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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3月9日

  第28章 我和東坡詞

  幾年前的一段親身經歷,至今回憶起來,歷歷如在目前;然而其中的一點隱秘,我卻始終無法解釋。

  患了老年性白內障,要動手術。要說怕得不得了,還不至於;要說心裡一點波動都沒有,也不是事實。坐車到醫院去的路上,同行的人高談闊論,我心裡有點忐忑不安,一點也不想參加。我靜默不語,在半夢幻狀態中,忽然在心中背誦起了蘇東坡的詞: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默誦完了一遍,再從頭默誦起,最終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默誦了多少遍,汽車到了醫院。

  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地方,我為什麼單單默誦東坡這一首詞,我至今不解。難道它與我當時的處境有什麼神秘的聯繫嗎?

  在醫院裡住了幾天,進行了細緻的體檢,終於把我送進了手術室。主刀人是施玉英大夫,號稱“北京第一刀”,技術精湛,萬無一失,因此我一點顧慮都沒有。但因我患有心臟病,為了保險起見,醫院特請來一位心臟科專家,並運來極大的一台測量心臟的儀器,擺在手術台旁,以便隨時監測我心跳的頻率。於是我就有了兩位大夫。我舒舒服服地躺上了手術台。動手術的右眼雖然進行了麻醉,但我的腦筋是十分清楚的,耳朵也不含糊。手術開始後,我聽到兩位大夫慢聲細語地交換著意見,間或還聽到了儀器碰撞的聲音。一切我都覺得很美妙。但是,我又在半夢幻的狀態中,心裡忽然又默誦起宋詞來,仍然是蘇東坡的,不是上面那一首,而是:

  縹緲紅妝照淺溪,薄雲疏雨不成泥。送君何處古台西。

  廢沼夜來秋水滿,茂陵深處曉鶯啼。行人腸斷草淒迷。

  我仍然是循環往復地默誦,一遍又一遍,一直到走下手術台。

  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地方,我為什麼偏偏又默誦起詞來,而且又是東坡的。其原因我至今不解。難道這又與我當時的處境有什麼神秘的聯繫嗎?

  這樣的問題,我無法解釋。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要想求得一個答覆,也是有可能找得到的。

  我不是詩詞專家,只有愛好,不懂評論;可是讀得多了,管窺蠡測,似乎也能有點個人的看法。現在不妨寫了出來,供大家品評。

  中國詞家一向把詞分為婉約與豪放兩派。每一派中的諸作者也都各有特點,不完全是一個模樣。在婉約派中,我最喜歡的是李後主、李易安和納蘭性德。在豪放派中,我最欣賞的是蘇東坡。

  原因何在呢?

  我想提出一個真正的專家學者從來沒有提過的肯定是野狐談禪的說法。

  為了把問題說明白,我想先拉一位詩人來作陪,他就是李太白。我個人淺見認為,太白和東坡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史上兩位最有天才的最偉大的作家。他們倆共同的特點是:為文如萬斛泉涌,不擇地而出,文不加點,倚馬可待。每一首詩詞,好像都是一氣呵成,一氣流轉。他們寫的時候,筆不停揮,欲住不能;我們讀的時候,也是欲停不能,宛如高山滑雪,必須一氣到底,中間絕無停留的可能。這一種氣或者氣勢,洋溢充沛在他們詩詞之中,霈然不可抗禦。批評家和美學家怎樣解釋這個現象,我不得而知,這現象是明明白白地存在著的,我則絲毫也不懷疑。

  我在下面舉太白的幾首詩,以資對比: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你無論讀上面哪一首詩,你能中途停下嗎?真仿佛有一股力量,一股氣勢,在後面推動著你,非讀下去不行,讀東坡的詞,亦復如是。這就是我獨獨推崇東坡和太白的原因。

  這種想法,過去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過,它埋藏在我心中有年矣。白內障動手術是我平生一件大事,它觸動了我的內心,於是這種想法就下意識地湧出來,東坡詞適逢其會自然流出了。

  我的文藝理論水平低,只能說出,無法解釋,尚望內行里手有以教我。

  2000年3月20日

  第29章 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

  自己也是一個喜歡舞筆弄墨的人,常常寫點所謂散文。古人說:“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並不能例外。但是有一點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點自知之明,我並不認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來,我喜歡的只不過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為什麼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呢?是好是壞自己什麼時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歡的同讀者喜歡的是否完全一致呢?這是每一個寫文章的人都會碰到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舉一篇散文:《春歸燕園》來說明一下。

  這是一篇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寫成的。為了說明問題,必須回到16年前去。在這一年春天,我寫了一篇《春滿燕園》。這一篇短文刊出後,獲得了意料之中的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評和強烈的反應。

  我的學生寫信給我,稱讚這一篇東西。許多中學和大學課本中選了它當教材。以後有幾年的時間,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學時,好多學生告訴我,他們在中學裡讀過這篇東西。

  這一篇東西是在什麼心情支配下寫成的呢?

  這就必須了解當時的政治環境。從1957年所謂反右開始,極“左”的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來越“左”。在那以後兩年內,拔白旗、反右傾,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同時浮誇風大肆猖獗。關於糧食產量,誇大到驚人的程度,而且還號召大家迎接共產主義的來臨。接著來的是無情的懲罰:

  三年饑饉。我不願意用“自然災害”這個常用的詞,明明絕大部分是人為的浮誇風造成的災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們的頭腦似乎清醒了一點,政策改變了一點,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開始有點落實。廣州會議,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脫帽加冕的講話像是一陣和煦的春風,吹到了知識分子心坎里。知識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風暴雨之後雨過天晴,心裡感到異常的喜悅,覺得我們國家前途光明,個個如處春風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識分子之一,這種春風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靈魂深處萌動、擴散,讓我感到空前地溫暖。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賓的任務特別繁重,每隔幾天,總要到北大臨湖軒去一趟。當時大廳的牆上掛著一張水墨印的鄭板橋的竹子,上面題著一首詩:

  日日紅橋斗酒卮

  家家桃李艷芳姿

  閉門只是栽蘭竹

  留得春光過四時

  我非常喜歡這最後兩句詩。我有時到早了,外賓還沒有來,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細味詩意,悠然神往,覺得真是春色滿寰宇,和風吹萬里。而且這個春光還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園裡看到學生讀書的情景,結果情與景會,有動於衷,就寫成了那一篇《春滿燕園》。這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篇東西,一寫出來,我就知道,我個人感覺,它的優點就在一個“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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