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頁
二000 年一月一日，尼泊爾至中國的邊城掉木，夜宿樟木賓館
尾聲
進人國境後，日記停寫，但已經形成的一種慣性一時停不下來，有了感受就想寫下來告訴讀者。那就由著它，再寫幾句吧。
經過這麼一次考察，再來看國內的文化遺蹟，產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區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的最大吸納就是佛教，但在吸納過程中表現了自己的文化選擇。敦煌造型與印度佛教形象的明顯區別姑且不論，從大的角度著眼，它也證明了中國佛教的藝術化、景觀化取向。也就是說，佛教走向中國的世俗民間，以美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義、自由、彈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鄉的不幸遭遇。
剛這麼高興地想著，眼前又出現了那個藏經洞。今年是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百年間這個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傷感。我這次在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看到，那裡的遠年遺蹟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家們挖掘出來的，有些文物也運到了西方博物館，但那些國家好像沒有我們那麼傷感，有些遺蹟邊上還樹立著西方考古學家的雕像。
怎麼來看待這種差別呢?
答案也是這次考察給我的。不是由於中國人狹隘和小氣，根本原因在於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斷，與後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再存在暢通的文化血緣關係，而中華文明未曾中斷。因此，當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學家取走敦煌藏經洞文物，就像活生生從一個血脈連接的肌體上剁去一塊，當然疼痛無比。何況在時間上，敦煌藏經洞發現前的八十天，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火燒圓明園，中華文明剛剛蒙受過奇恥大辱。因此對這個問題，當代的年輕評論者不能診斷導過於瀟灑和輕鬆。
這個季節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靜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渾身打顫。編導黃曉燕小姐凍得鼻子上懸掛著涕水競毫無感覺，被我們一再取笑。
見到吳小莉已經是車隊進人四川之後的事了，我們一起去看三星堆。一個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的古文明進比上，埋藏著無數美麗而怪異的高難度金屬鑄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現場，兒乎會懷疑它的真實性。但是考察過那麼多文明古國遺址之後，我心中對早期人類的生態流脈，已有了更自由的設想。
考占學者和歷史學家們企圖把一切新發現的事物納人已發現的邏輯，但事實證明這種追溯的企圖最容易導致穿鑿附會。克里特文明果真來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來自兩河?… … 都只是依稀朦朧，難以斷論。
中國古人太喜歡記錄歷史，這是優點，但一切歷史太明晰了，反倒i 仁人生疑。有這麼一個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讓我們約略知道李白《蜀道難》 中“蠶叢及魚堯，開國何茫然”的詩句並非隨意，知道屈原描述過的楚巫之美有遙遠的源頭，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應該有大量千姿百態的文明群落，這就夠了。
一切偉大都有點神秘，留下一點神秘，也就是為中華文明留下一點繼續開掘和解釋的可能性，實在很好。
另一件與吳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學與大學生見面。
這是我們回國後第一次見到大學生。在國外險峻的長途上，憋了很多話，總想找一個場合傾吐，最佳的傾吐對象似乎是大學生。
四川大學的學生們熱情洋溢，聽說我們下午要來，上午就來占位置了。結果，擠得人山人海，連校長、副校長也只能埋在無數站立著的人群背後的牆角。我主講，除小莉外，郭謹和多數隊員都在場。
學生們有很好的感受力，聲聲大笑，輕輕擦淚。只可惜演講的時間實在不夠。
約好以後有機會再講，我們從密密層層的人海里掙扎出來。
剛剛鬆一口氣，一群記者包圍上來，提出連珠炮般的問題：
“有人說，你們這次出去是因為中國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樂部，是要扭泥作態地去組建一個老人俱樂部，對嗎?"
“你出發後國內突然有好多人發表文章罵你.你準備什麼時候反擊?"
“有人批評你在嶽麓書院演講中揭露盜版有失風度，請回應!"
“有人發表文章說，電視台就是GG商，作為一個文化人與他們聯姻，合適嗎?"
這些問題其實與四川記者無關，他們只是轉述和詢問罷了，但我還是抱頭逃奔，只是為了不讓我的夥伴們聽見。這些夥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現在旅程還沒有結束，如果知道已經有人在報紙上如此說話，真不知會有什麼粗獷的反應。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住拐寸它們的出現又似乎全部知道。它們讓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來了。
它們的出現不會改變我考察的結論，也不會影響我要向海內外同胞報告對中華文明重新認識的好心情。但是明顯的反差畢竟存在，而這種反差也關及文化。
其實幾平所有的中國r 人都深有感觸：只要有人走了一條比較艱險的路，做了一件比較像樣的事情，立即總會被一些聲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會一再地對著中華文明發問：你那麼偉大，為什麼又那麼使人勞累?
劉長樂先生昨天送給我一本叫《 東方主義》 的書，我隨手一翻就讀到一段話，是一個叫約翰一布侃(如hn B u插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說的：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例子?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好頭腦，卻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創意殆盡，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驅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來全足一場空，全世界都因此恥笑他們。
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國的過去和後來。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在於永遠不被人恥笑，而是遲早會結束被人恥笑的狀態。
但是，這段話中有一些關節仍然值得注意。我們在考察途中一再讚嘆中國古代對於“外傷”(如遠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這段話則描述了一個“內耗”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聰明的頭腦加在一起必定什麼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學者梁漱溟先生的一個說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個文化講習班上發言。說他不贊成“中國進步太慢”的說法，因為慢也會積累進步，但按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序，再過多少年也造不了飛機和衛星，因此關鍵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沒把心思放在物質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際關係、人倫關係上了。一開始把心思放在人際關係和人倫關係上並沒有什麼不好。兩千五百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歲別可邊思考人與人的關係。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這種人世態度顯得那麼通俗和健康，這至少也是它長壽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太重視人際關係，兩千多年下來，人際關係也就成了一種重要的生存資源。是資源必然引起爭奪，爭奪的主要方法是毀損對方的“人脈”和名譽，這就從正道變成了岔道。
尾聲
進人國境後，日記停寫，但已經形成的一種慣性一時停不下來，有了感受就想寫下來告訴讀者。那就由著它，再寫幾句吧。
經過這麼一次考察，再來看國內的文化遺蹟，產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區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的最大吸納就是佛教，但在吸納過程中表現了自己的文化選擇。敦煌造型與印度佛教形象的明顯區別姑且不論，從大的角度著眼，它也證明了中國佛教的藝術化、景觀化取向。也就是說，佛教走向中國的世俗民間，以美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義、自由、彈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鄉的不幸遭遇。
剛這麼高興地想著，眼前又出現了那個藏經洞。今年是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百年間這個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傷感。我這次在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看到，那裡的遠年遺蹟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家們挖掘出來的，有些文物也運到了西方博物館，但那些國家好像沒有我們那麼傷感，有些遺蹟邊上還樹立著西方考古學家的雕像。
怎麼來看待這種差別呢?
答案也是這次考察給我的。不是由於中國人狹隘和小氣，根本原因在於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斷，與後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再存在暢通的文化血緣關係，而中華文明未曾中斷。因此，當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學家取走敦煌藏經洞文物，就像活生生從一個血脈連接的肌體上剁去一塊，當然疼痛無比。何況在時間上，敦煌藏經洞發現前的八十天，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火燒圓明園，中華文明剛剛蒙受過奇恥大辱。因此對這個問題，當代的年輕評論者不能診斷導過於瀟灑和輕鬆。
這個季節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靜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渾身打顫。編導黃曉燕小姐凍得鼻子上懸掛著涕水競毫無感覺，被我們一再取笑。
見到吳小莉已經是車隊進人四川之後的事了，我們一起去看三星堆。一個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的古文明進比上，埋藏著無數美麗而怪異的高難度金屬鑄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現場，兒乎會懷疑它的真實性。但是考察過那麼多文明古國遺址之後，我心中對早期人類的生態流脈，已有了更自由的設想。
考占學者和歷史學家們企圖把一切新發現的事物納人已發現的邏輯，但事實證明這種追溯的企圖最容易導致穿鑿附會。克里特文明果真來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來自兩河?… … 都只是依稀朦朧，難以斷論。
中國古人太喜歡記錄歷史，這是優點，但一切歷史太明晰了，反倒i 仁人生疑。有這麼一個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讓我們約略知道李白《蜀道難》 中“蠶叢及魚堯，開國何茫然”的詩句並非隨意，知道屈原描述過的楚巫之美有遙遠的源頭，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應該有大量千姿百態的文明群落，這就夠了。
一切偉大都有點神秘，留下一點神秘，也就是為中華文明留下一點繼續開掘和解釋的可能性，實在很好。
另一件與吳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學與大學生見面。
這是我們回國後第一次見到大學生。在國外險峻的長途上，憋了很多話，總想找一個場合傾吐，最佳的傾吐對象似乎是大學生。
四川大學的學生們熱情洋溢，聽說我們下午要來，上午就來占位置了。結果，擠得人山人海，連校長、副校長也只能埋在無數站立著的人群背後的牆角。我主講，除小莉外，郭謹和多數隊員都在場。
學生們有很好的感受力，聲聲大笑，輕輕擦淚。只可惜演講的時間實在不夠。
約好以後有機會再講，我們從密密層層的人海里掙扎出來。
剛剛鬆一口氣，一群記者包圍上來，提出連珠炮般的問題：
“有人說，你們這次出去是因為中國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樂部，是要扭泥作態地去組建一個老人俱樂部，對嗎?"
“你出發後國內突然有好多人發表文章罵你.你準備什麼時候反擊?"
“有人批評你在嶽麓書院演講中揭露盜版有失風度，請回應!"
“有人發表文章說，電視台就是GG商，作為一個文化人與他們聯姻，合適嗎?"
這些問題其實與四川記者無關，他們只是轉述和詢問罷了，但我還是抱頭逃奔，只是為了不讓我的夥伴們聽見。這些夥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現在旅程還沒有結束，如果知道已經有人在報紙上如此說話，真不知會有什麼粗獷的反應。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住拐寸它們的出現又似乎全部知道。它們讓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來了。
它們的出現不會改變我考察的結論，也不會影響我要向海內外同胞報告對中華文明重新認識的好心情。但是明顯的反差畢竟存在，而這種反差也關及文化。
其實幾平所有的中國r 人都深有感觸：只要有人走了一條比較艱險的路，做了一件比較像樣的事情，立即總會被一些聲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會一再地對著中華文明發問：你那麼偉大，為什麼又那麼使人勞累?
劉長樂先生昨天送給我一本叫《 東方主義》 的書，我隨手一翻就讀到一段話，是一個叫約翰一布侃(如hn B u插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說的：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例子?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好頭腦，卻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創意殆盡，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驅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來全足一場空，全世界都因此恥笑他們。
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國的過去和後來。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在於永遠不被人恥笑，而是遲早會結束被人恥笑的狀態。
但是，這段話中有一些關節仍然值得注意。我們在考察途中一再讚嘆中國古代對於“外傷”(如遠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這段話則描述了一個“內耗”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聰明的頭腦加在一起必定什麼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學者梁漱溟先生的一個說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個文化講習班上發言。說他不贊成“中國進步太慢”的說法，因為慢也會積累進步，但按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序，再過多少年也造不了飛機和衛星，因此關鍵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沒把心思放在物質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際關係、人倫關係上了。一開始把心思放在人際關係和人倫關係上並沒有什麼不好。兩千五百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歲別可邊思考人與人的關係。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這種人世態度顯得那麼通俗和健康，這至少也是它長壽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太重視人際關係，兩千多年下來，人際關係也就成了一種重要的生存資源。是資源必然引起爭奪，爭奪的主要方法是毀損對方的“人脈”和名譽，這就從正道變成了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