或者英雄主義的成分。一般來說，當我捲入的時
候，某人已經死亡，我經常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犯一個錯誤，從而誤導調查行動
的方向，那麼別的人有可能還會死掉。這就如同站在忘卻的前沿，惟一美好的時光
就是它過去的時候。
當心理輪廓描述於1980年代初期在英國開始的時候，問題不是它有多麼可靠，
或者說警方能夠對我的發現給予多大程度的重視。更直接的問話是：“我們拿這個
幹什麼用？”
我可能會告訴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犯罪，罪犯的年齡為四五十歲，做某種
特別的工作，所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地理方位以及他們會對警方的調查產生何
種反應，但是，除非調查人員決定利用這些信息，否則它就沒有任何操作價值。做
某件事情就意味著執行一項任務，並且要花時間和金錢和人力資源去做。但他們如
何能夠確定我說的是對的呢？如果我錯了會怎樣？
大部分警督都接受我的建議，有一些會置之不理，還有一些會等等看，直到我
的預測之一證明是正確的時候，他們才回頭去仔細看看我的總體結論。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心理學犯罪分析有了一些發展，而且廣為人們所接受，最
初持懷疑態度的人現在也變成了支持者。利用心理輪廓描述來設計內奧米·史密斯
的謀殺者的DNA篩選程序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它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調查嚴
重的犯罪時已經對它產生了很大的依賴。
我不知道自己還會花多長時間處理謀殺和性暴力案件。多年以前我曾意識到，
與其說我將工作帶回家來了，還不如說我自己的一小部分都留在了每個犯罪現場。
我不知道以後再沒有什麼可以留下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在一台踏車上工作了很久，到目前為止這台踏車已經經歷過百餘宗嚴重的犯
罪，我還必須說，這比很多高級警官一輩子的職業生涯中參與的刑事調查還要多。
也許我還可以繼續做下去，但現在看來更重要的是要幫助警方不要對我產生需求，
除開個別極難應付的案子以外，我應該去開一些碩士班課程和講座，告訴刑事調查
人員如何辨別基本的心理學線索，還有涉及不同犯罪類別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我會繼續更多地涉獵風險評估和犯罪預防領域。這意味著增多在
大法官塔克先生描述這是一次殘酷的謀殺行為，帶有虐待的成分，他說：“在
我看來，你是一名非常危險的年輕人。我記得你才20歲。我判你終身監禁。”
托尼·貝利斯和吉諾·瓦里亞勒不想就此住手。雖然調查已經得出了滿意的結
論，但是，他們看到那麼一個小區有如此之多的痛苦。混亂和不合作，因此決定詳
細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明白了事情發生在誰的頭上了，為
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他就是艾德溫·霍普金斯。除非他拿出答案，
否則貝利斯和瓦里亞勒不會就此罷休，因為他們下次會準備得更好。
25 尾聲：我如何能說不？
自從我的名字跟警方刑事調查公開聯繫在一起以來，我一直很關心人們如何看
待我所做的工作。像《沉默的羔羊》這樣的電影和像《解密高手》一樣的電視劇於
現實卻無補。就連親朋好友也對我的工作如何激動人心做出種種評論。我花了相當
長的時間才能夠理解這樣的反應。有些人覺得，心理學家或刑警就是去犯罪現場輕
輕鬆鬆地走一走，而那些犯罪現場一般也是整整齊齊和非常有順序的，就跟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偵探故事一樣。事實上，村舍發生的兇案跟城市的貧窮住地里一名妓
女死亡有可能同樣複雜，造成這些犯罪的動機也是一樣令人憎惡。有些人覺得心理
學家是介於千里眼與巫醫之間的某種人。他們不相信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或者不願
意毫無條件地接受一些事物。
我記得起來的最令人難於接受的話是另外一名心理學家說出來的，他曾為警方
的兇案刑事調查提供過建議，他描述那樣的經歷“激動人心，令人興奮，是我一輩
子回報最大的經驗。它比性交刺激多了”。
我覺得這話聽起來噁心。我很害怕警察打電話來，而且不喜歡現場重構的任何
一個時刻。那麼，我為什麼還要這麼幹呢？嗯，這很容易解釋。在過去的15年當中，
我幾乎每一個星期都是在由一些傷亡事件和犯罪而導致的悲痛當中度過的。我聽到
強姦受害人的聲音，我看到失去親人的家庭被毀滅。我還看到和聽到一些性犯罪者
以及殺人兇手的所作所為，我也明白是什麼在驅使他們。還能夠有比希望結束這一
切更強有力的動機嗎？
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什麼刺激或者英雄主義的成分。一般來說，當我捲入的時
候，某人已經死亡，我經常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犯一個錯誤，從而誤導調查行動
的方向，那麼別的人有可能還會死掉。這就如同站在忘卻的前沿，惟一美好的時光
就是它過去的時候。
當心理輪廓描述於1980年代初期在英國開始的時候，問題不是它有多麼可靠，
或者說警方能夠對我的發現給予多大程度的重視。更直接的問話是：“我們拿這個
幹什麼用？”
我可能會告訴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犯罪，罪犯的年齡為四五十歲，做某種
特別的工作，所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地理方位以及他們會對警方的調查產生何
種反應，但是，除非調查人員決定利用這些信息，否則它就沒有任何操作價值。做
某件事情就意味著執行一項任務，並且要花時間和金錢和人力資源去做。但他們如
何能夠確定我說的是對的呢？如果我錯了會怎樣？
大部分警督都接受我的建議，有一些會置之不理，還有一些會等等看，直到我
的預測之一證明是正確的時候，他們才回頭去仔細看看我的總體結論。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心理學犯罪分析有了一些發展，而且廣為人們所接受，最
初持懷疑態度的人現在也變成了支持者。利用心理輪廓描述來設計內奧米·史密斯
的謀殺者的DNA篩選程序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它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調查嚴
重的犯罪時已經對它產生了很大的依賴。
我不知道自己還會花多長時間處理謀殺和性暴力案件。多年以前我曾意識到，
與其說我將工作帶回家來了，還不如說我自己的一小部分都留在了每個犯罪現場。
我不知道以後再沒有什麼可以留下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在一台踏車上工作了很久，到目前為止這台踏車已經經歷過百餘宗嚴重的犯
罪，我還必須說，這比很多高級警官一輩子的職業生涯中參與的刑事調查還要多。
也許我還可以繼續做下去，但現在看來更重要的是要幫助警方不要對我產生需求，
除開個別極難應付的案子以外，我應該去開一些碩士班課程和講座，告訴刑事調查
人員如何辨別基本的心理學線索，還有涉及不同犯罪類別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我會繼續更多地涉獵風險評估和犯罪預防領域。這意味著增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