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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olas大教堂，裡面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裡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11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只慨嘆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里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里茨·克恩(fritz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歷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裡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里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甫家裡去當保姆。這位神甫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a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裡當保姆，會是什麼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餬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頭，也只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面，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歷史》，把中西各國的歷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歷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歷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t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a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鄉離井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麼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里，有下面一段話：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捨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麼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裡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麼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甫。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併，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裡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裡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面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里。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米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甫，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由於克恩教授的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瑞士銀行家兼學者的薩拉贊(sarasin)。他是一位億萬富翁，但是頗愛學問，對印度學尤其感興趣，因此建立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使用他的圖書。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克恩教授介紹我去拜訪他。他住在巴塞爾，距弗里堡頗遠。我輾轉搭車，到了巴塞爾，克恩教授在那裡等我。我們一同拜訪了薩拉贊，看了看他收藏的圖書。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的園地，頗為難得。他請我們喝茶，吃點心。然後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名叫熱爾策(gelzer)的家裡去，他請我們吃晚飯。離開他家時已經比較晚了，趕到車站，一打聽，知道此時沒有到弗里堡的直達通車。我沒有法子，隨便登上了一輛車。反正瑞士是一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但是，我初來乍到，對瑞士並不熟悉。上了車以後，我不辨南北東西，暈頭轉向。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許比白天更要美麗，只是人們看不到而已。車廂內則是燈火通明，笑語不絕。我自己仿佛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麼一來，我就講到了弗里堡的沙里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麼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里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裡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裡，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裡糊裡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歷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olas大教堂，裡面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裡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11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只慨嘆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里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里茨·克恩(fritz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歷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裡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里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甫家裡去當保姆。這位神甫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a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裡當保姆，會是什麼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餬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頭，也只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面，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歷史》，把中西各國的歷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歷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歷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t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a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鄉離井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麼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里，有下面一段話：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捨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麼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裡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麼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甫。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併，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裡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裡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面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里。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米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甫，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由於克恩教授的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瑞士銀行家兼學者的薩拉贊(sarasin)。他是一位億萬富翁，但是頗愛學問，對印度學尤其感興趣，因此建立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使用他的圖書。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克恩教授介紹我去拜訪他。他住在巴塞爾，距弗里堡頗遠。我輾轉搭車，到了巴塞爾，克恩教授在那裡等我。我們一同拜訪了薩拉贊，看了看他收藏的圖書。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的園地，頗為難得。他請我們喝茶，吃點心。然後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名叫熱爾策(gelzer)的家裡去，他請我們吃晚飯。離開他家時已經比較晚了，趕到車站，一打聽，知道此時沒有到弗里堡的直達通車。我沒有法子，隨便登上了一輛車。反正瑞士是一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但是，我初來乍到，對瑞士並不熟悉。上了車以後，我不辨南北東西，暈頭轉向。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許比白天更要美麗，只是人們看不到而已。車廂內則是燈火通明，笑語不絕。我自己仿佛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麼一來，我就講到了弗里堡的沙里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麼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里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裡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裡，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裡糊裡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歷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