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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自強……想告訴我這件事?為什麼是我?他可以直接跟雜差房的夥計說啊?”阿七神色緊張地嚷道，他的表情跟他身上的制服毫不搭調。
“在雜差房被毆打、被拷問是常識，你認為告訴那些傢伙，他們會相信嗎?杜自強就是知道你為人正直，在街坊之間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為上級的幾句話，便放棄了。當時你也猶豫過吧?因為你知道，杜自強跟蘇松不一樣，他不是狂熱者，只是個不幸的人。可是你無視自己信任的事實，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際關係，聽從那你不認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無法反駁。
“你為了什麼’警隊的價值‘’連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號車的炸彈。可是，昨天有兩個無辜的小孩，卻因為你失去寶貴的性命。你要保護的，到底是員警的招牌?還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權，還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語氣問道，“你，到底為什麼要當員警?”
阿七默然無語。他放下只喝了兩口的汽水，緩步離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覺得自己說得有點過分，畢竟我也沒有資格說這些正氣凜然的話。我想，翌日見面時，請他喝可樂當賠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沒有現身，再之後幾天也沒有。
因為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脈，於是我問何先生知不知道為什麼連續幾天沒見到阿七。
“四四四七?誰啊?我不記得他們的號碼啦。”何先生說。
“那個啊……”我努力回憶上星期瞄過、阿七警員證上的名字，“好像叫什麼關振鐸還是關振鐸的。”
“啊，阿鐸嘛。”何先生說：“聽說他之前立了大功，給調到不知道是中環還是九龍尖沙咀了。”
原來是升職了。這樣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樂的錢。
雖然我大言炎炎，訓斥了阿七，但其實我跟他不過是一丘之貉。
我才不是為了什么正義而檢舉杜自強他們。
我只是擔心自己和大哥的處境。
在這個時勢，有理往往說不清。跟杜自強和蘇松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點焦慮，不知道會不會被牽連，當我意外聽到他們的炸彈陰謀時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會，只要認罪，法庭多數會輕判，但扯上“鳳梨”便不可同日而語，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強的同黨。
要自保，便要先發制人，解決鄒師傅一夥。
本來，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證據便功成身退，正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阿七證明我是舉報者，蘇松如何說、雜差房的探員如何想多抓幾個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夠倖免於難，我亦不用擔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會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們恨不得社會上多幾個我這種人。
只是我耳根軟，被阿七說了兩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車，跟他港九四處跑。看來我是個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兩天後，大哥回家時興高采烈，說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談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興奮地說。
“天啊，這樣多!”我沒想到大哥這回的生意做得這麼大。
“不，金額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闆打好關係。他打算擴展業務，開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這生意，等於面試成功，雖然只是個普通文員，但說不定他日可以當主任或經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來想說我也“面試成功”，不過那職位是大哥嫌棄的員警，而且我暫時也無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說我有一個好兄弟，一樣能幹，保證辦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願意的話，咱們兩兄弟可以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當那勞什子員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聽過‘豐海塑膠廠’嗎?那老闆姓俞的，他準備插手物業和地產市場。即使我們只是入職當見習文員，晉升機會也應該不錯!阿棠，雖然你姓王，我姓阮，但這些年來我都當你親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回我們便一起加油，以這份工作為起點，干一番事業……”
作者後記
我本來沒打算為這部作品寫後記或自序的，因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來後，文本有其生命，讀者從它身上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是讀者的自由，是獨一無二的個人經歷。與其由作者說一堆有的沒的，不如讓讀者自行體會。不過，我將作品交給出版社時附上了作品的簡介和創作緣由，洋洋灑灑地寫了數千字，編輯後來便對我說：“寫一篇後記吧!讀者會有興趣的!”
那我從頭說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運地獲得島田庄司推理小說獎後，便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的題材。當時沒有什麼想法，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正舉辦內部短篇小說交流比賽，題目是“安樂椅偵探”，即是偵探角色只憑複述的證言，毋須親自到現場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說“是”和“非”的安樂椅偵探”應該是個有趣的極端，於是寫了(黑與白之間的真實)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數控制上失敗了，恰好超過了規定上限，結果改變主意，打算將這篇短篇留下寫成連作，再寫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參與交流。
“在雜差房被毆打、被拷問是常識，你認為告訴那些傢伙，他們會相信嗎?杜自強就是知道你為人正直，在街坊之間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為上級的幾句話，便放棄了。當時你也猶豫過吧?因為你知道，杜自強跟蘇松不一樣，他不是狂熱者，只是個不幸的人。可是你無視自己信任的事實，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際關係，聽從那你不認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無法反駁。
“你為了什麼’警隊的價值‘’連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號車的炸彈。可是，昨天有兩個無辜的小孩，卻因為你失去寶貴的性命。你要保護的，到底是員警的招牌?還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權，還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語氣問道，“你，到底為什麼要當員警?”
阿七默然無語。他放下只喝了兩口的汽水，緩步離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覺得自己說得有點過分，畢竟我也沒有資格說這些正氣凜然的話。我想，翌日見面時，請他喝可樂當賠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沒有現身，再之後幾天也沒有。
因為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脈，於是我問何先生知不知道為什麼連續幾天沒見到阿七。
“四四四七?誰啊?我不記得他們的號碼啦。”何先生說。
“那個啊……”我努力回憶上星期瞄過、阿七警員證上的名字，“好像叫什麼關振鐸還是關振鐸的。”
“啊，阿鐸嘛。”何先生說：“聽說他之前立了大功，給調到不知道是中環還是九龍尖沙咀了。”
原來是升職了。這樣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樂的錢。
雖然我大言炎炎，訓斥了阿七，但其實我跟他不過是一丘之貉。
我才不是為了什么正義而檢舉杜自強他們。
我只是擔心自己和大哥的處境。
在這個時勢，有理往往說不清。跟杜自強和蘇松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點焦慮，不知道會不會被牽連，當我意外聽到他們的炸彈陰謀時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會，只要認罪，法庭多數會輕判，但扯上“鳳梨”便不可同日而語，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強的同黨。
要自保，便要先發制人，解決鄒師傅一夥。
本來，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證據便功成身退，正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阿七證明我是舉報者，蘇松如何說、雜差房的探員如何想多抓幾個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夠倖免於難，我亦不用擔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會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們恨不得社會上多幾個我這種人。
只是我耳根軟，被阿七說了兩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車，跟他港九四處跑。看來我是個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兩天後，大哥回家時興高采烈，說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談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興奮地說。
“天啊，這樣多!”我沒想到大哥這回的生意做得這麼大。
“不，金額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闆打好關係。他打算擴展業務，開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這生意，等於面試成功，雖然只是個普通文員，但說不定他日可以當主任或經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來想說我也“面試成功”，不過那職位是大哥嫌棄的員警，而且我暫時也無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說我有一個好兄弟，一樣能幹，保證辦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願意的話，咱們兩兄弟可以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當那勞什子員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聽過‘豐海塑膠廠’嗎?那老闆姓俞的，他準備插手物業和地產市場。即使我們只是入職當見習文員，晉升機會也應該不錯!阿棠，雖然你姓王，我姓阮，但這些年來我都當你親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回我們便一起加油，以這份工作為起點，干一番事業……”
作者後記
我本來沒打算為這部作品寫後記或自序的，因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來後，文本有其生命，讀者從它身上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是讀者的自由，是獨一無二的個人經歷。與其由作者說一堆有的沒的，不如讓讀者自行體會。不過，我將作品交給出版社時附上了作品的簡介和創作緣由，洋洋灑灑地寫了數千字，編輯後來便對我說：“寫一篇後記吧!讀者會有興趣的!”
那我從頭說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運地獲得島田庄司推理小說獎後，便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的題材。當時沒有什麼想法，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正舉辦內部短篇小說交流比賽，題目是“安樂椅偵探”，即是偵探角色只憑複述的證言，毋須親自到現場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說“是”和“非”的安樂椅偵探”應該是個有趣的極端，於是寫了(黑與白之間的真實)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數控制上失敗了，恰好超過了規定上限，結果改變主意，打算將這篇短篇留下寫成連作，再寫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參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