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頁
[15]見《晉書》之《劉牢之傳》、《劉敬宣傳》。
[16]見《宋書·武帝紀》、《晉書·何無忌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17]據《晉書·安帝紀》，桓玄進入建康，殺執政司馬元顯等人，是在元興元年（402）三月；兵敗被殺，在元興三年（404）五月。
[18]據《晉書·安帝紀》，桓玄稱帝，是在元興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劉裕起兵，則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見《宋書·武帝紀》，《晉書》之《桓玄傳》、《劉牢之傳》、《劉毅傳》、《何無忌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21]見《晉書·赫連勃勃載記》、《魏書·崔浩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22]見《宋書·傅亮傳》、《晉書·恭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23]見《晉書·恭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24]據《宋書·武三王傳》，劉裕七子，長子少帝劉義符，次子廬陵王劉義真，三子宋文帝劉義隆。
[25]見《宋書》之《徐羨之傳》、《傅亮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見《宋書》之《文帝紀》、《徐湛之傳》、《二凶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27]據《宋書·文九王傳》，文帝劉義隆十九子，長子劉劭，次子劉濬，三子劉駿。
[28]見《宋書》之《孝武帝紀》、《二凶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29]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傅樂成《中國通史》。
[30]見《宋書·順帝紀》、《南齊書·王敬則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31]見《南齊書·和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32]見《梁書·武帝紀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3]見《梁書·侯景傳》、《南史·侯景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4]見《梁書·蕭正德傳》、《南史·蕭正德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7]見《梁書》之《蕭堅傳》、《蕭確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8]見《梁書·武帝紀下》。
[39]見《梁書·蕭正德傳》、《南史·蕭正德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40]見《梁書·柳仲禮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41]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樊樹志《國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42]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樊樹志《國史概要》。
[43]王復故事見顏之推《顏氏家訓》。
[44]見《南史·蕭宏傳》。
[45]這個問題亦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
[46]見《梁書·武帝紀下》，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47]見《南史·蕭宏傳》。
[48]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關於中國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顧准先生有詳盡而權威的論述，請參看顧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
[2]關於“文化”一詞的本義，見劉向《說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關於廣義的道教，請參看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3]見《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4]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志》。任繼愈先生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可靠時間是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可以採信。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
[5]與本書觀點不同，許多學者認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的創立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或者沒有佛教的影響也會誕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6]陶弘景所編《真誥》二十卷，就有抄襲佛教《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請參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7]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志》，《後漢書·襄楷傳》。
[8]東漢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學的口氣。請參看《後漢書·襄楷傳》。
[9]見《大智度論》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
[10]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該文附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關於佛圖澄事跡，均見《晉書·佛圖澄傳》，並請參看《魏書·釋老志》、《高僧傳·佛圖澄傳》、《世說新語·言語四十五》及劉孝標註引《澄別傳》、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圖澄條。
[12]和尚是梵文“鄔波馱耶”的不確切音譯，也寫作“和上”。上與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譯。鄔波馱耶在印度原為“師父”的俗稱，中國佛教經典一般用於對佛教師長的尊稱，後來變成對僧人的通稱。
[13]見《後漢書·方術傳·左慈傳》。
[14]見《高僧傳·佛圖澄傳》。
[15]見《晉書·佛圖澄傳》。
[16]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創立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以于吉著《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為標誌，時間在順帝時期；另一種認為以張角傳教為標誌，時間在靈帝時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18]請參看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19]以上見《魏書·釋老志》。
[20]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寇謙之條。
[21]見《魏書》之《世祖紀》、《釋老志》，《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關於寇謙之建天師道場的時間，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稱在424年，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寇謙之條稱在425年，《資治通鑑》無記載。
[22]見《魏書·釋老志》、《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並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23]見《魏書·崔浩傳》。
[24]見《魏書·釋老志》。
[25]見《魏書·宣武靈皇后胡氏傳》。
[26]見楊炫之《洛陽伽藍記》，並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27]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石窟約有二十多處，每處洞窟或數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較有名的還有克孜爾石窟、麥積山石窟等。
[16]見《宋書·武帝紀》、《晉書·何無忌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17]據《晉書·安帝紀》，桓玄進入建康，殺執政司馬元顯等人，是在元興元年（402）三月；兵敗被殺，在元興三年（404）五月。
[18]據《晉書·安帝紀》，桓玄稱帝，是在元興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劉裕起兵，則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見《宋書·武帝紀》，《晉書》之《桓玄傳》、《劉牢之傳》、《劉毅傳》、《何無忌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21]見《晉書·赫連勃勃載記》、《魏書·崔浩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22]見《宋書·傅亮傳》、《晉書·恭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23]見《晉書·恭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24]據《宋書·武三王傳》，劉裕七子，長子少帝劉義符，次子廬陵王劉義真，三子宋文帝劉義隆。
[25]見《宋書》之《徐羨之傳》、《傅亮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見《宋書》之《文帝紀》、《徐湛之傳》、《二凶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27]據《宋書·文九王傳》，文帝劉義隆十九子，長子劉劭，次子劉濬，三子劉駿。
[28]見《宋書》之《孝武帝紀》、《二凶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29]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傅樂成《中國通史》。
[30]見《宋書·順帝紀》、《南齊書·王敬則傳》、《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31]見《南齊書·和帝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32]見《梁書·武帝紀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3]見《梁書·侯景傳》、《南史·侯景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4]見《梁書·蕭正德傳》、《南史·蕭正德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7]見《梁書》之《蕭堅傳》、《蕭確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38]見《梁書·武帝紀下》。
[39]見《梁書·蕭正德傳》、《南史·蕭正德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40]見《梁書·柳仲禮傳》、《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41]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樊樹志《國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42]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樊樹志《國史概要》。
[43]王復故事見顏之推《顏氏家訓》。
[44]見《南史·蕭宏傳》。
[45]這個問題亦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
[46]見《梁書·武帝紀下》，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47]見《南史·蕭宏傳》。
[48]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關於中國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顧准先生有詳盡而權威的論述，請參看顧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
[2]關於“文化”一詞的本義，見劉向《說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關於廣義的道教，請參看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3]見《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4]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志》。任繼愈先生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可靠時間是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可以採信。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
[5]與本書觀點不同，許多學者認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的創立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或者沒有佛教的影響也會誕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6]陶弘景所編《真誥》二十卷，就有抄襲佛教《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請參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7]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志》，《後漢書·襄楷傳》。
[8]東漢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學的口氣。請參看《後漢書·襄楷傳》。
[9]見《大智度論》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
[10]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該文附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關於佛圖澄事跡，均見《晉書·佛圖澄傳》，並請參看《魏書·釋老志》、《高僧傳·佛圖澄傳》、《世說新語·言語四十五》及劉孝標註引《澄別傳》、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圖澄條。
[12]和尚是梵文“鄔波馱耶”的不確切音譯，也寫作“和上”。上與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譯。鄔波馱耶在印度原為“師父”的俗稱，中國佛教經典一般用於對佛教師長的尊稱，後來變成對僧人的通稱。
[13]見《後漢書·方術傳·左慈傳》。
[14]見《高僧傳·佛圖澄傳》。
[15]見《晉書·佛圖澄傳》。
[16]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創立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以于吉著《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為標誌，時間在順帝時期；另一種認為以張角傳教為標誌，時間在靈帝時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18]請參看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
[19]以上見《魏書·釋老志》。
[20]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寇謙之條。
[21]見《魏書》之《世祖紀》、《釋老志》，《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關於寇謙之建天師道場的時間，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稱在424年，卿希泰、唐大cháo《道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寇謙之條稱在425年，《資治通鑑》無記載。
[22]見《魏書·釋老志》、《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並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23]見《魏書·崔浩傳》。
[24]見《魏書·釋老志》。
[25]見《魏書·宣武靈皇后胡氏傳》。
[26]見楊炫之《洛陽伽藍記》，並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27]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石窟約有二十多處，每處洞窟或數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較有名的還有克孜爾石窟、麥積山石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