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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裡，我們還能說自己不會變成祥林嫂嗎？
七再說退場
在今天的人看來，祥林嫂也許確實是“我真傻”。她竟然只知道別人可以說她“不像話”或“不是人”，卻不知道她也可以說別人“不像話”或“不是人”
的。
的確，她太把魯四老爺之流“當人”，也太把祝福之類的禮儀“當一回事”
了。這就使她處在了一種被動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世道相容合拍的尷尬境地。
結果，當她確實“身不由己”（比如喪夫、再嫁）時，人們不允許她“不像話”；而當她多少有點主動權、並願意按照人們的指點去“重新做人”（比如捐門檻）時，人們又不允許她“像話”。那麼，她究竟是該“像話”呢，還是不該“像話”
呢？
也許，祥林嫂的悲劇，並不在於她有什麼“不像話”或“不想做人”，而在於她自己太想“像話”，太想“做人”。她越是想“像話”，想“做人”，世道就越是不准她“像話”、“做人”，而人們也就越是派定她“不像話”、“不是人”。試想，如果祥林嫂不吃那一套，根本就不把什麼“像話不像話”、“做人不做人”的放在眼裡一一不讓參加祝福的籌備就不參加，不願聽阿毛的故事就不去講，別人不理自己自己也不理別人，閻王爺要鋸成兩半就讓他鋸去。那麼，魯四老爺也好，其他什麼人也好，甚至閻羅大王也好，又能把她怎麼樣呢？同樣，在當年的“批判會”和“斗私會”上，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如果能保持沉默（簡單到只要沉默即可），一個字都不講，那個什麼狗屁運動還可以搞得起來嗎？林彪也好，江青也好，抑或其他什麼人也好，還成得了氣候嗎？要知道，我們畢竟是“大多數”，他們畢竟是“一小撮”。“一小撮”還能弄得“大多數”走投無路，只有“死路一條”或連“死路一條”都沒有嗎？
說到底，還是我們自己“吃”那一套。
至少是，祥林嫂也好，我們自己也好，都不曾想到，除了打和看、被打和被看以外，還有“退場”一說。
如果想到這一點，事情就會完全兩樣。
可見，退場，應該規定為人之為人的不可或缺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個權利，應該比上場的權利更重要，正如沉默比說話更難得。現在一些年輕人動不動就批判知識分子的沉默（即退場和缺席），認為那無異於姑息、縱容，甚至同流合污，至少也是懦弱膽怯，明哲保身。這可真是“站著說話腰不疼”。他們哪裡知道，在“文革”中，我們就連“縮頭烏龜”也做不成。你只能伸出頭去咬同類，而且還必須咬得血肉淋漓，咬得大義凜然，哪怕他是你的父母、妻兒、朋友、恩師！
沉默是抗爭的前提。一個人，如果連沉默的權利都沒有，又豈能抗爭？敢說真話當然很好，但其前提卻必須是“你有權保持沉默”。“沒有隱私權，沒有對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權利，一切真話到頭來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麼真誠地說出來。
”（鄧曉芒《靈之舞》）事實上，沉默和退場也未必就不是抗爭，也未必就沒有作用。比方說，當台上的人舉臂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時，台下卻片一沉默，或集體退場，會怎麼樣呢？一個人沉默或退場當然無濟於事，但一群人呢？大多數人呢？全國人民呢？
抵制“文革”之類專制政治的“殺手鐧”就是全國人民的集體退場。專制政治並不是總靠暴力、高壓和陰謀詭計來維持的，更多的時候還要靠臣民們的“合作”和“順從”。一旦沒有了這種“合作”，他們多半也就沒戲可唱。可見，即使從民主與法制的角度看，沉默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權利。但是，認真想一想，你就不難發現，退場也好，沉默也好，都是說說容易，做起來蠻難的。為什麼呢？
因為如前所述，按照中國文化的設計，“在場”即“是人”。如果自己“退場”，豈非自己宣布“不做人”？你既然自己宣布“不做人”，別人當然也就更有理由把你“不當人”。所以，我們不能退場。
不能退場，也就不能沉默。因為只要你在場上，說不說話，也都一樣。沉默同樣可以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語言。
比方說，理解為默認、默許、默契，理解為“低頭認罪”、“羞愧難言”、“無話可說”等等。倘若你原本是“不認帳”的，現在一沉默，反倒成了“認罪”，豈不糟糕？所以，在“文革”中，有寫“認罪書”的，也有寫“申訴信”的（往往是兩種都寫），緘默不言的卻不多。
顯然，光說退場和沉默是不夠的，還得說清楚人為什麼或怎樣才能有這兩種權利。
如前所述，西方人能夠退場，是因為有原罪作退路。現在我們還要說，西方人能夠沉默，是因為有上帝做後台。原罪是大罪，只有上帝能審判，基督能救贖。
個人如果自知其有罪，就只能也只須向上帝懺悔，無須請求他人的寬恕。因為他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和我們同樣是罪人，當然沒有資格來接受懺悔和表示寬恕（或不寬恕）。所以，祥林嫂倘若在西方，她就用不著理睬魯四老爺之流，只管直接去找上帝好了。按照基督教的說法，充滿愛心的上帝是很寬容的。即便是真正的罪人，只要臨終前向上帝懺悔，上帝也會寬恕他，當然祥林嫂也無需懼怕被鋸成兩半了，沒準還能升人天堂。
基督教的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另當別論（事實上宗教裁判所殺起人來也毫不手軟），但至少這種說法可以給人一個退路和一個藉口。比方說西方如果也搞“鬥私批修”，有的人便可藉口向上帝懺悔而拒不參加，別人也奈何他不得。所謂向上帝懺悔，是一種密室之中與上帝的單獨密談。這種密談，對於他人而言，其實與沉默無異。沉默的權利，便也可以說是上帝賦予的至少，在表面上（也只在表面上）是如此。
那麼，難道沒有原罪就得活受罪，沒有上帝就沒有避難所？話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上帝與原罪，還真是讓西方人占了便宜。
八原罪與人權
什麼是“原罪”？說得直白一點，原罪就是背叛上帝之罪。背叛上帝，又有什麼便宜可占呢？因為上帝是神。是神，就“不是人”。既如此，則背叛上帝，也就等於背叛“不是人”。背叛了“不是人”，當然也就只能“是人”。不是人，難道是鬼不成？就算是鬼吧，也得先做了人再說。因此，所謂“逐出伊甸園”，其實也就等於宣布“你是人了”；而所謂“人有原罪”，則等於承認每個人“天生是人”。
七再說退場
在今天的人看來，祥林嫂也許確實是“我真傻”。她竟然只知道別人可以說她“不像話”或“不是人”，卻不知道她也可以說別人“不像話”或“不是人”
的。
的確，她太把魯四老爺之流“當人”，也太把祝福之類的禮儀“當一回事”
了。這就使她處在了一種被動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世道相容合拍的尷尬境地。
結果，當她確實“身不由己”（比如喪夫、再嫁）時，人們不允許她“不像話”；而當她多少有點主動權、並願意按照人們的指點去“重新做人”（比如捐門檻）時，人們又不允許她“像話”。那麼，她究竟是該“像話”呢，還是不該“像話”
呢？
也許，祥林嫂的悲劇，並不在於她有什麼“不像話”或“不想做人”，而在於她自己太想“像話”，太想“做人”。她越是想“像話”，想“做人”，世道就越是不准她“像話”、“做人”，而人們也就越是派定她“不像話”、“不是人”。試想，如果祥林嫂不吃那一套，根本就不把什麼“像話不像話”、“做人不做人”的放在眼裡一一不讓參加祝福的籌備就不參加，不願聽阿毛的故事就不去講，別人不理自己自己也不理別人，閻王爺要鋸成兩半就讓他鋸去。那麼，魯四老爺也好，其他什麼人也好，甚至閻羅大王也好，又能把她怎麼樣呢？同樣，在當年的“批判會”和“斗私會”上，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如果能保持沉默（簡單到只要沉默即可），一個字都不講，那個什麼狗屁運動還可以搞得起來嗎？林彪也好，江青也好，抑或其他什麼人也好，還成得了氣候嗎？要知道，我們畢竟是“大多數”，他們畢竟是“一小撮”。“一小撮”還能弄得“大多數”走投無路，只有“死路一條”或連“死路一條”都沒有嗎？
說到底，還是我們自己“吃”那一套。
至少是，祥林嫂也好，我們自己也好，都不曾想到，除了打和看、被打和被看以外，還有“退場”一說。
如果想到這一點，事情就會完全兩樣。
可見，退場，應該規定為人之為人的不可或缺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個權利，應該比上場的權利更重要，正如沉默比說話更難得。現在一些年輕人動不動就批判知識分子的沉默（即退場和缺席），認為那無異於姑息、縱容，甚至同流合污，至少也是懦弱膽怯，明哲保身。這可真是“站著說話腰不疼”。他們哪裡知道，在“文革”中，我們就連“縮頭烏龜”也做不成。你只能伸出頭去咬同類，而且還必須咬得血肉淋漓，咬得大義凜然，哪怕他是你的父母、妻兒、朋友、恩師！
沉默是抗爭的前提。一個人，如果連沉默的權利都沒有，又豈能抗爭？敢說真話當然很好，但其前提卻必須是“你有權保持沉默”。“沒有隱私權，沒有對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權利，一切真話到頭來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麼真誠地說出來。
”（鄧曉芒《靈之舞》）事實上，沉默和退場也未必就不是抗爭，也未必就沒有作用。比方說，當台上的人舉臂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時，台下卻片一沉默，或集體退場，會怎麼樣呢？一個人沉默或退場當然無濟於事，但一群人呢？大多數人呢？全國人民呢？
抵制“文革”之類專制政治的“殺手鐧”就是全國人民的集體退場。專制政治並不是總靠暴力、高壓和陰謀詭計來維持的，更多的時候還要靠臣民們的“合作”和“順從”。一旦沒有了這種“合作”，他們多半也就沒戲可唱。可見，即使從民主與法制的角度看，沉默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權利。但是，認真想一想，你就不難發現，退場也好，沉默也好，都是說說容易，做起來蠻難的。為什麼呢？
因為如前所述，按照中國文化的設計，“在場”即“是人”。如果自己“退場”，豈非自己宣布“不做人”？你既然自己宣布“不做人”，別人當然也就更有理由把你“不當人”。所以，我們不能退場。
不能退場，也就不能沉默。因為只要你在場上，說不說話，也都一樣。沉默同樣可以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語言。
比方說，理解為默認、默許、默契，理解為“低頭認罪”、“羞愧難言”、“無話可說”等等。倘若你原本是“不認帳”的，現在一沉默，反倒成了“認罪”，豈不糟糕？所以，在“文革”中，有寫“認罪書”的，也有寫“申訴信”的（往往是兩種都寫），緘默不言的卻不多。
顯然，光說退場和沉默是不夠的，還得說清楚人為什麼或怎樣才能有這兩種權利。
如前所述，西方人能夠退場，是因為有原罪作退路。現在我們還要說，西方人能夠沉默，是因為有上帝做後台。原罪是大罪，只有上帝能審判，基督能救贖。
個人如果自知其有罪，就只能也只須向上帝懺悔，無須請求他人的寬恕。因為他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和我們同樣是罪人，當然沒有資格來接受懺悔和表示寬恕（或不寬恕）。所以，祥林嫂倘若在西方，她就用不著理睬魯四老爺之流，只管直接去找上帝好了。按照基督教的說法，充滿愛心的上帝是很寬容的。即便是真正的罪人，只要臨終前向上帝懺悔，上帝也會寬恕他，當然祥林嫂也無需懼怕被鋸成兩半了，沒準還能升人天堂。
基督教的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另當別論（事實上宗教裁判所殺起人來也毫不手軟），但至少這種說法可以給人一個退路和一個藉口。比方說西方如果也搞“鬥私批修”，有的人便可藉口向上帝懺悔而拒不參加，別人也奈何他不得。所謂向上帝懺悔，是一種密室之中與上帝的單獨密談。這種密談，對於他人而言，其實與沉默無異。沉默的權利，便也可以說是上帝賦予的至少，在表面上（也只在表面上）是如此。
那麼，難道沒有原罪就得活受罪，沒有上帝就沒有避難所？話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上帝與原罪，還真是讓西方人占了便宜。
八原罪與人權
什麼是“原罪”？說得直白一點，原罪就是背叛上帝之罪。背叛上帝，又有什麼便宜可占呢？因為上帝是神。是神，就“不是人”。既如此，則背叛上帝，也就等於背叛“不是人”。背叛了“不是人”，當然也就只能“是人”。不是人，難道是鬼不成？就算是鬼吧，也得先做了人再說。因此，所謂“逐出伊甸園”，其實也就等於宣布“你是人了”；而所謂“人有原罪”，則等於承認每個人“天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