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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還不是最根本的問題。
問題的根本是，中國人幾乎從來就沒有真正對自己負責過。不是說中國人沒有責任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無權無勢連自己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的“匹夫”，卻把“天下興亡”的責任都負起來了，還能說沒有責任心？這責任心可真是太大了。然而唯其責任太大，與其能力又相差太遠，反倒靠不住。這就好比一個三歲孩童誇下海口，說只要他守在門前，保證家裡進不來一個賊，你說這話是負責還是不負責？
我們並不反對匹夫匹婦們為國家民族分憂。但分憂不等於負責。要負，也只能負他們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比如把自己的“責任田”種好等等。“天下興亡”
這麼大個責任，匹夫匹婦們是負不起的。事實上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一種最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它把責任主體搞顛倒了。該負責的沒什麼事，不該負責的卻責任重大。結果，必然是誰都不負責任，也誰都負不了責。
也不是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完全沒有道理或根本就做不到。可以這麼說也可以這麼做。然而那前提，卻首先得讓這國家屬於“匹夫”。如果國家並不是“匹夫”們自己的，又憑什麼要他們負責？“匹夫”們要成為國家的主人，就首先得成為自己的主人。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事都不能當家作主，又怎麼能指望他對國家大事當家作主？這就好比一個人連自己都吃不飽肚子，卻許諾保證人人都有飯吃，同樣是不負責任。
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自己對自己負責。這好像很容易（而幾也應該），其實很難。咱們沒這個傳統，也沒這個習慣。沒錯，中國是有“一人做事一人當”
的說法，也有人當真這麼做。但“擔當”並不等於“負責”。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實際上只不過把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都承擔起來，任殺任剮，無怨無悔。
這當然很英雄，很夠意思，很男子漢，卻並非自己對自己負責。因為他承擔的，只是“後果”而非“責任”。他們的說法也往往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要殺要剮快快動手，少廢話”，也就是沒什麼責任可追究。就算是負責吧，也不是對自己負責，而是對他人、對群體、對事業負責。因此在宣布“一人做事一人當”時，英雄好漢們往往是連別人（家人、朋友）的責任也都要包攬下來的。
自己對自己負責，卻全然不同。它不但要承擔“後果”，更要承擔“前因”。
不是事後的“自認倒霉”，而是承認這“後果”恰是自己自由意志（前因）的結果，甚至就是那自由意志所期望的。究其所以，則因為我的（也是每個人的）自由意志中，原本天生就隱含著犯罪的傾向，此刻不過“兌現”了而已。由於這自由意志是“我”的，因此只能由“我”來負責，不能推諉於別人，怪罪於環境。
就算我的所作所為都是因為上當受騙，但上當受騙的終歸還是“我”吧？那麼，難道“我”就不該為上當受騙負責？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沒錯，在“文革”中，大多數人根本就是稀里糊塗地被捲入運動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正如鄧曉芒所說，我們這些“匹夫匹婦”或者“芸芸眾生”尚不具備上當受騙的資格（《靈之舞》）。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可以不懺悔。老實說，一個人，如果連上當受騙的資格都不具備，那麼，他多半也沒什麼懺悔的資格。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居然能懺悔，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因為跟風、上當，還是被迫），都看做自己自由意志的結果，那他就實現了一個質的變化和飛躍。因為這時的他己經能夠直面自己，把自己當做一個獨立的個人來看待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有了獨立人格。
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同格”的。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自由意志；沒有自由意志，也不會有獨立人格。這正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能真正負責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妻依附於夫，子依附於父，民依附於官，所有的人都依附於皇帝，誰都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自然無責可負。就連皇帝，也不負責，因為他依附於天，奉天承運。所以項羽兵敗烏江，便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自己沒什麼責任。同樣，我們在“文革”
中做了那麼多荒唐事，也只要一句“上當受騙”就打發了，至多把那幾個“罪大惡極”的判刑了事。但，一場全民介入、長達十年之久的災難，難道是那幾個“陰謀家”、“野心家”負得了責的？上一回，又出幾個這樣的傢伙，我們是不是又準備再上一次當再受一次騙，再在受盡折磨以後再來控訴一番？
必須真正負起自己的責任來。但不是對“國家”、“天下”，而是對自己。一個人，只有當他割斷依附關係、完全獨立自主時，他才會真正產生責任心。同樣，一個人，只有當他能真正對自己負責時，也才談得上對他人負責、對國家負責、對天下負責。
這正是我們必須懺悔的原因。也就是說，我們懺悔，只是為了藉此建立起我們的獨立人格。一旦有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做人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我們也就不再“身不由己”，反倒能走向通往無限自由的康莊大道。
□後記
本書所收之文字，大體上都是關於書、讀書、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核心則是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也就是做人的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含糊不得。因為我們可以不讀書，不做學問，不做知識分子，卻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這些問題我想了很久，但如果沒有周非女士的一再敦促，這些想法也未必能比較系統地整理出來。周非自
1998年起便向我約稿，其間
多有關心和交流，完稿以後又有逐字逐句認真的推敲和討論，儘可能地保證了本書的質量。她是一位負責任的編輯。
感謝周祥先生和雲南人民出版社同仁的理解、支持和精心安排，使本書得以在
2001年的昆明書市前面世。美麗的春城，古樸的麗江，都給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好客的雲南人，淡茶一杯也有情，那就“期待再相逢”吧！
感謝原《書屋》編輯王平先生為本書設計了精美的封面。當然，我還要感謝那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熱心讀者們。說到底，我寫的所有的書，都是屬於他們的。
易中天
2001年
7月
25日於麗江古城
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
問題的根本是，中國人幾乎從來就沒有真正對自己負責過。不是說中國人沒有責任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無權無勢連自己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的“匹夫”，卻把“天下興亡”的責任都負起來了，還能說沒有責任心？這責任心可真是太大了。然而唯其責任太大，與其能力又相差太遠，反倒靠不住。這就好比一個三歲孩童誇下海口，說只要他守在門前，保證家裡進不來一個賊，你說這話是負責還是不負責？
我們並不反對匹夫匹婦們為國家民族分憂。但分憂不等於負責。要負，也只能負他們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比如把自己的“責任田”種好等等。“天下興亡”
這麼大個責任，匹夫匹婦們是負不起的。事實上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一種最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它把責任主體搞顛倒了。該負責的沒什麼事，不該負責的卻責任重大。結果，必然是誰都不負責任，也誰都負不了責。
也不是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完全沒有道理或根本就做不到。可以這麼說也可以這麼做。然而那前提，卻首先得讓這國家屬於“匹夫”。如果國家並不是“匹夫”們自己的，又憑什麼要他們負責？“匹夫”們要成為國家的主人，就首先得成為自己的主人。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事都不能當家作主，又怎麼能指望他對國家大事當家作主？這就好比一個人連自己都吃不飽肚子，卻許諾保證人人都有飯吃，同樣是不負責任。
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自己對自己負責。這好像很容易（而幾也應該），其實很難。咱們沒這個傳統，也沒這個習慣。沒錯，中國是有“一人做事一人當”
的說法，也有人當真這麼做。但“擔當”並不等於“負責”。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實際上只不過把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都承擔起來，任殺任剮，無怨無悔。
這當然很英雄，很夠意思，很男子漢，卻並非自己對自己負責。因為他承擔的，只是“後果”而非“責任”。他們的說法也往往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要殺要剮快快動手，少廢話”，也就是沒什麼責任可追究。就算是負責吧，也不是對自己負責，而是對他人、對群體、對事業負責。因此在宣布“一人做事一人當”時，英雄好漢們往往是連別人（家人、朋友）的責任也都要包攬下來的。
自己對自己負責，卻全然不同。它不但要承擔“後果”，更要承擔“前因”。
不是事後的“自認倒霉”，而是承認這“後果”恰是自己自由意志（前因）的結果，甚至就是那自由意志所期望的。究其所以，則因為我的（也是每個人的）自由意志中，原本天生就隱含著犯罪的傾向，此刻不過“兌現”了而已。由於這自由意志是“我”的，因此只能由“我”來負責，不能推諉於別人，怪罪於環境。
就算我的所作所為都是因為上當受騙，但上當受騙的終歸還是“我”吧？那麼，難道“我”就不該為上當受騙負責？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沒錯，在“文革”中，大多數人根本就是稀里糊塗地被捲入運動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正如鄧曉芒所說，我們這些“匹夫匹婦”或者“芸芸眾生”尚不具備上當受騙的資格（《靈之舞》）。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可以不懺悔。老實說，一個人，如果連上當受騙的資格都不具備，那麼，他多半也沒什麼懺悔的資格。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居然能懺悔，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因為跟風、上當，還是被迫），都看做自己自由意志的結果，那他就實現了一個質的變化和飛躍。因為這時的他己經能夠直面自己，把自己當做一個獨立的個人來看待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有了獨立人格。
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同格”的。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自由意志；沒有自由意志，也不會有獨立人格。這正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能真正負責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妻依附於夫，子依附於父，民依附於官，所有的人都依附於皇帝，誰都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自然無責可負。就連皇帝，也不負責，因為他依附於天，奉天承運。所以項羽兵敗烏江，便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自己沒什麼責任。同樣，我們在“文革”
中做了那麼多荒唐事，也只要一句“上當受騙”就打發了，至多把那幾個“罪大惡極”的判刑了事。但，一場全民介入、長達十年之久的災難，難道是那幾個“陰謀家”、“野心家”負得了責的？上一回，又出幾個這樣的傢伙，我們是不是又準備再上一次當再受一次騙，再在受盡折磨以後再來控訴一番？
必須真正負起自己的責任來。但不是對“國家”、“天下”，而是對自己。一個人，只有當他割斷依附關係、完全獨立自主時，他才會真正產生責任心。同樣，一個人，只有當他能真正對自己負責時，也才談得上對他人負責、對國家負責、對天下負責。
這正是我們必須懺悔的原因。也就是說，我們懺悔，只是為了藉此建立起我們的獨立人格。一旦有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做人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我們也就不再“身不由己”，反倒能走向通往無限自由的康莊大道。
□後記
本書所收之文字，大體上都是關於書、讀書、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核心則是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也就是做人的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含糊不得。因為我們可以不讀書，不做學問，不做知識分子，卻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這些問題我想了很久，但如果沒有周非女士的一再敦促，這些想法也未必能比較系統地整理出來。周非自
1998年起便向我約稿，其間
多有關心和交流，完稿以後又有逐字逐句認真的推敲和討論，儘可能地保證了本書的質量。她是一位負責任的編輯。
感謝周祥先生和雲南人民出版社同仁的理解、支持和精心安排，使本書得以在
2001年的昆明書市前面世。美麗的春城，古樸的麗江，都給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好客的雲南人，淡茶一杯也有情，那就“期待再相逢”吧！
感謝原《書屋》編輯王平先生為本書設計了精美的封面。當然，我還要感謝那些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熱心讀者們。說到底，我寫的所有的書，都是屬於他們的。
易中天
2001年
7月
25日於麗江古城
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