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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紹葉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們第一年英語，用的課本是英國女作家JaneAusten的《傲慢與偏見》。他的教學法非常離奇，一不講授，二不解釋，而是按照學生的座次——我先補充一句，學生的座次是並不固定的——從第一排右手起，每一個學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麼長?好像也並沒有一定之規，他一聲令下：Stop!於是就stop了。他問學生：“有問題沒有?”如果沒有，就是鄰座的第二個學生念下去。有一次，一個同學提了一個問題，他大聲喝道：“查字典去!”一聲獅子吼，全堂愕然、肅然，屋裡靜得能聽到彼此的呼吸聲。從此天下太平，再沒有人提任何問題了。就這樣過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對英國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從來沒見他寫過任何文章。
在文壇上，公超先生大概屬於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編過——或者幫助編過一個純文學雜誌《學文》。我曾寫過一篇散文《年》，送給了他。他給予這篇文章極高的評價，說我寫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類普遍的意識”。他立即將文章送《學文》發表。這實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頗有受寵若驚之感。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懷有巴結之意，我寫了一篇《我是怎樣寫起文章來的?》送呈先生。然而，這次卻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個釘子。他把我叫了去，鐵青著臉，把原稿擲給了我，大聲說道：“我一個字都沒有看!”我一時目瞪口呆，趕快拿著文章開路大吉。箇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難道這樣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寫嗎?此文原稿已經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平心而論，我在清華4年，只寫過幾篇散文：《年》、《黃昏》、《寂寞》、《枸杞樹》，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讚美聲。清夜捫心，這樣的文章我今天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了。我一生從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學術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說我的學術研究起點很低的話，我的散文創作的起點應該說是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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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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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超先生雖然一篇文章也不寫，但是，他並非懶於動腦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幾個同學，他正考慮一個問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人的感覺——或者只是詩人的感覺的轉換問題。他舉了一句唐詩：“靜聽松風寒。”最初只是用耳朵聽，然而後來卻變成了軀體的感受“寒”。雖然後來沒見有文章寫出，卻表示他在考慮一些文藝理論的問題。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明顯的鴻溝：教授工資高，社會地位高，存在決定意識，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這一個詞兒。我們學生只是一群有待於到社會上去搶一隻飯碗的碌碌青年。我們同教授們不大來往，路上見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類的致敬詞兒的“國禮”：“你吃飯了嗎?”“你到哪裡去呀?”去向教授們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後來當了大官：台灣的外交部長。關於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師弟——一位著名的詩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現在再介紹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國女教授，她是德國人華蘭德小姐，講授法語。她滿頭銀髮，閃閃發光，恐怕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終身未婚。中國人習慣稱之為“老姑娘”。也許正因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氣有點變態。用醫生的話說，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級法語，像是教初小一年級的學生。後來我領略到的那種德國外語教學方法，她一點都沒有。極簡單的句子，翻來覆去地教，令人從內心深處厭惡。她脾氣卻極壞，又極怪，每堂課都在罵人。如果學生的卷子答得極其正確，讓她無辮子可抓，她就越發生氣，氣得簡直
渾身發抖，面紅耳赤，開口罵人，語無倫次。結果是把80%的學生全罵走了，只剩下我們五六個不怕罵的學生。我們商量“教訓”她一下。有一天，在課堂上，我們一齊站起來，對她狠狠地頂撞了一番。大出我們所料，她屈服了。從此以後，天下太平，再也沒有看到她撒野罵人了。她住在當時燕京大學南面軍機處的一座大院子裡，同一個美國“老姑娘”相依為命。二人合夥吃飯，輪流每人管一個月的伙食。在這一個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惡毒咒罵。到了下個月，人變換了位置，罵者與被罵者也顛倒了過來。總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卻誰也離不開誰，好像吵架已經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內容。
我在上面介紹了清華西洋文學系的大概情況，決沒有一句謊言。中國古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謊來諱，我只能據實直說。我也決不是說，西洋文學系一無是處。這個系能出像錢鍾書和萬家寶(曹禺)這樣大師級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這裡無法詳細推究了。
專就我個人而論，專從學術研究發軔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在清華4年，有兩門課對我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是一門選修課。這兩門不屬於西洋文學系的課程，我可萬沒有想到會對我終生產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響，決非本系的任何課程所能相比於萬一。陳先生上課時讓每個學生都買一本《六祖壇經》。我曾到今天的美術館後面的某一座大寺廟裡去購買此書。先生上課時，任何廢話都不說，先在黑板上抄寫資料，把黑板抄得滿滿的，然後再根據所抄的資料進行講解分析;對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嶄新的見解，令人頓生石破天驚之感，仿佛酷暑飲冰，涼意遍體，茅塞頓開。聽他講課，簡直是最高最純的享受。這同他寫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轍。當時我對他的學術論文已經讀了一些，比如《四聲三問》等等。每每還同幾個同學到原物理樓南邊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共同閱讀寅恪先生撰寫的碑文，覺得文體與流俗不同，我們戲說這是“同光體”。有時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夾著一個黃布書包，走到什麼地方去上課，步履穩重，目不斜視，學生們都投以極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實(光潛)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當時他才從歐洲學成歸來。他講“文藝心理學”，其實也就是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還沒有出版，也沒有講義，他只是口講，我們筆記。孟實先生的口才並不好，他不屬於能言善辯一流，而且還似乎有點怕學生，講課時眼睛總是往上翻，看著天花板上的某—個地方，不敢瞪著眼睛看學生。可他一句廢話也不說，慢條斯理，操著安徽鄉音很重的藍青官話，講著並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奧玄虛的美學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鑽入學生心中。他顯然同魯迅先生所說的那一類，在外國把老子或莊子寫成論文讓洋人嚇了一跳，回國後卻偏又講康德、黑格爾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深通西方哲學和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美學流派，而對中國舊的詩詞又極嫻熟。所以在課堂上引東證西或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感扞格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身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人說”，到現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
在文壇上，公超先生大概屬於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編過——或者幫助編過一個純文學雜誌《學文》。我曾寫過一篇散文《年》，送給了他。他給予這篇文章極高的評價，說我寫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類普遍的意識”。他立即將文章送《學文》發表。這實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頗有受寵若驚之感。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懷有巴結之意，我寫了一篇《我是怎樣寫起文章來的?》送呈先生。然而，這次卻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個釘子。他把我叫了去，鐵青著臉，把原稿擲給了我，大聲說道：“我一個字都沒有看!”我一時目瞪口呆，趕快拿著文章開路大吉。箇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難道這樣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寫嗎?此文原稿已經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平心而論，我在清華4年，只寫過幾篇散文：《年》、《黃昏》、《寂寞》、《枸杞樹》，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讚美聲。清夜捫心，這樣的文章我今天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了。我一生從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學術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說我的學術研究起點很低的話，我的散文創作的起點應該說是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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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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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超先生雖然一篇文章也不寫，但是，他並非懶於動腦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幾個同學，他正考慮一個問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人的感覺——或者只是詩人的感覺的轉換問題。他舉了一句唐詩：“靜聽松風寒。”最初只是用耳朵聽，然而後來卻變成了軀體的感受“寒”。雖然後來沒見有文章寫出，卻表示他在考慮一些文藝理論的問題。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明顯的鴻溝：教授工資高，社會地位高，存在決定意識，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這一個詞兒。我們學生只是一群有待於到社會上去搶一隻飯碗的碌碌青年。我們同教授們不大來往，路上見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類的致敬詞兒的“國禮”：“你吃飯了嗎?”“你到哪裡去呀?”去向教授們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後來當了大官：台灣的外交部長。關於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師弟——一位著名的詩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現在再介紹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國女教授，她是德國人華蘭德小姐，講授法語。她滿頭銀髮，閃閃發光，恐怕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終身未婚。中國人習慣稱之為“老姑娘”。也許正因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氣有點變態。用醫生的話說，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級法語，像是教初小一年級的學生。後來我領略到的那種德國外語教學方法，她一點都沒有。極簡單的句子，翻來覆去地教，令人從內心深處厭惡。她脾氣卻極壞，又極怪，每堂課都在罵人。如果學生的卷子答得極其正確，讓她無辮子可抓，她就越發生氣，氣得簡直
渾身發抖，面紅耳赤，開口罵人，語無倫次。結果是把80%的學生全罵走了，只剩下我們五六個不怕罵的學生。我們商量“教訓”她一下。有一天，在課堂上，我們一齊站起來，對她狠狠地頂撞了一番。大出我們所料，她屈服了。從此以後，天下太平，再也沒有看到她撒野罵人了。她住在當時燕京大學南面軍機處的一座大院子裡，同一個美國“老姑娘”相依為命。二人合夥吃飯，輪流每人管一個月的伙食。在這一個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惡毒咒罵。到了下個月，人變換了位置，罵者與被罵者也顛倒了過來。總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卻誰也離不開誰，好像吵架已經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內容。
我在上面介紹了清華西洋文學系的大概情況，決沒有一句謊言。中國古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謊來諱，我只能據實直說。我也決不是說，西洋文學系一無是處。這個系能出像錢鍾書和萬家寶(曹禺)這樣大師級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這裡無法詳細推究了。
專就我個人而論，專從學術研究發軔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在清華4年，有兩門課對我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是一門選修課。這兩門不屬於西洋文學系的課程，我可萬沒有想到會對我終生產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響，決非本系的任何課程所能相比於萬一。陳先生上課時讓每個學生都買一本《六祖壇經》。我曾到今天的美術館後面的某一座大寺廟裡去購買此書。先生上課時，任何廢話都不說，先在黑板上抄寫資料，把黑板抄得滿滿的，然後再根據所抄的資料進行講解分析;對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嶄新的見解，令人頓生石破天驚之感，仿佛酷暑飲冰，涼意遍體，茅塞頓開。聽他講課，簡直是最高最純的享受。這同他寫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轍。當時我對他的學術論文已經讀了一些，比如《四聲三問》等等。每每還同幾個同學到原物理樓南邊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共同閱讀寅恪先生撰寫的碑文，覺得文體與流俗不同，我們戲說這是“同光體”。有時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夾著一個黃布書包，走到什麼地方去上課，步履穩重，目不斜視，學生們都投以極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實(光潛)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當時他才從歐洲學成歸來。他講“文藝心理學”，其實也就是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還沒有出版，也沒有講義，他只是口講，我們筆記。孟實先生的口才並不好，他不屬於能言善辯一流，而且還似乎有點怕學生，講課時眼睛總是往上翻，看著天花板上的某—個地方，不敢瞪著眼睛看學生。可他一句廢話也不說，慢條斯理，操著安徽鄉音很重的藍青官話，講著並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奧玄虛的美學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鑽入學生心中。他顯然同魯迅先生所說的那一類，在外國把老子或莊子寫成論文讓洋人嚇了一跳，回國後卻偏又講康德、黑格爾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深通西方哲學和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美學流派，而對中國舊的詩詞又極嫻熟。所以在課堂上引東證西或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感扞格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身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人說”，到現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