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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京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38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40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第141節:我的心是一面鏡子(9)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38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40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第141節:我的心是一面鏡子(9)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