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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哥金水消失在洪水之中，消失在貧困的歲月里，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他是我發誓要離開家鄉的最堅強的動力。
我永遠背負著親人的亡魂在這個世界逃亡，金水、爺爺……
父親一直鼓勵我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去。每次他帶著我在田野里勞作時，就會對我說，你要好好讀書呀，否則就會像我一樣在這裡苦一輩子！他要我向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他們學習，考上大學才有前途，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那時他們分別在總參某部和上海工作，據說他們都討了白白的上海女人做老婆，過著幸福的日子。
那兩個叔公是我的榜樣，可是我並沒有像父親期待的那樣好好讀書。
上了初中後，我的成績就急轉直下，原因是我迷上了寫作。我在筆記本上寫著我自己認為是詩歌的東西，其實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後來又迷上了小說，我偷偷地寫信給遠在南平的表姐秋蘭，讓她給我寄來了大量的文學雜誌，那些文學雜誌毒品一樣讓我上癮，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最後，我也開始學習寫小說了……
寫作的確是一種毒。
我承認我中毒太深，無可救藥。
我的學習成績越來越差，離父親的期望越來越遠，我不敢面對父親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讀書的錢是怎麼辛苦賺來的。很多時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條野狗一樣在鄉村田野里遊蕩。
我的脾氣也越來越煩躁，經常因為一點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墮落，父親和老師的教育已經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條無望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最後的結果就是我沒有能夠考上大學。父親在深夜裡沉重的嘆息讓我慚愧，儘管他總是安慰我，說考不上大學不要緊，打銅也是賺口飯吃，打鐵同樣也是賺口飯吃。我卻知道，那不一樣，不一樣！在我許多同學興高采烈地拿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悄悄地跟堂叔李文養去做泥水匠的學徒了。李文養當時是我們那裡很有名的包工頭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還有堂哥李土土。那時，李文養在大山深處的一個村里承包了一棟樓房的建設。
那段時間我變得沉默寡言，而且會突然做出一些驚人的舉動來。我會在休息時從建了一半的二樓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養見狀對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摔死了，我怎麼向你父親交代！”
我流著淚對他說：“我死了又怎麼樣！我這樣沒用的人死了又怎麼樣！”
李文養無語了，他理解我內心的痛苦。
在那裡幹了幾個月後，我離開了那個山村，離開了李文養，回到家報名參軍了。我離開那裡，是因為一個叫蘭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話。蘭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兒，她和父親一起打理著那個小吃店。我經常在小吃店裡喝悶酒。那個晚上，我喝得有點多了，就在那裡胡說八道。蘭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對我說：“你總是這樣喝酒有什麼用？我看得出來，你和他們不一樣的，你不應該一輩子當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補習，繼續考大學，實在不行，就去當兵！”蘭珍的話使我下了逃離故鄉的決心。
那又是我一次成功的逃亡。
當我坐上汽車離開故鄉時，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車後面哭喊著追趕我，我的父母親和弟弟們在追著她，淚水迷濛了我的臉……我要不混出個人模狗樣來，還有臉回來嗎？
我對部隊有很深的感情，它讓我成長，成長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我整個青春時光都在部隊裡度過，我在部隊收穫了寶貴的人生歷練，有傷口，也有軍功章。二十多年的軍旅生涯讓我從一個青澀的少年變成了一個鐵打的漢子。就是後來離開了部隊，我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二○○四年，我離開了部隊，脫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軍裝。我開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沒有讓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選擇做一個自由職業者。
幾年來，我混得灰頭土臉。
剛剛開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頭的蔡極鴻先生合作開了一家潮州菜館，我無法忍受商業操作中的一些潛規則以及自私貪婪的商人本質，最後我退出了合作。後來我到唐神傳播旗下圖書公司當總編輯，幹了幾個月後，也灰溜溜地離開了，因為只知道幹活，而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問心無愧，我走時，我手下幾個員工都哭了，他們幫我提著我的東西，把我送出辦公樓時，我看了看高遠的天空，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再後來，和北京的興安先生和書商賀鵬飛合作開了一家圖書公司，最後還是不歡而散，一年多時間，我付出了很多，收穫的卻是冰冷的嘆息……為什麼我總是混得灰頭土臉？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是個直性子的人，我不知道如何適應這個商業社會。
其實我是一個人在和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對抗，這個社會不需要你的鐵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俠義柔腸……在我的內心恢復平靜後，我決定再不從事商業活動，我不是那個料。在一個大雪飄飛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個小招待所里，呼吸著污濁的空氣，寫了一篇題為《仇恨是不可救藥的絕症》的文章，我記得文章里有這樣的話：“一切都漸漸平淡，生活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粗暴而改變過，只是讓自己越來越疲倦，越來越遠離人群，越來越懷疑自己。很多時候其實自己就是一個堂吉訶德，總是在和風車作戰，自己把自己當個英雄，結果在別人眼睛裡是個傻瓜。總是作出無謂的犧牲，因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於一個簡單的詞：‘仇恨’！很小的時候，現實告訴我，你要學會仇恨，那樣你會變得殘暴，殘暴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威懾別人，但是經常弄得自己傷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藥的絕症！我決定放棄心中的仇恨，做一個平和的人，與世無爭的人，微笑的人，坦蕩的人。仇恨使人變得自私，變得面目猙獰，變得睚眥必報，變得提心弔膽！”
我也記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這篇文章後寫下的一段話：“在我心目中，西閩一直是個英雄。因為，這位兄弟敢作敢為，敢恨敢愛。我曾經說過，他的性情中既有嫉惡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說，他是有大愛和大恨的人。現在人們喜歡唱：One night in Bejing，我留下許多情。而西閩在那個北京之夜，可能獲得的是一種對世俗庸人卑鄙靈魂的頓悟。現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擁有平和寧靜的心態。我知道，他一定是經歷種種‘惡’的磨練。他是一個有著淳樸兒童心態的兄弟，於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嫉惡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兒童長大了，就會發現成人的醜陋。西閩這個少年英雄終於看清了這點。他在這種頓悟中，一定經歷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說的英雄，發現世界上都是別有用心的綿羊，必須經歷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樣。這是一個長著邪惡腦袋的綿羊吃老虎的時代啊。”
我不是什麼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種情結。夢想成為古代的英雄，騎著高頭大馬，一桿長槍挑遍天下敵手。那是我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古代那樣的英雄永遠不會再有，個人英雄主義在當代越來越沒有意義。現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標準，我達不到的標準，比如在很多人眼裡，有錢有勢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
我永遠背負著親人的亡魂在這個世界逃亡，金水、爺爺……
父親一直鼓勵我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去。每次他帶著我在田野里勞作時，就會對我說，你要好好讀書呀，否則就會像我一樣在這裡苦一輩子！他要我向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他們學習，考上大學才有前途，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那時他們分別在總參某部和上海工作，據說他們都討了白白的上海女人做老婆，過著幸福的日子。
那兩個叔公是我的榜樣，可是我並沒有像父親期待的那樣好好讀書。
上了初中後，我的成績就急轉直下，原因是我迷上了寫作。我在筆記本上寫著我自己認為是詩歌的東西，其實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後來又迷上了小說，我偷偷地寫信給遠在南平的表姐秋蘭，讓她給我寄來了大量的文學雜誌，那些文學雜誌毒品一樣讓我上癮，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最後，我也開始學習寫小說了……
寫作的確是一種毒。
我承認我中毒太深，無可救藥。
我的學習成績越來越差，離父親的期望越來越遠，我不敢面對父親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讀書的錢是怎麼辛苦賺來的。很多時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條野狗一樣在鄉村田野里遊蕩。
我的脾氣也越來越煩躁，經常因為一點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墮落，父親和老師的教育已經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條無望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最後的結果就是我沒有能夠考上大學。父親在深夜裡沉重的嘆息讓我慚愧，儘管他總是安慰我，說考不上大學不要緊，打銅也是賺口飯吃，打鐵同樣也是賺口飯吃。我卻知道，那不一樣，不一樣！在我許多同學興高采烈地拿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悄悄地跟堂叔李文養去做泥水匠的學徒了。李文養當時是我們那裡很有名的包工頭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還有堂哥李土土。那時，李文養在大山深處的一個村里承包了一棟樓房的建設。
那段時間我變得沉默寡言，而且會突然做出一些驚人的舉動來。我會在休息時從建了一半的二樓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養見狀對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摔死了，我怎麼向你父親交代！”
我流著淚對他說：“我死了又怎麼樣！我這樣沒用的人死了又怎麼樣！”
李文養無語了，他理解我內心的痛苦。
在那裡幹了幾個月後，我離開了那個山村，離開了李文養，回到家報名參軍了。我離開那裡，是因為一個叫蘭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話。蘭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兒，她和父親一起打理著那個小吃店。我經常在小吃店裡喝悶酒。那個晚上，我喝得有點多了，就在那裡胡說八道。蘭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對我說：“你總是這樣喝酒有什麼用？我看得出來，你和他們不一樣的，你不應該一輩子當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補習，繼續考大學，實在不行，就去當兵！”蘭珍的話使我下了逃離故鄉的決心。
那又是我一次成功的逃亡。
當我坐上汽車離開故鄉時，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車後面哭喊著追趕我，我的父母親和弟弟們在追著她，淚水迷濛了我的臉……我要不混出個人模狗樣來，還有臉回來嗎？
我對部隊有很深的感情，它讓我成長，成長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我整個青春時光都在部隊裡度過，我在部隊收穫了寶貴的人生歷練，有傷口，也有軍功章。二十多年的軍旅生涯讓我從一個青澀的少年變成了一個鐵打的漢子。就是後來離開了部隊，我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二○○四年，我離開了部隊，脫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軍裝。我開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沒有讓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選擇做一個自由職業者。
幾年來，我混得灰頭土臉。
剛剛開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頭的蔡極鴻先生合作開了一家潮州菜館，我無法忍受商業操作中的一些潛規則以及自私貪婪的商人本質，最後我退出了合作。後來我到唐神傳播旗下圖書公司當總編輯，幹了幾個月後，也灰溜溜地離開了，因為只知道幹活，而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問心無愧，我走時，我手下幾個員工都哭了，他們幫我提著我的東西，把我送出辦公樓時，我看了看高遠的天空，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再後來，和北京的興安先生和書商賀鵬飛合作開了一家圖書公司，最後還是不歡而散，一年多時間，我付出了很多，收穫的卻是冰冷的嘆息……為什麼我總是混得灰頭土臉？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是個直性子的人，我不知道如何適應這個商業社會。
其實我是一個人在和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對抗，這個社會不需要你的鐵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俠義柔腸……在我的內心恢復平靜後，我決定再不從事商業活動，我不是那個料。在一個大雪飄飛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個小招待所里，呼吸著污濁的空氣，寫了一篇題為《仇恨是不可救藥的絕症》的文章，我記得文章里有這樣的話：“一切都漸漸平淡，生活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粗暴而改變過，只是讓自己越來越疲倦，越來越遠離人群，越來越懷疑自己。很多時候其實自己就是一個堂吉訶德，總是在和風車作戰，自己把自己當個英雄，結果在別人眼睛裡是個傻瓜。總是作出無謂的犧牲，因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於一個簡單的詞：‘仇恨’！很小的時候，現實告訴我，你要學會仇恨，那樣你會變得殘暴，殘暴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威懾別人，但是經常弄得自己傷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藥的絕症！我決定放棄心中的仇恨，做一個平和的人，與世無爭的人，微笑的人，坦蕩的人。仇恨使人變得自私，變得面目猙獰，變得睚眥必報，變得提心弔膽！”
我也記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這篇文章後寫下的一段話：“在我心目中，西閩一直是個英雄。因為，這位兄弟敢作敢為，敢恨敢愛。我曾經說過，他的性情中既有嫉惡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說，他是有大愛和大恨的人。現在人們喜歡唱：One night in Bejing，我留下許多情。而西閩在那個北京之夜，可能獲得的是一種對世俗庸人卑鄙靈魂的頓悟。現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擁有平和寧靜的心態。我知道，他一定是經歷種種‘惡’的磨練。他是一個有著淳樸兒童心態的兄弟，於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嫉惡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兒童長大了，就會發現成人的醜陋。西閩這個少年英雄終於看清了這點。他在這種頓悟中，一定經歷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說的英雄，發現世界上都是別有用心的綿羊，必須經歷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樣。這是一個長著邪惡腦袋的綿羊吃老虎的時代啊。”
我不是什麼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種情結。夢想成為古代的英雄，騎著高頭大馬，一桿長槍挑遍天下敵手。那是我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古代那樣的英雄永遠不會再有，個人英雄主義在當代越來越沒有意義。現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標準，我達不到的標準，比如在很多人眼裡，有錢有勢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