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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逝世前一年，他的作品巧合的選擇了一些流動的事物，比如飄搖的麥田，凌空而至的群鷗，旋轉詭異的星空，陰鬱曲折的樹林與花園。在這些變化極大是作品中，他畫下了安靜溫柔和諧的鳶尾花，使我們看見了畫家那沉默的內在之一角。
梵谷逝世100周年了，使我想起從前在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管參觀的那一個午後，下起公園中那一片鳶尾花，想起他給弟弟的最後一句話：“在憂思中與你握別。”也想起他信中的兩段感人的話：
一個人如果夠勇敢的話，康復乃來自他內心的力量，來自他深刻忍受痛苦與死亡，來自他之拋棄個人意志和一己愛好。但這對我沒有作用：我愛繪畫，愛朋友和事物，愛一切使我們的生命變得不自然的東西。
苦惱不該聚在我們的心頭，猶如不該積在沼池一樣。
對於像梵谷這樣的藝術家，他承受巨大的生命苦惱與挫折，卻把痛苦化為歡歌的力量、明媚的顏色，來撫慰許多苦難的心靈，怪不得左拉要說他是“基督再世”了。
翻譯《梵谷傳》和《梵谷書簡》的余光中，曾經說到他譯《梵谷傳》時生了一場大病，但是“在一個元氣淋漓的生命里，在那個生命的苦難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煩憂，是他大人之大愁，消自家之小愁。”
我讀《梵谷傳》和《梵谷書簡》時數度掩卷長嘆，當梵谷說：“我強烈地感到人的情形仿佛如同麥子，若不被播到土裡。等待萌芽，便會被磨碎製成麵包!”誠然讓我們感到生命有無限的悲情，但在悲情中有一種莊嚴之感!
不受人惑
有一位貧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著眼前的一片麥田，對那個人說：
“那現在從麥田那邊走過來，撿一粒你在田裡撿到的最大的麥子，但是，不准回頭，如果你撿到了，這整個的麥田就是你的了。”
那人聽了心想：“這還不簡單!”
於是從田間小路走過，最後他失敗了，因為他一路上總是拋棄那粒較大的麥子。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象徵了人的欲望永遠不能滿足，以及缺乏明確的判斷力。如果用這個故事來看流行的觀念，我們會發現在歷史的道路上，每一時代都有當年的流行，當人在更換流行的時候，總以為是找到了更大的麥子，其實不然，走到最後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種“順流而行”，是無法回頭的。當人們走過一個渡口，要再繞回來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時間。像現在流行復古風，許多設計都是五十年代，離現在已經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經不再。
我並不反對流行，但是我認為人的心裡應該自有一片土地，並且不能渴求找到最大的麥子(既使找到最大的麥子又如何呢?最大的和最小的比較起來，只不過是差一截毫毛)，這樣才能欣賞流行，不自外於流行，還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來有極強大的勢力，卻往往是由少數人所主導的，透過強大的傳播，消費主義的誘惑，使人不自覺地跟隨。
我常常對流行下定義：“流行，就是加個零。”如果我們在百貨公司或名店看到一雙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標價的時候以為多看了一個零，那無疑是正在流行的東西。那個多出來的零則是為流行付出的代價。過了“當季”、“當年”，新流行來的時候，商品打五折或三折，那個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別崇仰那些以自己為流行的人，像攝影家郎靜山，九十年來都穿長袍，沒穿過別樣的衣服;畫家梁丹豐，五十年來都穿旗袍，發行人王效蘭，三十年來都穿旗袍，他們不追逐流行，反而成為一種“正字標記”，不論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信心的人，有本質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有的少女一年換了幾十次頭型，如果頭腦里沒有東西，換再多的頭也不會美的。
流行貴在自主，有所選擇，有所決斷。我們也可以說：“有文化就有流行，沒有文化就沒有流行。”對個人來說是如此，對社會來說同樣也是如此。
我們中國有一個寓言：
有一天，呂洞賓下凡。在路邊遇見一個小孩子在哭泣，他問小孩子：為什麼哭呢?小孩子就說：因為家貧，無力奉養母親。我變個金塊，讓你拿回去換錢奉養母親。呂洞賓被孩子的孝思感動，隨手指著路邊的大石頭，石頭立刻就變成了金塊。當他把金塊拿給孩子時，竟被拒絕了。為什麼連金塊你都不要呢?呂洞賓很詫異。孩子拉著呂洞賓的手指頭說：我要這一支可以點石成金的手指頭。
這個寓言本來是象徵人的貪心不足，如果我們站在流行的立場來看，小孩子的觀念是正確的，我們寧可要點石成金的手指而不要金塊，因為黃金有時而窮(如流行變換莫測)，金手指可以緣源不絕。
那麼什麼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對文化的素養、對美學的主見、對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的與品質並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講流行講得最好的，沒有勝過達摩祖師的。有人問他到震旦(中國)來做什麼?他說：
來尋找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一個人如果有點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麥田裡的麥子都差不多大，那麼，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梵谷逝世100周年了，使我想起從前在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管參觀的那一個午後，下起公園中那一片鳶尾花，想起他給弟弟的最後一句話：“在憂思中與你握別。”也想起他信中的兩段感人的話：
一個人如果夠勇敢的話，康復乃來自他內心的力量，來自他深刻忍受痛苦與死亡，來自他之拋棄個人意志和一己愛好。但這對我沒有作用：我愛繪畫，愛朋友和事物，愛一切使我們的生命變得不自然的東西。
苦惱不該聚在我們的心頭，猶如不該積在沼池一樣。
對於像梵谷這樣的藝術家，他承受巨大的生命苦惱與挫折，卻把痛苦化為歡歌的力量、明媚的顏色，來撫慰許多苦難的心靈，怪不得左拉要說他是“基督再世”了。
翻譯《梵谷傳》和《梵谷書簡》的余光中，曾經說到他譯《梵谷傳》時生了一場大病，但是“在一個元氣淋漓的生命里，在那個生命的苦難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煩憂，是他大人之大愁，消自家之小愁。”
我讀《梵谷傳》和《梵谷書簡》時數度掩卷長嘆，當梵谷說：“我強烈地感到人的情形仿佛如同麥子，若不被播到土裡。等待萌芽，便會被磨碎製成麵包!”誠然讓我們感到生命有無限的悲情，但在悲情中有一種莊嚴之感!
不受人惑
有一位貧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著眼前的一片麥田，對那個人說：
“那現在從麥田那邊走過來，撿一粒你在田裡撿到的最大的麥子，但是，不准回頭，如果你撿到了，這整個的麥田就是你的了。”
那人聽了心想：“這還不簡單!”
於是從田間小路走過，最後他失敗了，因為他一路上總是拋棄那粒較大的麥子。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象徵了人的欲望永遠不能滿足，以及缺乏明確的判斷力。如果用這個故事來看流行的觀念，我們會發現在歷史的道路上，每一時代都有當年的流行，當人在更換流行的時候，總以為是找到了更大的麥子，其實不然，走到最後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種“順流而行”，是無法回頭的。當人們走過一個渡口，要再繞回來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時間。像現在流行復古風，許多設計都是五十年代，離現在已經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經不再。
我並不反對流行，但是我認為人的心裡應該自有一片土地，並且不能渴求找到最大的麥子(既使找到最大的麥子又如何呢?最大的和最小的比較起來，只不過是差一截毫毛)，這樣才能欣賞流行，不自外於流行，還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來有極強大的勢力，卻往往是由少數人所主導的，透過強大的傳播，消費主義的誘惑，使人不自覺地跟隨。
我常常對流行下定義：“流行，就是加個零。”如果我們在百貨公司或名店看到一雙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標價的時候以為多看了一個零，那無疑是正在流行的東西。那個多出來的零則是為流行付出的代價。過了“當季”、“當年”，新流行來的時候，商品打五折或三折，那個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別崇仰那些以自己為流行的人，像攝影家郎靜山，九十年來都穿長袍，沒穿過別樣的衣服;畫家梁丹豐，五十年來都穿旗袍，發行人王效蘭，三十年來都穿旗袍，他們不追逐流行，反而成為一種“正字標記”，不論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信心的人，有本質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有的少女一年換了幾十次頭型，如果頭腦里沒有東西，換再多的頭也不會美的。
流行貴在自主，有所選擇，有所決斷。我們也可以說：“有文化就有流行，沒有文化就沒有流行。”對個人來說是如此，對社會來說同樣也是如此。
我們中國有一個寓言：
有一天，呂洞賓下凡。在路邊遇見一個小孩子在哭泣，他問小孩子：為什麼哭呢?小孩子就說：因為家貧，無力奉養母親。我變個金塊，讓你拿回去換錢奉養母親。呂洞賓被孩子的孝思感動，隨手指著路邊的大石頭，石頭立刻就變成了金塊。當他把金塊拿給孩子時，竟被拒絕了。為什麼連金塊你都不要呢?呂洞賓很詫異。孩子拉著呂洞賓的手指頭說：我要這一支可以點石成金的手指頭。
這個寓言本來是象徵人的貪心不足，如果我們站在流行的立場來看，小孩子的觀念是正確的，我們寧可要點石成金的手指而不要金塊，因為黃金有時而窮(如流行變換莫測)，金手指可以緣源不絕。
那麼什麼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對文化的素養、對美學的主見、對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的與品質並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講流行講得最好的，沒有勝過達摩祖師的。有人問他到震旦(中國)來做什麼?他說：
來尋找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一個人如果有點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麥田裡的麥子都差不多大，那麼，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