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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和曉紅常來看我，帶來他們各自那份兒真摯的關心。對於吃飯問題，他們是很看重的，批評往往便不客氣。相聲里說“衛生”便是為了活著。我承認我的寫作習慣很不“衛生”。他們下午四五點來的時候多，目的顯然是為陪我像像樣樣地吃一頓晚飯。倘他們不來，我則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層樓。
八天的時間又寫完了一稿，比我預計的時間提前兩天。我未即交出，我說要放兩天，鬆弛一下，再潤色一番。老杜和曉紅當然是完全贊同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有暇看電視了。當地電視台的節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會。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說徹底港味。最讓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聲“謝謝”。男人捏著話筒，長吟短嘆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詞句，使我聯想到舊戲劇舞台上患了單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嬌氣書生，使我感到彆扭，使我對他們產生一種憐憫——我以為那是性的扭曲的結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調地裝年輕的母親，把聽眾當成搖籃里的孩子。不是搖籃曲，你聽了也犯困。我想聽蒼涼遒勁之歌，比如《西北風》，始終未聽到。也許廣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來這樣的歌吧？我覺得廣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個女人了。我覺得廣州的男人，大概是頂頂少男人氣質的男人。陰不盛而陽衰——悲也夫，廣州人！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理了一次發。那是一家個體小理髮鋪。我邁入後，女理髮員操著廣州腔問我——剪髮？
我說——剪髮。我以為廣州人就是把理髮說成剪髮的，便也那麼回答。入鄉隨俗唄。她始終用剪子剪，挺認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邊的毯子。我很納悶兒她怎麼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問。她剪她的，我閉目養神。等吹完風，我往鏡子裡一瞧，頭髮原先多長，似乎還是多長嘛！再瞧地上，也不見多少我的頭髮楂兒。
我說：“同志，您沒怎麼給我剪啊！”
她說：“沒怎麼給你剪？那四十多分鐘，我擺弄誰的頭來？”
我說：“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說：“剪髮剪髮，我不用剪子剪，難道還能用推子剪嗎？”
“多少錢？”
“七元。”
“七元？”——我以為聽錯了。
“七元！”——她不高興地瞪著我。
十幾年來，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莊小理髮店單項快理的常客。從沒為自己的腦袋花過七塊錢！
怏怏付了錢，走出來，也並未體驗到以往理過發後那種涼爽的感覺。抹發臘吹了風的頭髮，似乎老太婆刷了幾層糨糊未乾的“袼褙”，覺得不透氣兒，覺得嚴罩在頭上，越發的熱了。
我又返回去，請求道：“同志，還是給我動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給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們交換著使我怪難堪的眼神兒。
這番她給我理得很短——滿地紛紛落下我的頭髮楂兒。
理畢，她問：“滿意了吧？”
我說：“很滿意，很滿意。”連連道謝，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還沒付錢就走？”
我說：“剛剛付過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說：“那是剪髮的費，我這是要你理髮的費，你剪一遍，理一遍，當然得交兩份錢。”
“多少錢？”
“理髮便宜，兩元五角。”
人家心平氣和，人家很講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難以反駁——我只好又掏錢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居然和我的一個弟弟在廣州見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為單位索款，從哈爾濱飛往北京，想求我買從北京到廣州的機票。沒見到我，也就沒人能替他們幫上這個忙，滯留了好幾天，總算買到機票，到了廣州，又無住處，而且還要買回程機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為《花城》寫稿，便找到了《花城》編輯部。廣交會期間，外地人沒有預定，要當天在廣州有下榻之處，談何容易！
我想這事萬萬不可麻煩《花城》編輯部，對於他們顯然也是難事啊！
老杜在電話里問我——你弟弟他們有地方住嗎？
我偽裝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語調，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別操心啦！”
把弟弟他們接到我的住處，問昨夜怎樣度過的，答曰買了幾張報紙鋪在身下，露宿街頭。而那幾天廣州一直陰雨，沒有哪處街頭不潮濕的。看他們那樣子，臉也未洗，十分的狼狽。我那小房間，三個人的存在，便都轉不開身了。他們分明都困得夠嗆，但硬撐著，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問：“二哥，能找到住處嗎？我們買的可是三天之後的機票啊！”
我說：“放心，沒問題！你們先輪換著在床上休息休息。”
見他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沙發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離開了招待所，踟躕於人行道。
靠著一棵街樹，吸了兩支煙，努力緩解突如其來的心理壓力。我決定，轉遍廣州市，也要為弟弟他們找到個住處！倘找不到，寧肯騙他們，而我自己就在馬路上逛它三個夜晚。
那時是上午九點多鐘，至下午四點多鐘，我差不多是乘著公共汽車轉遍了廣州市，四處碰壁。我就有點兒難以回招待所，難以見弟弟他們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見《南方日報》的牌子，心中產生一線希望——去求記者們吧！他們總是神通廣大的。
在《南方日報》文藝部辦公室外，猶猶豫豫地就不敢敲門。對於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屋裡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從窗口發現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躊躕，便放下筆，出來問我找誰？有什麼事兒？大概以為我上訪，或者上告。我只好自報家門，說明走投無路的困境。
“是這樣……先別急，我們這兒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條件不好……”
我急忙說：“有床就行！”
“那我帶你去。”
於是他引我去《南方日報》招待所……
沒有床位，的的確確沒有床位。
一線希望當然落空。雖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別，不料他說：“你別急著走，等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他便去四處掛電話，掛了許久，電話里說了許多好話，我從旁望著他，心想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記住他這一份兒真摯，將來我必將報答他這一種全心全意的幫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幫我找到了一處住的地方……
放下電話，他對我搖頭。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著雨，他帶我接連去了幾個旅館、招待所……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處比我住的地方條件還要好的住處——新華社廣州分社的招待所。一個房間，兩個床位，是給兩位要從北京來的記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開了房間……
八天的時間又寫完了一稿，比我預計的時間提前兩天。我未即交出，我說要放兩天，鬆弛一下，再潤色一番。老杜和曉紅當然是完全贊同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有暇看電視了。當地電視台的節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會。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說徹底港味。最讓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聲“謝謝”。男人捏著話筒，長吟短嘆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詞句，使我聯想到舊戲劇舞台上患了單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嬌氣書生，使我感到彆扭，使我對他們產生一種憐憫——我以為那是性的扭曲的結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調地裝年輕的母親，把聽眾當成搖籃里的孩子。不是搖籃曲，你聽了也犯困。我想聽蒼涼遒勁之歌，比如《西北風》，始終未聽到。也許廣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來這樣的歌吧？我覺得廣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個女人了。我覺得廣州的男人，大概是頂頂少男人氣質的男人。陰不盛而陽衰——悲也夫，廣州人！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理了一次發。那是一家個體小理髮鋪。我邁入後，女理髮員操著廣州腔問我——剪髮？
我說——剪髮。我以為廣州人就是把理髮說成剪髮的，便也那麼回答。入鄉隨俗唄。她始終用剪子剪，挺認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邊的毯子。我很納悶兒她怎麼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問。她剪她的，我閉目養神。等吹完風，我往鏡子裡一瞧，頭髮原先多長，似乎還是多長嘛！再瞧地上，也不見多少我的頭髮楂兒。
我說：“同志，您沒怎麼給我剪啊！”
她說：“沒怎麼給你剪？那四十多分鐘，我擺弄誰的頭來？”
我說：“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說：“剪髮剪髮，我不用剪子剪，難道還能用推子剪嗎？”
“多少錢？”
“七元。”
“七元？”——我以為聽錯了。
“七元！”——她不高興地瞪著我。
十幾年來，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莊小理髮店單項快理的常客。從沒為自己的腦袋花過七塊錢！
怏怏付了錢，走出來，也並未體驗到以往理過發後那種涼爽的感覺。抹發臘吹了風的頭髮，似乎老太婆刷了幾層糨糊未乾的“袼褙”，覺得不透氣兒，覺得嚴罩在頭上，越發的熱了。
我又返回去，請求道：“同志，還是給我動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給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們交換著使我怪難堪的眼神兒。
這番她給我理得很短——滿地紛紛落下我的頭髮楂兒。
理畢，她問：“滿意了吧？”
我說：“很滿意，很滿意。”連連道謝，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還沒付錢就走？”
我說：“剛剛付過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說：“那是剪髮的費，我這是要你理髮的費，你剪一遍，理一遍，當然得交兩份錢。”
“多少錢？”
“理髮便宜，兩元五角。”
人家心平氣和，人家很講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難以反駁——我只好又掏錢唄……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我居然和我的一個弟弟在廣州見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為單位索款，從哈爾濱飛往北京，想求我買從北京到廣州的機票。沒見到我，也就沒人能替他們幫上這個忙，滯留了好幾天，總算買到機票，到了廣州，又無住處，而且還要買回程機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為《花城》寫稿，便找到了《花城》編輯部。廣交會期間，外地人沒有預定，要當天在廣州有下榻之處，談何容易！
我想這事萬萬不可麻煩《花城》編輯部，對於他們顯然也是難事啊！
老杜在電話里問我——你弟弟他們有地方住嗎？
我偽裝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語調，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別操心啦！”
把弟弟他們接到我的住處，問昨夜怎樣度過的，答曰買了幾張報紙鋪在身下，露宿街頭。而那幾天廣州一直陰雨，沒有哪處街頭不潮濕的。看他們那樣子，臉也未洗，十分的狼狽。我那小房間，三個人的存在，便都轉不開身了。他們分明都困得夠嗆，但硬撐著，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問：“二哥，能找到住處嗎？我們買的可是三天之後的機票啊！”
我說：“放心，沒問題！你們先輪換著在床上休息休息。”
見他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沙發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離開了招待所，踟躕於人行道。
靠著一棵街樹，吸了兩支煙，努力緩解突如其來的心理壓力。我決定，轉遍廣州市，也要為弟弟他們找到個住處！倘找不到，寧肯騙他們，而我自己就在馬路上逛它三個夜晚。
那時是上午九點多鐘，至下午四點多鐘，我差不多是乘著公共汽車轉遍了廣州市，四處碰壁。我就有點兒難以回招待所，難以見弟弟他們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見《南方日報》的牌子，心中產生一線希望——去求記者們吧！他們總是神通廣大的。
在《南方日報》文藝部辦公室外，猶猶豫豫地就不敢敲門。對於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屋裡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從窗口發現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躊躕，便放下筆，出來問我找誰？有什麼事兒？大概以為我上訪，或者上告。我只好自報家門，說明走投無路的困境。
“是這樣……先別急，我們這兒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條件不好……”
我急忙說：“有床就行！”
“那我帶你去。”
於是他引我去《南方日報》招待所……
沒有床位，的的確確沒有床位。
一線希望當然落空。雖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別，不料他說：“你別急著走，等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他便去四處掛電話，掛了許久，電話里說了許多好話，我從旁望著他，心想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記住他這一份兒真摯，將來我必將報答他這一種全心全意的幫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幫我找到了一處住的地方……
放下電話，他對我搖頭。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著雨，他帶我接連去了幾個旅館、招待所……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處比我住的地方條件還要好的住處——新華社廣州分社的招待所。一個房間，兩個床位，是給兩位要從北京來的記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開了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