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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偶然的背後呢?有沒有宰偶然的東西?這東西又是什麼?這個問題,你——作者有所感,但沒有明言;我——讀者,有同感,卻難以言傳。你把一個有抱負雙有毛病的年輕人投進不正之風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連串發人深思的故事來。你很敏感,你敏銳地感覺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嗎?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運了嗎?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讓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實地表現自己——奮鬥又奮鬥,碰壁又碰壁,掙扎又掙扎,最後,覺醒又覺醒,終於,在人生觀的高度上領略人生的真諦。但是,你沒有寫完,沒有寫到覺醒,儘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意,完全可以獨立成篇,然而,畢竟沒有寫完。

  你給讀者出了難題。

  讀者解題的過程,就是藝術欣賞的過程。高明的作家,總是留有餘地,激發讀者投身其中,死死地拽住他們,以其無比豐富的聰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創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愛情的描寫異常動人。你發現了一個多麼可愛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雖土而不俗,不知書卻達理,自插而不自賤。他愛高加林,如痴般地愛著,但絕不向愛乞求,她自始至終沒有失掉自己的尊嚴。她可以為他而死,但必須以對方的愛情作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農村姑娘失戀之後,或者忍氣吞聲,甘願在命運面前認輸;或者死去活來,一哭二鬧三上吊。她反而從失戀中痛感到文化知識對於普通農婦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無報復的企圖。巧珍的可愛,足以使讀者的精神為之升華。較之高加林,這是一個豐富而不複雜的靈魂。較之電影《鄉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點也不遜色,甚至更易使人動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發現,你的創造。

  歸根結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設四化的新時期,在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為青年人探討“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討“人生”的小說多了起來,大多數是不錯的,但也有的小說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虛無,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存競爭。在這種紛擾的情況下,而且在目前中國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受到“挑戰”和衝擊的情況下,《人生》的出世,怎麼能不叫人高興非常呢?

  當一些文藝工作者不顧生活的真實,不顧藝術典型化的方法,不顧文學藝術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特殊作用,華而不實、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偽文學、“隱私文學”、“性愛文學”

  的時候,一個年輕的、不大為人們注意的作家悶了整整三年,幾次動筆,幾作作罷,終於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無聞地獻出了這部十二三萬字的精心之作,這樣認真而踏實的態度,難道不使人高興嗎?

  我成了義務推銷員,最近以來,凡有機會,都要宣傳《人生》;宣傳《人生》多麼好,多麼適合改編電視劇和電影;宣傳現實主義的不過時;宣傳現實主義並非老而無用。我當然不認為現實主義不要發展,不要擴大,不要吸收包括西方現代派在內的手法和技巧,諸如內心的獨白,意識的流動,直感和印象,象徵和荒誕、迭印、時空交叉,多視角,多聲部街道等等。當然,我也不認為只有現實主義才能描繪中華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獨尊儒術。我們有過教訓,我們沒有那麼狹隘。

  平心而論,現實主義需要充實和發展。因為時代充實了,發展了。你是堅持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的,你多年來孜孜不倦,讀了不少外國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覺得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不夠用,想藉助諸如“意識流”之類一用,我認為不但不壞,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民為基礎和前提的藝術創造、藝術革新,都理應受到鼓勵而堅決地不准橫加干涉。

  革命現實主義從善如流,革命現實主義生命常青,現在還不到革命革命現實主義的命的時候。現實主義應該和現代派展開競賽,用理論,用創作。

  我扯得遠了,請你給我以提示:你怎樣寫作《人生》,怎樣理解《人生》才不致離題萬里?

  我剛自外地開會回來,遲復為謙。武漢太熱,涿縣涼慡,保定中暑,北京時熱時好,西安如何?

  握你手!

  閻綱

  關於《人生》的對話

  王愚:《人生》發表後,引起了讀者的重視,在文藝界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

  我讀過你的三部中篇後,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與廣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你在構思《人生》時,窨有些什麼具體設想?

  路遙:這部作品,原來我寫的時候,確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反響。我寫農村題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寫它,這部作品的雛形在我內心醞釀的時間比較長,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寫這個題材。但總覺得準備不充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想通,幾次動筆都擱了下來。然而不寫出來,總覺得那些人物衝擊著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寫出來。我只想到把這段生活儘可能地表現出來。當作品發表了以後,得到了讀者的熱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來信。我自己實在不想說什麼,主要是想聽聽評論家的意見。

  王愚:你寫《人生》,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地探索人生,搞評論的人談起來,不免“隔靴搔癢”,也計只有你自己更清楚這種探索的甘苦。

  路遙:根據目前發表的評論文章看,評論家們還是敏銳的,對這個作品內涵的東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連我自己都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處,有些意見秀有價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見,對我也很有幫助。

  王愚:你的《人生》,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對當前這個轉折時期中劃綜複雜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對當前整個文學創作的進展來看,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然也不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這個問題上都有比較突出的表現,最初發表,後來又得了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儘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對於十年浩劫時期那虔誠混合著狂熱,惶惑交織著衝動的複雜狀態的描繪,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內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發出閃光,內容是比較厚實的。你的《在困難的日子裡》也是這樣,在那樣一種困難的時刻,在那樣一個年輕人身上,一種堅毅不屈、冰清玉潔的性格力量,和周圍嚴峻的生活矛盾,互相衝撞,迴響著悲壯的基調。在《人生》中,對這個轉折時期的諸種矛盾,從人物的命運,從人物的內心活動中完整地展現出來,比前兩部更為深刻、廣泛。你在好幾次討論會上的發言和你寫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寫交叉地帶,胡採用同志也談過這個問題,我是很同意這個觀點的。在當前這個除舊布新的轉折時期,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滲透、互相交織,呈現出縱橫交錯的狀態,作家要反映這個時代,就要從這樣一個視角考慮問題。以我個人的偏見,當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單薄,或者狹窄,或者膚淺,主要的恐怕是局限於狹小的生活範圍,寫農村就是農村,寫城市就是城市,待業青年就是待業青年,就呈論事。其中一些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實感,但很難通過作品看到時代的風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沒有時代。當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嚳的時代特點,沒有具體的生活實感,那也不行。你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覺得你在反映矛盾衝突問題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遙:這方面我是這樣想的。生活往往表現出複雜的形態,有些現象,矛盾、衝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這種表面的東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寫這些東西的。但生活中內在的矛盾衝突,有時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於撥開生活中表面的東西,鑽探到生活的深層中去,而不能滿足於表現生活的表面現象,這樣,作品才能寫得深一些。

  王愚:你這個見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現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熱情,沒有經過反覆的思考、消化、醞釀,常常是描寫有餘,思考不足,就很難深下去了。

  路遙:像農村生產責任制,這是現行政策,在農村和農民中間有著很大的反中央委員,從表面上看,農民富起來啦,有錢啦,有糧啦,要買東西。但作品僅僅停留在這一步描寫上,寫他們有了錢,買電視機,飛翔高檔商品,寫他們昨樣把錢拿到手,又花出去,這樣寫當然不參說沒有反映農村的新變化,但畢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帶來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個作家,應該看到農村經濟政策的改變,引起了農村整個生活的改變,這種改變,深刻表現在人們精神上、心理上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的變化,而且舊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新的矛盾推動著體制的不斷改革和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新的調整。總之,整個農村生活經歷著一種新的改變和組合,應該從這些方面去著眼。從表面現象著眼,就容易寫得膚淺、雷同。我自己原來也是這樣,所以寫的作品很表面。這樣的作品,引不起讀者對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覺得作家應向生活的縱深開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東西所迷惑,你剛才提到關於交叉地帶的問題,就是我在現實生活感受到的一種新的矛盾狀態。我當時意識到的是城鄉的交叉,現在看來,隨著體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種矛盾都表現著交叉狀態。不僅僅是城鄉之間,就是城市內部的各條戰線之間,農村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人的精神世界裡面,矛盾衝突的交叉也是錯綜複雜的。各種思想的矛盾衝突,還有年輕一代和老一代,舊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間矛盾的交叉也比較複雜。作家們應從廣闊的範疇里去認識它,撥開生活的表面現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層和內部,在比較廣闊的範圍內去考慮整個社會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創作都是從這方面去考慮的,我的《人生》也是從這方面考慮的,但還做得很不夠。

  王愚:就目前來看,《人生》展現的矛盾,是很不單純的。

  路遙:回過頭來看,有些地方顯得很不滿足,這個作品就主題要求來說,還應該展現得更廣闊一點,現在還有一些局限。但就這部作品來說,再增加點什麼已經很困難了,只有等將來再補救。主要是還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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