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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幹，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辭“國寶”(2)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à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問題，只能從頭做起。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即使過了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群籍浩如煙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範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餘萬冊。於是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製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到現在，世界上只有兩部大型的《糖史》，一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為英文，材料比較新。在我寫《糖史》第二部分，國際部分時，曾引用過這兩部書中的一些資料。做學問，搜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不能貪圖省力，打馬虎眼。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講《福力太子因緣經》的諸異本，解決了吐火羅文本中的一些問題，確定了幾個過去無法認識的詞兒的含義。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只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辭“國寶”(3)
下面談一談自己的散文創作。我從中學起就好舞筆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師的鼓勵。從那以後的七十年中，一直寫作不輟。我認為是純散文的也寫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歡的卻為數極少。評論家也有評我的散文的;一般說來，我都是不看的。我覺得，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必與創作掛鉤太親密。世界各國的偉大作品沒有哪一部是根據評論家的意見創作出來的。正相反，偉大作品倒是評論家的研究對象。目前的中國文壇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風波，有人認為散文處境尷尬，等等，皆為我所不解。中國是世界散文大國，兩千多年來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風格各異，至今還為人所誦讀，並不覺得不新鮮。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儘量發揮自己的風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讀，就算達到了目的，憑空作南冠之泣是極為無聊的。前幾天，病房裡的一位小護士告訴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氣讀了我五篇散文，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覺。這種天真無邪的評語是對我最高的鼓勵。
最後，還要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我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據我那一點自知之明對自己“功業”的評估，是我的“優勝紀略”。但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自己胡思亂想關於“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幾年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大自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生態平衡破壞，植物滅種，臭氧出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等等，等等。哪一樣不遏制，人類發展前途都會受到影響。我認為，這些危害都是西方與大自然為敵，要征服自然的結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萊、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聽之者寡。情況越來越嚴重，各國政府，甚至聯合國才紛紛提出了環保問題。我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只是感覺到了，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與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為敵人。我們要時刻記住恩格斯的話：大自然是會報復的。
辭“國寶”(2)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à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問題，只能從頭做起。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即使過了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群籍浩如煙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範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餘萬冊。於是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製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到現在，世界上只有兩部大型的《糖史》，一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為英文，材料比較新。在我寫《糖史》第二部分，國際部分時，曾引用過這兩部書中的一些資料。做學問，搜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不能貪圖省力，打馬虎眼。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講《福力太子因緣經》的諸異本，解決了吐火羅文本中的一些問題，確定了幾個過去無法認識的詞兒的含義。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只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辭“國寶”(3)
下面談一談自己的散文創作。我從中學起就好舞筆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師的鼓勵。從那以後的七十年中，一直寫作不輟。我認為是純散文的也寫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歡的卻為數極少。評論家也有評我的散文的;一般說來，我都是不看的。我覺得，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必與創作掛鉤太親密。世界各國的偉大作品沒有哪一部是根據評論家的意見創作出來的。正相反，偉大作品倒是評論家的研究對象。目前的中國文壇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風波，有人認為散文處境尷尬，等等，皆為我所不解。中國是世界散文大國，兩千多年來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風格各異，至今還為人所誦讀，並不覺得不新鮮。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儘量發揮自己的風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讀，就算達到了目的，憑空作南冠之泣是極為無聊的。前幾天，病房裡的一位小護士告訴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氣讀了我五篇散文，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覺。這種天真無邪的評語是對我最高的鼓勵。
最後，還要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我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據我那一點自知之明對自己“功業”的評估，是我的“優勝紀略”。但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自己胡思亂想關於“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幾年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大自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生態平衡破壞，植物滅種，臭氧出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等等，等等。哪一樣不遏制，人類發展前途都會受到影響。我認為，這些危害都是西方與大自然為敵，要征服自然的結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萊、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聽之者寡。情況越來越嚴重，各國政府，甚至聯合國才紛紛提出了環保問題。我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只是感覺到了，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與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為敵人。我們要時刻記住恩格斯的話：大自然是會報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