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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不知道應該反省的是作家還是讀者了。作家無權讓讀者反省，還是自己先把問題想清楚。我有一個頑固的想法：文學必須關注現實。有種論調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學的傳統
是無中生有。所謂證據，最極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麼讀都不過是現實的哲學圖解。不知怎麼到了別人法眼裡，卡夫卡的小說便是無中生有了。這類人看來，無中生有的文學便是高級的文學。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獨鍾著眼現實的文學。春平小說，正是此類。官場是中國最大的現實，這是無可奈何的。倘說過去是農耕中國，五十年來便是官場中國。我偏偏又因人們對官場的過分關注而懊惱。有朝一日，官場不再讓人牽腸掛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黃河的水仍舊混濁著，春平便要寫官場。他的這部長篇，有著現實官場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態，生動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噓。依我愚見，此類小說最易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拘泥於真實，則步黑幕文學之後塵，徒添看客們的娛樂；如果自負於理性，則易流於開藥方，顯出可愛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氣，因為從這部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種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閒下來再讀魯迅。魯迅時代，北平當局禁止婦女養公狗，據說不僅有礙健康，而且有傷風化，大礙國體。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國禁止官員配備女秘書和女司機。異曲同工，叫人莞爾。魯迅先生說，軍人自稱佛子，官員佩掛念珠，佛法便要涅槃。當下有些官員，不管他是何等貨色，尚未東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樣，滿臉道德油彩。一個簡單地以好壞論官人的社會裡，道德形象比什麼都重要。可是，言必稱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嘆：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魯迅翻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讀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魯迅的文字，讀到的只是絕望。魯迅從來不認為文學有多大能耐，不過是“無用之用”罷了。因而，無論讀誰的小說，都不必太認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說。
生活沒有旁觀者
繼東君與我當屬君子之交。我倆同處一座城市，電話常打，卻免掉了吃飯喝茶之類的客套。疲於觥籌交錯間的周旋，真難得這種可以淡然相處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嘆：倘若真逢亂世，可以在危難之際託孤的朋友，就只是繼東君了。
畢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著託孤給繼東君，他也可以從容地去做記者。如今很多職業或群體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儘管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可在百姓眼裡卻並不是那麼
回事。比如官員常讓人聯想到貪污腐敗，演員常讓人聯想到偷稅、濫交和吸毒，記者常讓人聯想到有償新聞甚至新聞訛詐。而繼東君實在是位令我肅然起敬的記者，儘管我對他的敬意常表現為朋友間的調侃。
然而，我讀了他的《生活沒有旁觀者》，感覺這是本不敢隨意調侃的書了。書中收錄的文章多是繼東君有關歷史與現實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讀過。繼東君每每寫了自己滿意的文章，總要先送我看看。其實，他對自己文章的所謂滿意，並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賞，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靈魂為之震撼的東西。記得他寫完《從李輝到藍英年》時，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隨後就送來了複印件。這篇約兩千字的文章，我讀了近一個小時，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幾遍。終於讀完之後，我不禁仰天唏噓。李輝是研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學者，藍英年近幾年潛心前蘇聯作家命運的研究。繼東君對比了兩位學者的思考，感覺到的是難以名狀的蒼涼與沉重。他的這種感覺立即籠罩了我。讀著這樣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會像繼東君一樣，拷問歷史，審視現實。繼東君後來又告訴我，文章終於被好幾家刊物發表了，卻不得不刪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說，你自己留著“善本”吧，總有一天會“足本”發表的。我相信歷史總要不斷進步。
收進書中的《陽光下的備忘錄》，是關於幾位知識分子命運及其思想的採訪。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受盡磨難的，當他們的負罪之身得以自由後，面對越來越感到陌生的現實，他們的靈魂卻從未真正自由過。他們也許註定要在靈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們很宿命地經受了昔日的苦難。繼東君萌發這個採訪動機時同我談過，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意義的事，但又預感到這也是項很難堅持下去的工作。我並不懷疑繼東君的毅力，而是覺得歷史的塵埃並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險。繼東君沒顧及什麼，開始了他的採訪。他先後採訪的九位老人，當年都充任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編輯、教授、詩人或藝術家，而他們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識分子。這大概也是他們之所以落難的根源。不知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還是別的什麼，中國的真正的知識總是同現實環境矛盾著。正如繼東君採訪過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現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這位老人關於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永遠的尷尬卻是真實的。這項採訪最後沒有按照繼東君的計劃圓滿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實現了他的願望。不然，再過些時日，這些活生生的歷史就永遠塵封在黑暗的時間隧道里了。
我的《國畫》出版後，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問及：向繼東是否就是你小說中的那位記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繼東的某種權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後來繼東自己告訴我，北京一位學人調侃說他就是曾俚。看繼東自己並不忌諱，我鬆了口氣。的確，我刻劃曾俚這個人物時，腦子裡浮現的常常是繼東君。他平時沒事是不打電話給我的，若有電話過來，準是又採訪了某樁令人憤恨的不平事。
繼東君說：“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各有各的活法，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覺得，在當下，除了物慾，似乎還有別樣的東西。”繼東的“別樣東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說
也許是巧合，最近有兩位官場的朋友囑我作序，他們都是寫小說的。莫美先生是位勞碌在基層的官員，一年到頭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並不怎麼討好，有人戲言他們成日裡乾的只是八個字：催種催收，流產刮宮。
莫美卻有閒心寫小說。別人未必理解，我卻引為同道。我原來混跡官場，也很忙碌，卻並不妨礙我寫小說。無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門子。有人暗裡說我迂，不懂官場套路；明
里卻說我不務正業，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據說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專有術語，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樣。大小王全抓在手裡了，他們會說“四大家”都到齊了；正主牌抓得多，他們會說常委們還是聽我招呼的；副主牌來得多，他們會說幹部隊伍是堅強的；副牌來得不好，他們會說可惜群眾基層不太牢固。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確應是我輩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這種尷尬嗎？想必比我當年幸運不到哪裡去。不然他何必弄個筆名呢？畢竟不是盛行文字獄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當初你用筆名寫作就好了。我聽罷莞爾。
是無中生有。所謂證據，最極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麼讀都不過是現實的哲學圖解。不知怎麼到了別人法眼裡，卡夫卡的小說便是無中生有了。這類人看來，無中生有的文學便是高級的文學。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獨鍾著眼現實的文學。春平小說，正是此類。官場是中國最大的現實，這是無可奈何的。倘說過去是農耕中國，五十年來便是官場中國。我偏偏又因人們對官場的過分關注而懊惱。有朝一日，官場不再讓人牽腸掛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黃河的水仍舊混濁著，春平便要寫官場。他的這部長篇，有著現實官場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態，生動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噓。依我愚見，此類小說最易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拘泥於真實，則步黑幕文學之後塵，徒添看客們的娛樂；如果自負於理性，則易流於開藥方，顯出可愛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氣，因為從這部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種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閒下來再讀魯迅。魯迅時代，北平當局禁止婦女養公狗，據說不僅有礙健康，而且有傷風化，大礙國體。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國禁止官員配備女秘書和女司機。異曲同工，叫人莞爾。魯迅先生說，軍人自稱佛子，官員佩掛念珠，佛法便要涅槃。當下有些官員，不管他是何等貨色，尚未東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樣，滿臉道德油彩。一個簡單地以好壞論官人的社會裡，道德形象比什麼都重要。可是，言必稱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嘆：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魯迅翻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讀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魯迅的文字，讀到的只是絕望。魯迅從來不認為文學有多大能耐，不過是“無用之用”罷了。因而，無論讀誰的小說，都不必太認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說。
生活沒有旁觀者
繼東君與我當屬君子之交。我倆同處一座城市，電話常打，卻免掉了吃飯喝茶之類的客套。疲於觥籌交錯間的周旋，真難得這種可以淡然相處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嘆：倘若真逢亂世，可以在危難之際託孤的朋友，就只是繼東君了。
畢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著託孤給繼東君，他也可以從容地去做記者。如今很多職業或群體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儘管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可在百姓眼裡卻並不是那麼
回事。比如官員常讓人聯想到貪污腐敗，演員常讓人聯想到偷稅、濫交和吸毒，記者常讓人聯想到有償新聞甚至新聞訛詐。而繼東君實在是位令我肅然起敬的記者，儘管我對他的敬意常表現為朋友間的調侃。
然而，我讀了他的《生活沒有旁觀者》，感覺這是本不敢隨意調侃的書了。書中收錄的文章多是繼東君有關歷史與現實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讀過。繼東君每每寫了自己滿意的文章，總要先送我看看。其實，他對自己文章的所謂滿意，並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賞，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靈魂為之震撼的東西。記得他寫完《從李輝到藍英年》時，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隨後就送來了複印件。這篇約兩千字的文章，我讀了近一個小時，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幾遍。終於讀完之後，我不禁仰天唏噓。李輝是研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學者，藍英年近幾年潛心前蘇聯作家命運的研究。繼東君對比了兩位學者的思考，感覺到的是難以名狀的蒼涼與沉重。他的這種感覺立即籠罩了我。讀著這樣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會像繼東君一樣，拷問歷史，審視現實。繼東君後來又告訴我，文章終於被好幾家刊物發表了，卻不得不刪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說，你自己留著“善本”吧，總有一天會“足本”發表的。我相信歷史總要不斷進步。
收進書中的《陽光下的備忘錄》，是關於幾位知識分子命運及其思想的採訪。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受盡磨難的，當他們的負罪之身得以自由後，面對越來越感到陌生的現實，他們的靈魂卻從未真正自由過。他們也許註定要在靈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們很宿命地經受了昔日的苦難。繼東君萌發這個採訪動機時同我談過，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意義的事，但又預感到這也是項很難堅持下去的工作。我並不懷疑繼東君的毅力，而是覺得歷史的塵埃並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險。繼東君沒顧及什麼，開始了他的採訪。他先後採訪的九位老人，當年都充任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編輯、教授、詩人或藝術家，而他們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識分子。這大概也是他們之所以落難的根源。不知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還是別的什麼，中國的真正的知識總是同現實環境矛盾著。正如繼東君採訪過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現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這位老人關於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永遠的尷尬卻是真實的。這項採訪最後沒有按照繼東君的計劃圓滿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實現了他的願望。不然，再過些時日，這些活生生的歷史就永遠塵封在黑暗的時間隧道里了。
我的《國畫》出版後，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問及：向繼東是否就是你小說中的那位記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繼東的某種權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後來繼東自己告訴我，北京一位學人調侃說他就是曾俚。看繼東自己並不忌諱，我鬆了口氣。的確，我刻劃曾俚這個人物時，腦子裡浮現的常常是繼東君。他平時沒事是不打電話給我的，若有電話過來，準是又採訪了某樁令人憤恨的不平事。
繼東君說：“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各有各的活法，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覺得，在當下，除了物慾，似乎還有別樣的東西。”繼東的“別樣東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說
也許是巧合，最近有兩位官場的朋友囑我作序，他們都是寫小說的。莫美先生是位勞碌在基層的官員，一年到頭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並不怎麼討好，有人戲言他們成日裡乾的只是八個字：催種催收，流產刮宮。
莫美卻有閒心寫小說。別人未必理解，我卻引為同道。我原來混跡官場，也很忙碌，卻並不妨礙我寫小說。無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門子。有人暗裡說我迂，不懂官場套路；明
里卻說我不務正業，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據說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專有術語，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樣。大小王全抓在手裡了，他們會說“四大家”都到齊了；正主牌抓得多，他們會說常委們還是聽我招呼的；副主牌來得多，他們會說幹部隊伍是堅強的；副牌來得不好，他們會說可惜群眾基層不太牢固。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確應是我輩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這種尷尬嗎？想必比我當年幸運不到哪裡去。不然他何必弄個筆名呢？畢竟不是盛行文字獄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當初你用筆名寫作就好了。我聽罷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