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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學的價值，不僅在於留住人的生命，更大的價值，在於能說出這個生命背後不同的東西。這個不同也許更接近真相，這個真相更加接近生活深處的本質。我們現在來舉一舉四大名著的例子：
第一，《紅樓夢》。曹雪芹並不是因為將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襲人這些人的青春留住，才成了《紅樓夢》，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人物背後，閃現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見識。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賈寶玉作為一個理想人物來描寫，賈寶玉究竟是一個什麼人？他不愛讀書，整天跟女孩子在一起，最大的愛好是吃女孩子臉上的胭脂。對於這樣的孩子，不要說在清朝，就是在現代，也不被認為是好孩子。但幾百年前，曹雪芹就認為賈寶玉是好孩子。在清朝能得出讀書無用論這樣石破天驚的結論的人是不多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探討的不僅是讀書無用論，還探討了大和小、遠和近、清潔和骯髒等哲學問題。一是大和小的關係。《紅樓夢》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將日常生活作為描寫對象的。在這之前的小說都是把帝王將相作為主角。雖然它以日常生活作為描寫對象，但是曹雪芹的起筆，並不從日常生活寫起，賈寶玉不是人，是一塊石頭。所以《紅樓夢》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石頭記》。林黛玉也不是人，是一株花。當花要死的時候，這塊石頭從旁邊路過，澆了一點水，花活了。於是，花轉頭對石頭說，“這輩子我是報答不了你了，下輩子我要用眼淚來報答你。”二是遠和近的關係。《紅樓夢》中，所有理想的女孩子也都不是人，是太虛幻境過來的。太虛幻境，離現實很遠啊。三是清潔和骯髒的關係。曹雪芹對於女性的崇拜是非常嚴重的，他覺得女性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對於男的，除了賈寶玉，他覺得沒有一個好東西。賈府門前除了兩頭獅子是乾淨的，其他都不乾淨。女性都是乾淨的，但是不能結婚，女性結婚之後與男的接觸就不乾淨了。賈寶玉每天有女孩子陪著他睡覺，丫鬟給他洗澡。賈寶玉的出路在哪裡？賈寶玉作為一個最乾淨的人，死的時候是被兩個身上長滿了虱子、最髒的人架走的，一個是癩頭和尚，一個是跛腳道士。最乾淨的人是被最骯髒的人架走的，架到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去了。
第二，《水滸傳》。如果它還可以起一個名字，可以叫《英雄淚》。在這部小說里，只要是善良的人，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林沖一身好武藝，為人善良，對每個朋友都很厚道，在世界上犯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找了一個美人做老婆。為此林沖被發配滄州。作為八十萬禁軍的總教頭，在路上，被差役用開水燙得滿腳是泡，他忍了。後來到了滄州，還是被人欺負，他還忍了。但是別人還是要置他於死地，風雪山神廟，這時林沖終於覺悟了：要想活下來，就必須殺人。施耐庵第一次將殺人放火的強盜當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來描寫，來感嘆。孫二娘是開黑店的，但施耐庵描寫的孫二娘的黑店一點都不恐怖，寫得很溫暖，很歡樂。這也是驚世駭俗的。
第三，《西遊記》。這部小說的文學造詣並不高。唐僧師徒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難有些雷同。每次妖怪都被戰勝了，然後師徒四人往前走。如此重複拖沓，顯得沒有創造力。但是為什麼這樣寫呢？四十歲之後，我才悟出《西遊記》的偉大之處：它重視的不是過程，而是揭示出造成九九八十一難的妖怪的來源。所有的妖怪都是從天上來的，從菩薩那來的，從釋迦牟尼那來的。唐僧要到佛祖那裡取經，磨難來自佛祖。這時的一遍遍重複，就有了深意。
二、我走上創作道路的原因
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作者，是因為在生活中碰到過幾個不同的人。在這些人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的外祖母。她上個世紀1900年出生，生活了95年，1995年去世。外祖母個頭不高，1.55米左右，一個普通的河南農村婦女。一輩子做的主要工作是給東家扛長工。外祖母年輕的時候在方圓五十里是個明星，她的名氣相當於現在的茱莉亞·羅伯茨。但茱莉亞·羅伯茨演電影成為明星不奇怪，我外祖母給東家扛長工扛成明星就顯得非同一般。河南是平原，割麥子的時候，三里路長的麥趟子，我外祖母割到地頭，其他高個子的男人，能割到地的中間就不錯了。過年的時候，我跟外祖母在火爐前聊天，她就給我講一些歷史往事，這給了我很多生活和文學的滋養。我問她為什麼能夠割這麼快？她就講，“很簡單，割麥的時候，只要伏下腰，我就不直腰，只有到了地頭才直腰。但別人直腰。因為你只要直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
1993年，我有兩個德國朋友，要到我的故鄉看看。外祖母在跟他們交談的時候，其風度不亞於外交部長。外祖母問，你們來自哪個國家？他們回答來自德國。外祖母又問，你們那裡搞沒搞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沒有。外祖母一拍桌子說，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們為什麼不搞？其中一個德國朋友幽默地說，德國人太笨，毛主席說的湖南話，他們聽不懂。外祖母點點頭。又問你們一人劃多少地？德國朋友分不清分和畝的區別，就說每人八分地。外祖母一聽，從椅子上站起來，圍著德國朋友轉了一圈說，“孩子呀，你吃不飽。”德國朋友明白自己說錯了，糾正說：“八畝。”我外祖母又轉了一圈說，“你媳婦受累了。”我外祖母雖然跟曹雪芹、施耐庵、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不同，人文背景不同，但是卻產生了相似的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相似就是，對世界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我走上創作道路的直接原因，是我一個少年朋友的引導。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當一個作者，而對另外三件事特別期望。一是想當一名廚子。因為鎮上一個廚子叫老孫。有一次我們家來客人，母親讓父親去老孫那裡賒5個白面饅頭。父親去了，老孫眼皮都沒有抬說不賒。父親空著手回到家裡。從此，這5個饅頭就不是饅頭，成了我母親降伏我父親半輩子的武器。不管遇到什麼事，只要一吵架，母親就用這件事說我父親，我父親就低下頭，不再說話。他失去的不是5個饅頭，是尊嚴。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想當一個廚子，挽回父親的尊嚴。二是想當鄉村戲班子裡敲梆子的人。河南有豫劇。因為鄉村戲班子演戲都是在晚上，月光下，梆子清脆嘹亮。三是想當一個小學教員，在孩子朗朗的讀書聲中，想些自己的心事。
15歲的時候，我當兵了。當兵緣於跟舅舅的一次談話。舅舅問我，你覺得自己聰明嗎？我說不聰明。他說，對了，你不聰明，也不傻；但世界上就怕你這種人，要麼你聰明，要麼你傻。他又問，想到能找什麼樣的媳婦？我搖搖頭。舅舅說，就你這樣的，正兒八經的姑娘就別想了，頂多能找一個小寡婦。我一下跳了起來，舅舅，我不找小寡婦。舅舅說，如果不想找小寡婦的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離開這個地方。
我在當兵的時候碰到了另外一個人，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起著特別轉折作用的人。我們每一個人一輩子日常的生活如果談到人際關係的話，實際上人很多，這個我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曾經說過，其實你每天需要對付的就是你身邊那麼幾個人。同時，在你一輩子中間能對你起到轉折作用的人也就那麼一個人。我當兵的時候遇到了這麼一個人，是他讓我走上了作者這樣一個道路。
第一，《紅樓夢》。曹雪芹並不是因為將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襲人這些人的青春留住，才成了《紅樓夢》，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人物背後，閃現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見識。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賈寶玉作為一個理想人物來描寫，賈寶玉究竟是一個什麼人？他不愛讀書，整天跟女孩子在一起，最大的愛好是吃女孩子臉上的胭脂。對於這樣的孩子，不要說在清朝，就是在現代，也不被認為是好孩子。但幾百年前，曹雪芹就認為賈寶玉是好孩子。在清朝能得出讀書無用論這樣石破天驚的結論的人是不多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探討的不僅是讀書無用論，還探討了大和小、遠和近、清潔和骯髒等哲學問題。一是大和小的關係。《紅樓夢》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將日常生活作為描寫對象的。在這之前的小說都是把帝王將相作為主角。雖然它以日常生活作為描寫對象，但是曹雪芹的起筆，並不從日常生活寫起，賈寶玉不是人，是一塊石頭。所以《紅樓夢》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石頭記》。林黛玉也不是人，是一株花。當花要死的時候，這塊石頭從旁邊路過，澆了一點水，花活了。於是，花轉頭對石頭說，“這輩子我是報答不了你了，下輩子我要用眼淚來報答你。”二是遠和近的關係。《紅樓夢》中，所有理想的女孩子也都不是人，是太虛幻境過來的。太虛幻境，離現實很遠啊。三是清潔和骯髒的關係。曹雪芹對於女性的崇拜是非常嚴重的，他覺得女性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對於男的，除了賈寶玉，他覺得沒有一個好東西。賈府門前除了兩頭獅子是乾淨的，其他都不乾淨。女性都是乾淨的，但是不能結婚，女性結婚之後與男的接觸就不乾淨了。賈寶玉每天有女孩子陪著他睡覺，丫鬟給他洗澡。賈寶玉的出路在哪裡？賈寶玉作為一個最乾淨的人，死的時候是被兩個身上長滿了虱子、最髒的人架走的，一個是癩頭和尚，一個是跛腳道士。最乾淨的人是被最骯髒的人架走的，架到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去了。
第二，《水滸傳》。如果它還可以起一個名字，可以叫《英雄淚》。在這部小說里，只要是善良的人，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林沖一身好武藝，為人善良，對每個朋友都很厚道，在世界上犯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找了一個美人做老婆。為此林沖被發配滄州。作為八十萬禁軍的總教頭，在路上，被差役用開水燙得滿腳是泡，他忍了。後來到了滄州，還是被人欺負，他還忍了。但是別人還是要置他於死地，風雪山神廟，這時林沖終於覺悟了：要想活下來，就必須殺人。施耐庵第一次將殺人放火的強盜當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來描寫，來感嘆。孫二娘是開黑店的，但施耐庵描寫的孫二娘的黑店一點都不恐怖，寫得很溫暖，很歡樂。這也是驚世駭俗的。
第三，《西遊記》。這部小說的文學造詣並不高。唐僧師徒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難有些雷同。每次妖怪都被戰勝了，然後師徒四人往前走。如此重複拖沓，顯得沒有創造力。但是為什麼這樣寫呢？四十歲之後，我才悟出《西遊記》的偉大之處：它重視的不是過程，而是揭示出造成九九八十一難的妖怪的來源。所有的妖怪都是從天上來的，從菩薩那來的，從釋迦牟尼那來的。唐僧要到佛祖那裡取經，磨難來自佛祖。這時的一遍遍重複，就有了深意。
二、我走上創作道路的原因
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作者，是因為在生活中碰到過幾個不同的人。在這些人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的外祖母。她上個世紀1900年出生，生活了95年，1995年去世。外祖母個頭不高，1.55米左右，一個普通的河南農村婦女。一輩子做的主要工作是給東家扛長工。外祖母年輕的時候在方圓五十里是個明星，她的名氣相當於現在的茱莉亞·羅伯茨。但茱莉亞·羅伯茨演電影成為明星不奇怪，我外祖母給東家扛長工扛成明星就顯得非同一般。河南是平原，割麥子的時候，三里路長的麥趟子，我外祖母割到地頭，其他高個子的男人，能割到地的中間就不錯了。過年的時候，我跟外祖母在火爐前聊天，她就給我講一些歷史往事，這給了我很多生活和文學的滋養。我問她為什麼能夠割這麼快？她就講，“很簡單，割麥的時候，只要伏下腰，我就不直腰，只有到了地頭才直腰。但別人直腰。因為你只要直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
1993年，我有兩個德國朋友，要到我的故鄉看看。外祖母在跟他們交談的時候，其風度不亞於外交部長。外祖母問，你們來自哪個國家？他們回答來自德國。外祖母又問，你們那裡搞沒搞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沒有。外祖母一拍桌子說，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們為什麼不搞？其中一個德國朋友幽默地說，德國人太笨，毛主席說的湖南話，他們聽不懂。外祖母點點頭。又問你們一人劃多少地？德國朋友分不清分和畝的區別，就說每人八分地。外祖母一聽，從椅子上站起來，圍著德國朋友轉了一圈說，“孩子呀，你吃不飽。”德國朋友明白自己說錯了，糾正說：“八畝。”我外祖母又轉了一圈說，“你媳婦受累了。”我外祖母雖然跟曹雪芹、施耐庵、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不同，人文背景不同，但是卻產生了相似的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相似就是，對世界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我走上創作道路的直接原因，是我一個少年朋友的引導。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當一個作者，而對另外三件事特別期望。一是想當一名廚子。因為鎮上一個廚子叫老孫。有一次我們家來客人，母親讓父親去老孫那裡賒5個白面饅頭。父親去了，老孫眼皮都沒有抬說不賒。父親空著手回到家裡。從此，這5個饅頭就不是饅頭，成了我母親降伏我父親半輩子的武器。不管遇到什麼事，只要一吵架，母親就用這件事說我父親，我父親就低下頭，不再說話。他失去的不是5個饅頭，是尊嚴。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想當一個廚子，挽回父親的尊嚴。二是想當鄉村戲班子裡敲梆子的人。河南有豫劇。因為鄉村戲班子演戲都是在晚上，月光下，梆子清脆嘹亮。三是想當一個小學教員，在孩子朗朗的讀書聲中，想些自己的心事。
15歲的時候，我當兵了。當兵緣於跟舅舅的一次談話。舅舅問我，你覺得自己聰明嗎？我說不聰明。他說，對了，你不聰明，也不傻；但世界上就怕你這種人，要麼你聰明，要麼你傻。他又問，想到能找什麼樣的媳婦？我搖搖頭。舅舅說，就你這樣的，正兒八經的姑娘就別想了，頂多能找一個小寡婦。我一下跳了起來，舅舅，我不找小寡婦。舅舅說，如果不想找小寡婦的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離開這個地方。
我在當兵的時候碰到了另外一個人，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起著特別轉折作用的人。我們每一個人一輩子日常的生活如果談到人際關係的話，實際上人很多，這個我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曾經說過，其實你每天需要對付的就是你身邊那麼幾個人。同時，在你一輩子中間能對你起到轉折作用的人也就那麼一個人。我當兵的時候遇到了這麼一個人，是他讓我走上了作者這樣一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